爱华网数十年收集老照片，出版《当历史可以观看》 “《老照片》把这些原本就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下的大大小小的人物，重新呈现在一个真正‘没有尊卑之别’的‘舞台’上：他们在演绎各自人生的同时，也交织出了一幅别样的时代画卷。”谈及自己十几年编辑、出版《老照片》的生涯，主编冯克力对时代周报记者坦承初衷。 在其最新出版的《当历史可以观看》中，冯克力再一次通过17篇文章分享了多年来征集、编辑老照片的亲历亲闻—讲述“照片遭遇之种种”，回顾老照片被抄检、被藏匿、被销毁、被涂改的历史。冯克力喜欢借美国文化评论家、小说家苏珊·桑塔格的话阐述自己这么做的理由：“所有的照片，都会由于年代足够久远而变得有意味和感人。” “全息”性，照片的魅力所在 摄影术诞生前，形象记录社会生活场景的功能多由绘画承当，但绘画再写实也不可能如实地还原一切。与此相对，一旦相机的快门被按下，取景框里的一切便巨细无遗地被记录下来，这使得每一张照片都具有某种特定的“全息”性，观看者则根据自己的偏好看其所看，从中获得自以为有趣的信息。 “观看者对于照片信息的关注与选择，往往与拍摄者的主观愿望大异其趣。有时摄影者作为画面的主体呈现给人的，观看者却熟视无睹，反而是画面里那些毫不起眼的什物触动了他的神经。”冯克力说。 书中举例，著名摄影家李振盛先生曾拍摄过一组反映“四清”运动的照片，记录1965年黑龙江阿城县农村开展“四清”运动的场景。李先生当时是黑龙江日报社的摄影记者，是带着宣传“四清”运动大好形势的使命进行这次采访的。在其所拍的一张照片里，两个富农分子低着头、弓着腰站在台上接受批斗，身上穿着破棉衣，看上去与叫花子没什么两样。 “这身破衣烂裳，对于原本希望这张照片所能诉诸读者的感情—如激发对富农分子的义愤与仇视等—几乎具有某种颠覆性。而被批斗者身上已露出棉絮的破棉裤和破棉袄，又是摄影者在拍摄这张照片时很难避开的。这些细节或者信息虽与照片所要表达的主题无关乃至相悖，但在摄影师按下快门的那一刻，也不可避免地被定格在了画面里，这就为后人提供了另一种观看的可能。”冯克力这样解释。 折射民族与国家历史 自19世纪下半叶摄影术传入中国后，大大小小的照相馆，先是在通商口岸继而又在内地城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中国人最初面对镜头时难免有些紧张，但很快，摄影术在这个崇尚宗族与家庭观念的国度里担负起特有的功能—每逢节庆或难得团聚时，有条件的家庭，往往到照相馆或请摄影师到家里，留下一张合影。 冯克力说，《老照片》刊出过各种各样难以计数的家庭合影。“这些不同时期的家庭合影，在《老照片》里构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折射出了不同时代的伦理与风貌，为后人研究中国家庭乃至社会时代的变迁，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资料。” 《当历史可以观看》中举了个例子。这是一张拍摄于20世纪初的祖孙三代的合影，地点在山东烟台。据冯克力分析，照片明显呈现出导演摆布的痕迹：案几的左右两边分别放置着代表新式生活的煤油灯和闹钟，中间摆着水烟袋、紫砂壶和一对青花小碗。“想来主人家中但凡有点时髦或有些‘品位’的什物，都摆到了面前的桌子上。” 历经差不多一个世纪后，今天的观看者分明要感谢那位精心的“摆布者”，正是由于他的导演，呈现了一个世纪以前烟台民众的生存状态和生活细节。“有时照片里毫不起眼的一什一物，都有可能成为那个时代经济发展、中外交往和社会变迁的有力佐证。” 冯克力说，一张照片、一段往事，虽然叙说的只是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经历，看似微不足道，同时也于不经意间折射出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的历史。没有“民”何来“族”？没有“家”又何来“国”？说到底，民族和国家是无数个人、无数家庭的集合。 除家庭合影之外，冯克力还特别注意到一些“有意思”的照片。“这‘意思’不是别的，正是后来历史演变所赋予、所附加于照片的那些价值。” 