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组织理论探讨可采取两种途径。一方面，我们可像任何一门科学那样，对所谓的组织实体进行合乎事实的正确描述，并对组织行为进行解释，包括组织行为在哪些环境下有效、哪些环境下无效，以及特定组织设计方案的有效性与它们必须适应的环境之间的相关性。这正是第2章正文所采用的组织理论的“基本科学”式途径。 另一种途径就是，我们可以把组织理论看成是为组织设计提供指导，就像建筑学为设计建筑物提供指导，工程学为设计机器和结构提供指导一样。上述基本科学与工程学之间其实并不存在冲突，只不过观点中有一处显著不同。科学关心的是建立起支配各种系统行为的各种“规律”；而工程学关心的则是设计出能完成期望目标的系统。在本章的评论与延伸中，我们更要换一种途径，即从工程学或设计的角度来审视组织理论。“谚语”和组织设计 我们再考虑一下第2章里比较引人注目的“谚语”。古典组织理论声称，只要组织设计满足这些“谚语”，组织就有成效。我们在正文中已经指出，这些古典原则彼此相互矛盾，所以不能成为一门科学的基础，除非我们能通过研究确定，每一条谚语在什么环境下可以占有什么程度的优势。 但是如果从工程学角度而不是从科学角度考虑，同样的问题就变得容易多了。从工程学的新角度，这些谚语并不是颠扑不破的规律，而仅仅是设计的指导原则而已。比方说，“你在评价某一有关专业化的计划时，要考虑指向相同目标的活动、采用相同过程的活动以及在同一地点开展的活动等的聚合程度如何”。 设计师要灵活地应用这些指导原则，仍然需要第2章所提出的科学知识，也就是了解各种指导原则各自在什么环境下特别重要。在古典组织理论中最主要的困难在于，它一心一意想发现组织的绝对“原理”，它将永远适用于一切组织。在当今的组织学教科书上，这些“组织原理”仍然频频出现，不过，它们已经渐渐成为相对原则，因为人们经过不断的批判和实证研究发现，在不同的环境下实现不同职能，需要不同的组织设计。权变理论：使组织适应环境
正如威廉·迪尔在这类早期研究中所指出的，一家为多行业用户生产多种产品的制造厂商，如果要生存和发展下去，其组织方式必然与为同一类用户生产单一产品的厂商不同。21伍德沃德、伯恩斯、斯塔尔克、佩罗、汤普森、劳伦斯、洛尔施等很多人，22做了更多的研究工作，已经积累了关于组织对环境的适应问题的大量信息。 在这些研究过程中，有高举“权变理论”旗帜的人。这种理论的中心观点是：哪些要素构成有效的组织结构，取决于组织标的及社会和技术环境。此主题会在本书中反复出现。比方说，在第11章的评论与延伸部分，我们会探讨组织形式与环境和任务的关系。在该评论与延伸中有一个案例：1948年经济合作署成立，该联邦机构主要负责管理向西欧国家提供援助的马歇尔计划，该案例强有力地说明，目标与组织结构之间是如何相互影响的。我在这里先做一些初步评论。 对经济合作署的研究强调，组织设计与解决其他问题一样，必须先找到适当的模式表现该问题的具体情境。除非设计者对该问题已有既定的表现模式（该类问题他们以前遇过多次），否则首先要找出这种表现模式，然后才能把注意力转移到问题的解决上。23由于起初，经济合作署的标的非常含混，而且各备选标的之间又相互冲突，所以导致各种矛盾的再现模式的形成。只有根据该机构的任务要求对这些再现模式进行检验，并且全员看法达成一致，该组织的形式才能确定下来。要想稳定组织内部的决策过程，大多数决策参与者要能对该组织及其标的持有共同的看法。 在第11章的评论与延伸中讨论的第二个组织案例是某商学院的组织形式。它对任务的一种表述，来源于支持和形成商业实务的种种科学（例如经济学、社会学、运筹学、心理学和计算机科学）；而另一种截然不同的表述则是来自应用科学知识的组织和管理的“真实”世界。一所商学院或任何专业学院要求的是，对任务的表述，要在科学领域对公司的描绘和实务领域对公司的描绘之间，保持高度一致。设计结构与过程 正如解剖学和生理学为生物研究提供了新的途径那样，结构和过程研究也为组织研究提供了新的途径。绝大多数研究组织与环境关联性的学者，都强调组织的稳定结构特性。而本书更加周密地考察组织的适应机制：决策制定过程和沟通系统是如何充当组织与环境之间的媒介的。我们举两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此观点在商业组织设计上的应用。 会计组织24 多年前我们做了一项广泛研究，旨在决定各公司的会计系统应该如何组织，才能最大程度地帮助各营运主管制定决策和解决问题。回答这一问题之前，必须先决定各营运主管制定了哪些重要决策，会计资料如何帮助制定这些决策，以及在决策制定过程的哪些时刻提供会计资料最管用。我们详细地观察了多家公司的实际决策制定过程，确定了各个重要组织层级如副总裁级别、厂部经理级别、厂内部门经理级别等所需的确切数据。这样，对会计部门而言，每一层级又提出了不同的沟通问题。 先对特定组织层级的资料需求进行分析，然后发展出会计部门的一般组织模式，从而有效地向各营运主管提供资料。例如，我们建议，在生产部门层级上安排一个或几个完全精通实际操作的会计分析师，帮助部门主管通过每月的成本报表来了解并追踪成本状况。另一方面，我们建议在更高层级上设立几个分析小组，并安排到具有战略意义的位置上。它们的主要任务不是处理周期性报告，而是做专业研究：分析营运方法和设备的可能变化所带来的成本和收益。 我们目前主要关心的不是这项研究的发现，而是这项研究对组织设计和重组技术的意义。 （1）这项研究的基础，是考察真实的决策制定过程和决策点。 （2）我们提出的会计部门组织模式，是围绕会计部门提供信息并影响营运决策的任务建立起来的。 （3）我们不是通过组织结构图的正式变动，而是通过改变沟通模式，也就是沟通对象、沟通频率和沟通信息等，来落实组织变迁的建议。 产品开发 在最新技术基础上开创的行业，一般要经历以下几个典型的产品开发和改进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产品改进的主要动力通常就是新技术本身及支持该技术的科学。