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南起复兴门内大街,北至阜成门内大街,西自西二环路,东邻太平桥大街,南北长约1700米,东西宽约600米……这就是近年来名声渐起的北京金融街。自2004年以来,作为北京金融核心功能区,金融街先后吸引了20家外资金融机构入驻,2005年,金融街更是“贵客”临门,高盛、美洲银行、摩根大通、加拿大皇家银行、瑞士银行5家国际金融巨头也决定入驻这条“东方的华尔街”。
相信2006年金融街会更加热闹,而这只是中国金融业开放的一个缩影而已。不过,令我们疑惑的是,这些金融大鳄的到来在促进了金融市场活力的同时,也恶化了中国金融业的竞争环境？ “混血”也疯狂 2001年12月,当中国政府代表签下了入世协议的时候,中国金融业内便有了“狼来了”的呼声,然而“狼”已来了几个年头,金融业的开放在这带着恐慌,又略有兴奋的呐喊中已经渐渐为我们所接受、熟悉。 国务院体改办副主任李剑阁曾在“中国发展论坛年会”上指出,在金融业开放方面,大致顺序是保险业为首,其次是银行业、证券业放在第三位。而在实践中,似乎是后面两者的开放更加吸引人们的注意。 2004年12月11日,根据入世承诺,中国对国内保险公司的保护彻底终止,从该日起,外资保险机构在中国开设分支机构将不受地域和数量的限制。1992年,作为第一个进军中国保险市场的外资保险公司——友邦保险公司,获中国人民银行颁发的营业执照,在上海经营寿险及非寿险业务。随后,外资保险纷纷前来“寻宝”。 根据保监会统计,外资保险公司数量已由2000年的14家增至2005年的40家。此外,外资保险的市场份额也有所上升,2005年,外资保险公司实现保费收入341.2亿元,占全年总保费收入(4927.3亿元)的6.92%。而2004年,外资保险所占市场份额只有2%左右。 从宏观上,外资保险公司数量和市场份额的逐步提高已经显示了其咄咄逼人的气势,从微观上,汇丰控股的全资子公司汇丰保险增持平安9.91%的股份,并以19.9%的持股比例坐上第一大股东的交椅,更显示了外资保险公司觊觎中国保险市场的野心。 不过,外资保险虽然积蓄了一定的能量,但毕竟国内保险市场的垄断色彩还未褪去,根据中国保监会在官方网站上公布的2004年1-7月全国24家财产保险公司和28家寿险公司的保费收入与市场份额,外资保险公司尽管从数量上超过了内资公司,但从保费收入和市场份额上看,中资保险公司仍然处于绝对领先的地位。其中,寿险公司里中资保险公司所占的市场份额超过97%,而中资财险公司所占的市场份额更是超过了98%。 随着中国全面开放保险市场,更多的外资公司把中国作为其最大的目标市场。业内人士指出,外资公司的产品设计能力和市场细分能力是它们的绝密武器。 银行业的开放也是循序渐进。自2001年起,中国已全面放开外汇业务,2003年12月,将外资银行人民币业务的客户对象扩至中资企业。目前,已有25个城市允许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并批准了大众、通用、福特和丰田等四家公司在国内从事汽车金融业务。 随着国外金融巨头参股国内商业银行,中国银行业的入世承诺已经“超额完成”。2005年一年内,美国银行30亿美元获得建设银行9%的股份;苏格兰皇家银行斥资31亿美元收购中国银行10%股权;美国高盛、安联集团与工商银行也达成35亿美元的交易,后者出让9.9%的股权。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的三大都已纷纷完成了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的“股改”,中国银行业的开放可谓高歌猛进,除了国有商业银行,其他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各地方的城市商业银行也让外资垂涎欲滴,截至2005年,已有25家外资银行向中国20家中资银行投资入股(其中有些银行或投资人入股多家中资银行)。 与银行和保险行业相比,证券业对外资开放的速度和广度要小得多。根据2001年中国加入WTO的协议,外资参股国内证券业将分三步走:一开始只能占有33%的股份,3年之后(2004年)可增持至49%,5年之后(2006年)可达控股指标51%。在2005年之前,只有2004年,高盛提前曲线进入中国,高华证券与高盛合资成立高盛高华证券,前者持股67%,后者持股33%。截至目前,国内合资券商有六家,分别是中金公司、中银国际、华欧国际证券、长江巴黎百富勤证券、海际大和证券和高盛高华证券。