给他留下最深印象的一张老照片拍摄于1935年，地点在当时的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照片定格了一位幼儿园女教师带着一群孩子在草坪上做游戏的瞬间。冬日阳光暖暖地洒在年轻女教师娟秀的面庞上，孩子们笑得无邪欢乐。“这幅照片之所以如此触动我，还因为它以独有的语言向我们讲述了一个特定的时代—抗战前的民国社会的日常生活。” 有趣的“不宜发表” 书中收集的一些老照片在当年曾被批示为“不宜发表”：有些是因为颠覆了原来的许多表述、令“历史成见”尴尬；有些还曾长时间内被编入“敌档”。“不少老照片在历史教科书中很难见到，但也正因为这样又为我们重新解读历史提供了证据，让历史变得更加丰满、生动。”冯克力说。 书中有几幅有趣的当年“不宜发表”的老照片。其中一幅，是毛主席与著名社会学家潘光旦先生在一起。照片上，潘光旦见毛主席来到面前，遂拄着拐杖从座位上欠起身，用握着烟斗的另一只手撑着桌面，微笑着与毛搭话……就是这样一幅极富现场感与时代意味的新闻照片，只因领袖背对镜头，从而被归入“不宜发表”之列。 除了有被判为“不宜发表”的照片外，更多照片经历了被抄检、被藏匿、被销毁、被涂改的命运。 据冯克力讲述，一位周颖女士曾回忆，家中书房墙上曾挂了一幅“文革”前夕、中央首长接见某次会议人员的合影，其父在合影之列。这张照片一直镶在镜框里，挂在家中。随“文革”深入，照片里的中央领导相继被揪出、打倒。父亲先将照片从墙上摘下，收了起来，后又担心“造反派”万一抄家见到，会说他没与党内那些“大走资派”们划清界限。“忽然有一天，父亲又找出了那张长长的照片，铺在桌上，看了很久，想了许久，然后拿起钢笔，把上面已被打倒的领导人挨个涂抹掉。此后，只要广播里点一个人的名，父亲就用小刀刮掉一个（大概是觉得钢笔的颜色盖不住）。再后来，父亲反而不去刮了，因为打倒的太多了……” 冯克力：细节传递时代信息 实不相瞒，这些年编辑为了《老照片》出去约稿，不知多少次听人慨叹，家中原先有很多照片，可惜“文革”抄家时被洗劫一空。民国年间有条件经常照相的人家，要么在社会上有一定地位，要么家庭经济境况比较殷实，而这样的人家，正是那场“革命”所要整肃的。 照片被抄检、被藏匿、被销毁、被涂改的历史，其实古今中外都有。尤其是在中国，罚没、抄家的事情古来有之，遇到改朝换代的关口，更是频频发生。因为照片中有名不见经传的外国人，我们就需要将照片藏匿；因为曾经和被打倒的领导人合影，照片就必须销毁；这一切已经能说明这个社会病了，照片成为反映社会出问题的一种载体。 在我看来，照片本身其实是不应该承担这样一些责任的。今天这样的问题不再出现，说明社会越来越进步了。 从这些年编辑老照片的经历看，我们不得不承认，今天我们的近现代史教育严重滞后了。以抗日战争为例，长期以来，在我们的正史叙述里，在各种版本的历史教科书里，对抗日战争中正面战场的描述语多轻蔑。一说到国民党正规军的将士，要么在日军的攻势面前“不堪一击”，要么就专与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制造摩擦”。但是我们在《老照片》中刊出的一些照片显示，国民党当年也是认真抗争的，他们同样在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老照片打破成见的事例其实还有很多。所以我经常说，这就是照片的魔力！而且不用多，有时一张就够了。事实上，这些年，无论是《老照片》还是学术研究，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已经越来越趋于客观了，但是在教科书上还没有得到很好的呈现。如今的读者早就可以通过其它各种渠道了解历史，死守“历史成见”只会适得其反。
陈丹青为我作序说，《老照片》一举勾销了摄影与照片的异同，同时，公众与私人、历史与家庭、阅读与观看的关系，均告合一。我想这就是我们的目标。 对《老照片》来说，从公众与私人来看，中国传统正史的叙事，只专注于朝代更替之类的“经国大事”，往往忽略百姓日常生活的细节，殊不知这些司空见惯的细枝末节，其实是在默默生聚并传递更深层次的时代信息。 比起那些“宏大叙事”来，百姓的家藏老照片显然保留了更多的个体生命的温度。我们要注意，这温度既是个体的，同时也是时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