所以，当计算机行业处于这个阶段时，行业领导地位基本上取决于计算机存储器和电路上的基本技术改进，而这一改进又源于固态物理学的进步成果，以及计算机硬件系统结构方面的基础研究。而在此之后的一个阶段，如何适应终端用途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产品改进的主要问题了，例如为顾客提供合适的应用软件。 对这两个阶段里新思路的来源进行的分析表明，这两个阶段需要不同类型的研究与开发技能，工程技术部门与环境之间的沟通也要采取不同的模式。从长期观点来看，大多数（幸存的）企业固然是迫于外界的压力，才进行适当的组织改革，但是，对产品开发过程进行系统的组织分析，往往能加速这些改革的进程，并为组织带来更多利润。 组织研发活动中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把两种不同来源的信息汇集在一起。这两种来源分别是：作为主要应用技术基础的科学，以及决定产品终端用户需求的环境。但这又回到我们在上一小节提到的组织问题。职业学院与研发组织所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如何将不同的远程信息源所产生的关键决策信息综合在一起。 以上两个例子说明，本书提出的主要分析法，是要对组织活动所需决策以及决策前提进行细致而真实的描述。为此，我们需要一些词汇和概念，采用比以往组织分析中朴素的智慧更加根本的方式来处理组织问题。注释 1 关于目前人们接受的“原则”的系统说明，参考Gulick and Urwick, op.cit.，or L.Urwick, The Elements of Administration（New York：Harper＆Brothers，1945）。 2 Gulick，“Notes on the Theory of Organization，”in Gulick and Urwick, op. cit.，p.9. 3 This point is discussed by Herbert A. Simon in“Decision-Making and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4：20-21（Winter，1944）. 4 Gulick，“Notes on the Theory of Organization，”p. 9；L.D.White,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New York：Macmillan，1939），p.45. 5 Frederick W. Taylor, Shop Management（New York：Harper＆Bros.，1911），p.99；MacMahon, Millett, and Ogden, The Administration of Federal Work Relief（Chicago：Public Administration Service，1941），pp.265-268，and L.Urwick在“Organization as a Technical Problem，”Gulick and Urwick, eds.，op.cit.，pp.67-69中描绘了英国军队组织的实践。 6 关于限制管理幅度这一主张的典型辩解，请参考L.Urwick, op.cit.，pp.52-54。 7 Cf. Schuyler Wallace, Federal Departmentalizatio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41），pp.91-146. 8 Op. cit.，p.21. 9 如果这种说法正确的话，那么想要证明某种活动由于与单一目的有关所以属于单一部门的尝试，注定要失败了。请参考John M.Gaus and Leon Wolcott,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the U.S.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Chicago：Public Administrative Service，1941）。 10 Op. cit.，p.23. 11 应当注意，Gulick关于专业化分工的分析，大多隐含着这种区分（op.cit.，pp.15-30）。但由于他只举市政府部门为例，而且常提“分组活动”而非“分工”，所以这些类型的相对特征在讨论中不是太明显。 12 Report of the Machinery of Government Committee（London：His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1918），p. 7. 13 Sir Charles Harris，“Decentralization，”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3：117-133（Apr.，1925）. 14 Gulick，“Notes on the Theory of Organization，”in Gulick and Urwick, op. cit.，pp.21-30；Schuyler Wallace, op.cit.；George C.S.Benson，“Internal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l：473-486（Autumn，1941）. 