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拖延症”打牌日记确有其事？恋爱不忘保持冷静？
豆瓣上流传过一组《胡适日记》。说胡适留学时日记里成日都是“打牌”，偶尔下决心“不能再这样想去了”，过了几天还是“打牌、打牌、打牌啊打牌”。年轻人看着高兴，直呼：“大师也曾年轻过！”为自己的拖延症找到一个新借口。 胡适日记里确实有过“打牌”，但不是网络流传的样子。大师当然年轻过，但是大师年轻时是什么样子？“大师”两个字，说得轻而易举，真的有人知道胡适“大师”在何处吗？学者邵建撰书《胡适的前半生》，从他出生时的资料整理起，一直追溯到1927年。是年，胡适36岁，按他享年近72岁计，正好是人生的一半。相比今人动辄“大师胡适”这样空洞的论调，认真寻找青年胡适，或者对现在的年轻人而言是个最能进入胡适人生的方法。 老成少年糜先生 胡适幼年体弱，快到五岁的时候还不能跨过一个七八寸高的门槛。胡适因为体弱不能跟其他孩子一起玩耍，母亲的教育是只要他念书，不准他乱跑乱跳。胡适自小也的确爱读书，他常常觉得奇怪，为什么周围的孩子情愿挨骂挨打也不愿意读书？ 体弱、好静、爱读书，胡适从小就是文绉绉的样子，老辈们都说胡适“像个先生的样子”，于是给他个外号唤作“糜先生”。这个外号让胡适幼年就有一种“自我定位”。他在《四十自述》中写过一个细节：“有一天，我在我家八字门口和一班孩子‘掷铜钱’，一位老辈走过，见了我，笑道：‘糜先生’也掷铜钱吗？’我听了羞愧得面红耳赤，觉得大失了‘先生’的身份！”儿童的游戏和玩乐就这样远离了胡适。甚至连十多岁的时候村里孩子组织戏班，胡适也只能演诸葛亮之类的文角。只有一次演了《水浒》里的史文恭，被花荣一箭从椅子上射下来，胡适说：“这算是我最活泼的玩意儿”。 1910年，胡适去美。后来他总结，自己最大的收获就是成了“乐观主义者”： “美国人出自天真的乐观与朝气给了我很好的印象……我不能避免这种对于人生持有喜气的眼光的传染，数年之间，就逐渐治疗了我少年老成的态度。”胡适居然用了“治疗”一词，足见他幼年已经老成得有点不健康了。 胡适提到自己第一次去看足球比赛的情景：“我第一次去看足球比赛时，我坐在那里以哲学的态度看球赛时的粗暴及狂叫欢呼为乐。而这种狂叫欢呼在我看来，似乎是很不够大学生的尊严的。但是到竞争愈渐激烈，我也就开始领悟到这种热心。随后我偶然回头望见了白了头发的植物学教授劳理先生诚心诚意地在欢呼狂叫，我觉得如是的自惭，以至我不久也就热心地陪着众人欢呼了。” 美国一位白发老教授鹤发童心，当年五岁的胡适却早早学起老人心态变成了“糜先生”，这种状态的比较，其实也映衬了美国与中国两种不同文化的态度。 尽管在美国学习乐观，也放开了学“欢呼”，但是“糜先生”的影响一直存在，胡适一生的表现都是冷静理性的。公认他是彻底的“自由主义者”，这种自由主义，其实是用理性获得的最终判断。 打牌日记的自律考据 豆瓣上所谓天天打牌的胡适日记，实系杜撰。查找胡适日记和打牌有关的内容，提到“打牌”大约是1911年6月至9月间。没有任何一篇日记是一天都只打牌，而是白天读书学习之余的消遣，例如：“读《马太福音》八章至九章。书作寄李辛白。天热不能做事，打牌消遣。”还有一天是：“作《康奈耳传》结论，约三百余字，终日始成；久矣余之不亲古文，宜艰如是也。打牌。”基本上应该是做了一天正事再打牌。 