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通常行事谨慎的监管者之间爆发激烈的口水战后，对于亚洲企业上市对全球证交所重要性的任何残存疑虑，都应该被驱散。
首先，美国证监会(SEC)主席克里斯托弗·考克斯(Christopher Cox)在北京引起由当地企业首席执行官和政界人士组成的听众的震惊。他指责中国企业不在纽约上市是“试图避免更为严格的监管标准”。
考克斯还更进一步称，不进入全球最大的资本市场，可能使中国的资本主义面临与清王朝同样的命运——清王朝的统治在1911年被流血事件终结。
这些无所顾忌的言论，招致了香港证监会主席韦奕礼(Martin Wheatley)的愤怒回应。韦奕礼是伦敦证交所(LSE)前任高级管理人士。
韦奕礼驳斥了有关香港吸引大量中国企业上市是因为监管比较宽松的说法。他认为在国外上市，只不过是面子上好看一些而已。
不过，人们还是应该原谅考克斯的不满。考克斯在2005年11月发表上述评论时，5年来全球规模最大的首次公开发行(IPO)与纽约擦肩而过。
中国建设银行(China Construction Bank)决定在香港进行规模高达92亿美元的IPO，此举敲响的警钟，比纽约证交所(New York Stock Exchange)任何一次开盘钟声都更为响亮。
许多亚洲的投资银行家、律师和分析师认为，如此巨大规模的交易得以成功，证明无论在什么地点，日益全球化的资本流动都有办法参与大规模IPO。
他们主张，继安然(Enron)、世通(WorldCom)丑闻之后，美国的监管比以往更加严格，企业成本也更为高昂。权衡利弊，亚洲企业还不如只在本土市场上市。
如果这种观点被证明是正确的，对纽约证交所和伦敦证交所吸引亚洲最佳企业上市的努力而言，将意味着一场灾难。纽约证交所是亚洲大型企业传统的上市场所，而伦敦证交所正觊觎这一宝座。
这样的结果，对于这两家争夺全球首选上市王位的股票交易所而言，将不仅仅是声望受到打击。
由于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增长速度高于全球其它地区，未来几年，来自该地区的大型企业必将出现一波上市浪潮。错过这样的商机，可能会影响纽约证交所和伦敦证交所的财务业绩。
并不令人意外的是，西方交易所的代表不赞同这种观点。
他们坚称，尽管企业一向通过本土市场筹集多数资金，但海外上市能带来国际知名度。
纽约证交所执行副总裁诺林·卡尔汉(Noreen Culhane) 在韦奕礼发表上述言论之后写道：“达到（美国的严格）要求，是对纽约证交所上市企业的质量、信誉和品牌非常正面的反映。全球投资者把在纽约证交所上市视为实力和领军地位的象征、诚信标志和信心源泉。”
问题在于，亚洲企业愿不愿意承担伴随此等名望的高得多的成本。
据信，中国最大银行中国工商银行(ICBC)等一些公司正考虑在香港和纽约或伦敦两地上市，就是为了突出其良好的公司治理状况。
但对于许多其它公司而言，财务费用、法律风险以及为了符合《萨班斯-奥克斯利法》(Sarbanes-Oxley)所付出的管理时间都是过高的门槛。这部严格的新法于2002年出台。
一家在纽约证交所上市的亚洲公司的财务主管最近估计，与《萨班斯-奥克斯利法》相关的额外成本，每年高达数千万美元。
遵守美国规定的负担，是伦敦证交所用以吸引更多亚洲公司上市的重要论据。
伦敦证交所称，在伦敦上市使亚洲公司能够向国际投资者表明，它们在不必承担《萨班斯-奥克斯利法》压力的情况下，也能达到很高的监管标准。
在吸引韩国公司上市方面，伦敦获得了一些有限的成就。乐天百货(Lotte Shopping)最近完成了韩国规模最大的IPO，在伦敦证交所和首尔证交所两地上市，总共筹集了35亿美元的资金。
但迄今为止，伦敦证交所仍未能吸引到它所期盼的大量中国公司上市。
总体而言，中国非科技类公司都选择在香港上市，只有科技类公司选择在纳斯达克上市，因为那里的估值较高，且具备专业投资者基础。
在亚洲股市行情不断上涨，而全球基金经理手头现金充沛的情况下，要让中国乃至亚洲其它地方的公司改变主意，除了口水战之外，监管机构还须付出更多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