15 MacMahon, Millett和Ogden的专著（op.cit），同其他已经发表的行政管理研究论著相比，也许更接近管理描述中所需要的思辨深度。请参考该书关于总部与办事处关系的讨论。 16 关于效率原则及其在管理理论中的地位的详细论述，请参见Clarence E.Ridley and Herbert A.Simon, Measuring Municipal Activities（Chicago：International City Managers’s Assn.，2nd ed.，1943），尤其是第1章和第2版序言。 17 Herbert A. Simon and William Divine，“Controlling Human Factors in an Administrative Experiment，”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1：487-492（Autumn，1941）. 18 F. W.Taylor, On the Art of Cutting Metals（New York：American Society of Mechanical Engineers，1907）. 19 Great Britain, Ministry of Munitions, Health of Munitions Workers Committee, Final Report（London：H. M.Stationery Office，1918）；F.J.Roethlisberger and William J.Dickson, Management and the Worker（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9）. 20 Ellery F. Reed, An Experiment in Reducing the Cost of Relief（Chicago：American Public Welfare Assn.，1937）；Rebecca Staman，“What Is the Most Economical Case Load in Public Relief Administration？”Social Work Technique，4：117-121（May-June，1938）；Chicago Relief Administration, Adequate Staff Brings Economy（Chicago：American Public Welfare Assn.，1939）；Constance Hastings and Saya S.Schwartz, Size of Visitor‘s Caseload as a Factor in Effcient Administration of Public Assistance（Philadelphia：Philadelphia County Board of Assistance，1939）；H.A.Simon et al.，Determining Work Loads for Professional Staff in a Public Welfare Agenc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ureau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1941）. 21 W. R.Dill，“Environment as an influence on Managerial Autonomy，”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2：409-443（1958）. 22 这类文献中的介绍性著作是W.H.Starbuck主编的书：Organizational Growth and Development（Harmondsworth, Middlesex, England：Penguin Books，1971），especially Starbuck’s introductory essay，“Organizational Growth and Development，”chap.9 by D.S.Pugh, D.J.Hickson, C.R.Hinings, and C.Turner，“The Context of Organization Structures，”and the bibliography at the end of Starbuck’s volume。 23 解决问题和其他认知工作的再现模式，可参考chap.3 of Human Problem Solving, op.cit.，and in J.R.Hayes and H.A.Simon，“Understanding Written Problem lnstructions，”in L.W.Gregg, ed.，Knowledge and Cognition（Potomac, Md.：Erlbaum Associates，1974）。 24 此处论述的依据是the report of a study carried out in collaboration with Harold Guetzkow, George Kozmetsky, and Gordon Tyndall, Gentralization v.Decentralization in Organizing the Controller’s Department（New York：Controllership Foundation，19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