至于下了戒牌决心之后再去打牌，则从来没有。1911年9月5日，胡适日记写到了“戒牌”：“昨日，与金涛君相戒不复打牌。”此后胡适的留学日记中，确实没有打牌记录。当时胡适正在学自己不擅长的农学，也许是学习没有兴趣以打牌开解也未可知。从农学院转到文学院之后，胡适日记明显充实了不少，所遇所读都有大篇幅思考。胡适和今天的“拖延症患者”们，还是不一样。 打牌是否沉迷，其实是自律和自控的问题。年轻时的胡适并非圣人，凡事都能自制，他也有过一段“堕落年代”，1908年，胡适在中国公学读书，学生血气方刚和校方闹纠纷，胡适也参与其中，不少学生因此被开除，胡适虽不在其列，却义愤填膺地主动退学了。没有学可上，家中也遭遇变故，大哥二哥分家，胡适表示自己能自立不要家中产业，一来二去，胡适成了一个“混”在上海的年轻人。 胡适在“藏晖室日记”的开头写：“余自十月一日新中国公学沦亡以来，心绪灰冷，百无聊赖，凡诸前此所鄙夷不屑为之事，皆一一为之。”《四十自述》中，胡适又说：“在那个忧愁烦闷的时候，又遇上一班浪漫的朋友，我就跟着他们堕落了。”“鄙夷不屑为之事”，就是打牌、喝酒、叫局、吃花酒。 胡适1910年阴历初六一则日记可见其“堕落之状”：“乃敲门而入，伎人皆披衣而起，复欲桂粱打牌。桂粱以深夜惊人清梦，此举遂不可却。余又同局，是局至天明始终。是夜通夜不寐，疲极矣，然又不敢睡。六时以车独归，强自支持，改学生课卷三十册。”如此一个局接一个局地跑，和今天的夜店青年也有几分相似。这段“堕落时光”持续到1910年阴历二月。触动胡适改变的是他进了巡捕房。一天夜里他醉了坐车回家，拉车的车夫见到醉酒之人就心生歹意，掏走了胡适的钱和马褂。胡适察觉出来反抗，车夫拉着车子就跑了，胡适因为追车夫还追掉了一只鞋。迎面过来一个巡捕，见他不冠不履，浑身泥水，便用电灯照他。醉酒的胡适就开口大骂。巡捕怒，二人就打了起来。巡捕无法制住这醉汉，只好叫了一辆空马车，把胡适带到巡捕房，关了起来。天明时胡适发现自己醒在了巡捕房。最终胡适被判赔偿被打的巡捕养伤费五块大洋。 狼狈至此，胡适才清醒过来。他辞去职务，还清债务，准备参加当年的留美庚考，之后顺利考中。“堕落”到此为止。 1922年胡适在一则日记里提到了当年在妓女房里的厮混: “打茶围”—坐在妓女的房里，嗑瓜子、吸香烟，谈极不相干的天。”他对这段经历的最终评语是：“于我的性情最不相近。” “以女子交际，减吾孤冷之性” 众所周知，胡适14岁就和邻村姑娘江冬秀订婚，26岁应聘为北大教授后成婚，一生就只有一段婚姻。但是关于他的“绯闻”一直不少，坊间甚至给他整理出了六位绯闻女友。青年胡适的日记里提到最多的女性是韦莲司。绯闻真真假假，历来仔细的考据不少，胡适年轻时提到的和韦莲司交往的弯弯绕，倒是颇值得玩味。 1914，胡适在康乃尔大学毕业前夕，去了趟女生宿舍，回来翻开日记本记录：“今夜始往访一女子”，重点是这个“始”。四年大学中，胡适第一次去了女生宿舍。 去女生宿舍的感想洋洋洒洒一大篇，但是没有香艳也没有荷尔蒙气味，全是胡适在冷静思考自己从小和女性的关系。胡适父亲早逝，由母亲长大，小时候亲近的亲人是外祖母、两个姨母、大姐，一个被女人包围的男孩。 “吾久处妇人社会，故十三岁出门乃怯恇如妇人女子，见人则面红耳赤，一揖而外不敢出一言，有问则答一二言而已。”离乡读书以来，胡适少有男女交往。在美国，认识的也多是女性长辈。年轻女孩的群体，“乃几裹足不敢入也”。 “其结果遂令余成一社会中人，深于世故，思想颇锐，而未尝不用权术，天真未全漓，而无高尚纯洁之思想，亦无灵敏之感情。吾十年之进境，盖全偏于智识（Intellect）一方面，而于感情（Emotions）一方面几全行忘却，清夜自思，几成一冷血世故中人……拟今后当注重吾感情一方面的发达。吾在此邦，处男女共同教育之校，宜利用此时机，与有教育之女子交际，得其陶冶之益，减吾孤冷之性。” 所以，去了女生宿舍之后，胡适觉出自己相较一般年轻人，有点不通人情且冷血，结论是要好好利用自己在美国的时间“锻炼”和女孩的交际。这篇日记写完不久，胡适最重要的绯闻女友韦莲司出现在日记里，他应邀参加友人婚礼一位 “吾友维廉斯女士”陪同。一般都认为这个“维廉斯”就是 “韦莲司”。 韦莲司和胡适的爱情传得轰轰烈烈，一般的说法是两人相互爱慕，胡适有婚约在身未能成婚，韦莲司为了胡适终身未嫁。韦莲司在一个小岛上孤独地死去，遗物里完好无缺地保存了胡适的书信和稿件。 因为“有教育之女子交际，得其陶冶之益，减吾孤冷之性”的想法确立之后，胡适很快就和韦莲司来往，邵建在《胡适的前半生》中认为胡适的动机未免有点“不仗义”，似乎是把韦莲司当成了“药”。 1937年，有男士向韦莲司求爱，韦把这件事告诉了胡适，：“在我一生之中，除了和我父亲的感情之外，我最感念的是认识了你，并有短短的一段时间，和你共同成长。你……在心智上和精神上给我的启发都远比他多，但在实际上想保护我和照顾我的意愿却不如他”，语气算得上怨妇。胡适在这埋怨赏给了一条眉批:“这就是我说，我们两个都很自私的缘故。”当韦莲司感叹自己“老了”时，胡适这样回答:“对我来说，你是永远不会老的。我总是把你想成一个永远激励启发她朋友思考的年轻的克利福德（Clifford）。我会永远这样想念你的。”两人诉求并不一致，韦莲司提到了“一生”和“保护”，胡适说的是“永远激励”的朋友。 唐德刚对胡适和韦莲司关系的评价是：“适之先生是位发乎情、止乎礼的胆小君子。搞政治，他不敢‘造反’；谈恋爱，他也搞不出什么‘大胆作风’。”但他认为留学期间的胡适真追过韦莲司。夏志清给《胡适杂忆》写的序言却认为：“胡适既是‘止乎礼’的胆小君子，看样子并没有同韦莲司谈过什么恋爱，虽然二人通信很勤……细读《留学日记》，胡适诚然爱同有脑筋的洋女子谈话、通信，可是一点也看不出同她们有论婚嫁之意。” 有婚约在身，再谈恋爱总归是有点激情澎湃。而胡适对于自己是否会放纵、是否要放纵，年轻的时候就认真纠结过。1921年8月26日日记中，胡适提到了对于“gay”的探讨。单词“gay”本意是“快乐、欢愉”，相比“joyful”等单词，略略多些“快活、放荡”的意思。日记中说，饭桌上主人为胡适看手相，判断他受感情和想象的冲动大于受伦理的影响。“虽可以过规矩的生活，虽不喜那种（gay）的生活。”但是胡适认为自己并非没有放纵的能力，只是自己没有做：“但我能放肆我自己，有时也能做很gay的生活这一层也很真，但外人很少知道的。我没有嗜好则已，若有嗜好，必沉溺很深。我自知可以大好色，可以大赌。” “可以”，最后没做，似乎应该理解为“自制”。胡适一生中的确都没有大好色大赌过。往好了说，这是理智冷静，往坏了说，这就是“胆小君子”。无论如何，血气方刚时一直维持冷静，实在是非常特别的青年岁月。和胡适后来一贯的理智、冷静、客观一脉相承。 爱国癫 1915年2月到5月之间，国内抗日情绪高涨，留美的中国学生也一样。北美的中国留学生热情讨论“二十一条”，呼喊“对日宣战”。《中国学生月报》上，经常可以看见豪言壮语：“吾辈非战即死！”“决一死战！”的义愤填膺。 胡适却不同，他“甚为焦虑”，决定向全体同学写一封公开信。他几十年后回忆，自己写信的那晚，原本打算睡下，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所以索性起身奋笔疾书，“书至夜分二时半”，所要表达的，是反战态度。 胡适在这封公开信中发明了一个词：patriotically insane，邵建翻译为“爱国癫”:“此刻，余要说上述言论完全是疯话。吾辈情绪激动，神经紧张，理智失常，可以说得了‘爱国癫’。诸位，在此危急关头，情绪激动是决无益处的。激动之情绪，慷慨激昂之爱国呼号，危言耸听之条陈，未尝有助于国。吾辈自称‘学子’、‘干材’，若只是‘纸上’谈兵，则此举未免过于肤浅。” 义愤填膺地要求开战，是不负责任的言论，这是胡适的想法：“此刻言及对日作战，简直是发疯。我何以作战？主笔先生说，我有100万敢决一死战之雄狮。且让大家来看一下事实。”他认为中国仅有12万士兵谈得上是训练有素，但装备极为窳劣。而且，海军没有战斗力，最大的战舰也是一个三等的巡洋舰，排水吨位仅4300吨。以这样的军备开战，“其后果，不仅于国无所改观，而且所得只是任人蹂躏！任人蹂躏！再任人蹂躏！”开战不切实际的情况下，不能战。胡适还没有投到杜威门下，已经无师自通地摸到了冷静的实用主义。 结果可想而知，“卖国”的帽子扣上头来，胡适日记中记录自己被围攻：“邝煦堃君（《月报》主笔）诋为‘木石心肠，不爱国。’谌湛溪（《战报》主笔）来书云:‘大著结论……东亚大帝国之侯封可羡。” 唐德刚在写到这段的时候也不赞同胡适：“一个国家如果在像‘二十一条要求’那种可耻的紧急情况之下，她的青年学生还能‘安心读书’，无动于衷，那这国家还有希望吗？不过胡适之先生是个冷静到毫无火气的白面书生，他是不会搞革命的；抛头颅、洒热血是永远没有他的份的，所以他这些话对热血青年是不足为训的。” 胡适并非不爱国。对战况，他梦中都在关心：“日来东方消息不佳。昨夜偶一愁思，几不能睡。梦中亦仿佛在看报找东方消息也。”在另一封投给美国《外观》杂志的稿件中，胡适说：“余作为一个中国人，深知同胞之志气与抱负，因此余敢断言：任何想要在中国搞日本统治或管理之企图，无异于在中国播下骚乱和流血的种子，未来的一段岁月中国将鸡犬不宁。”但开战他仍认为不切实际：“目前之中国，对于任何外来‘武装’之要求，不管其是如何的不近情理，确实没有能力去抵抗。然而无论是谁，如果他想要鼓吹以日本对中国的管理权或保护权来求得‘维持东方局势之稳定’，那么，他定将看到年青而英勇的热血流遍我华夏之共和国！” 胡适一直反对盲目爱国。罗素在反对国家强迫征兵被庭判违反“祖国防卫法”，剑桥大学将之除名。胡适对此的评论是：“爱国，天下几许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胡适谨慎面对“爱国”，是反对空口说大话的人，反对用别人的性命为自己英勇买单，更看重“最大化利益”，其想法放到今天，恐怕也要被批得头破血流。如何真正维护国家利益，胡适的出发点是“实际”。虽是一家之言，或可供今日青年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