根据最新资料,已有34家境外机构获得QFII资格,18家中外合资基金管理公司。 2005年下半年,外资参股证券公司的消息也不绝于耳,瑞士联合银行宣布准备入股北京证券,以挽救这家亏损的证券商;摩根大通宣布计划通过收购辽宁证券,进入中国市场;大摩与山西证券接洽股权收购事宜…… 虽然这些计划暂时未能实现,但金融业开放的大势已经不可改变。2006年1月31日,由商务部、证监会等五部委联合发布《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开始实行,象征着中国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开放。 《管理办法》发布后,沪深股市反响强烈。业内纷纷认为,《管理办法》的出台将增加外资的战略性并购,外资并购将从短期的题材炒作转向较长期的实质性并购。可以说,相对于实施了3年多的QFII制度,《管理办法》的出台为中国金融业的开放提供了更为广阔的通道。 国泰君安将市盈率在30倍以下公司按并购潜力系数进行排序,选择出排名前113家上市公司。从这113家上市公司的行业分布来看,金融服务业位居资源类行业、资产类行业、零售业之后,其中,5家上市银行中就有4家银行进入并购潜力排名前113家公司的行列。 事实已经摆在眼前,金融业的另一扇大门已经开启,当外资可以深入中国金融企业内部,进而要谋取话语权的时候,他们的面目会有巨大的转变。 蛋糕给谁吃？ 面对外资对我国金融机构的如此垂涎,人们的担忧油然而生。中国的金融开放如同一场盛宴,欧美的绅士们体面地光临,在品尝了一番美味后尚可从容离去,或许在觥筹交错中,我们可以听到一些零散的“秘笈”,可大宴宾朋的我们必须承担全部买单的代价。 有人给汇丰银行算了一笔账:根据交通银行半年报,该行2005年上半年净利润46.05亿元,税前利润68.84亿元,比2005年同期增长173.5%。按此估计,汇丰银行当年就可从交通银行的利润中分得20亿元左右,按照这个速度,汇丰在5年内就能收回投资。 然而更应该让我们警惕的是它对交行的控制力在无声无息地增长。“交行的信用卡业务,全部由英国人说了算。”交行一位普通员工透露。控制新兴的利润增长点,是外资进入后的一大战略。汇丰拥有目前单一外资股东最高19.9%的股份,同时还得到监管层的默许,在未来政策许可下可增持到40%,获得相对控股的地位。 “上限投资”是汇丰控股(0005,HK)在中国投资的基本策略。2005年11月,汇丰晋信基金管理公司获批成立,其持有49%的股权是现行政策中的上限。在保险领域,汇丰控股在成为平安保险第一大股东后,其在内地金融业的累计投资金额增至308亿人民币,成为内地金融业的头号买家。对于在中国金融业“遍地开花”的投资行为,汇丰的意图已经“路人皆知”——进入通道越多,将来的机会越多。入股、增持、控股、改组、控制……这是一条依稀可见的路径。 国内股市的低迷,业务范围的严格限制也没有改变外资收购国内“问题券商”的决心,因为在它们的眼中,“牌照”是无价的。相对于银行和保险的渠道,证券业内的人力资源显得更加重要,因此,先获得牌照,再进行人员整合,是国外投行的短期目标。而其强大的资金实力、研发能力及其品牌对高端项目的吸引力,都将在长期显露,不战而胜。虽然国内券商在政府的指挥棒下,也曾出现过一系列的“航空母舰”,但是随着君安、南方、银河……陆续病危或者倒下,又有谁还敢对非市场化下形成的证券业巨头抱以多大希望？ “当高盛、大摩在市场直接争夺你的老客户时,你用什么来挽留？”一位供职于国内某著名证券公司的人士委婉地道出了对国内券商现状的担忧,尽管该公司在产品开发上尚处于国内前列。 因此,需要我们思考的不是“汇丰”们每年能从国内金融市场分得多少利润,而是它们在未来中国金融业的地位。在制造业全球分工的背景下,由于劳动力价格的低廉和技术研发的严重不足,中国企业多数扮演了“国际代工者”的角色。同样,随着金融业的开放,中国的金融机构也面临同样的危险——缺乏自主创新的技术,最终沦落为外国资本在中国的“办事处”。如果事实果真如此,那么中国庞大的金融机构只能作为国际金融巨头的“代销点”,销售其提供的先进的金融产品,它们的生存手段也就只剩下提取一些微薄的手续费而已。 资本的本性是逐利,这本无可厚非。实力雄厚的国际金融资本正放眼全球,寻找新的增值机会。而事实就是,它们的确获得了这样的机会,并且轻而易举地坐在了价值链的上游。中国金融业在国际金融价值链上的地位岌岌可危,这话并不是危言耸听。国际金融资本正在利用中国金融业开放这个“大好契机”,渗透到这个巨大的市场,并悄悄地占领直至实质上的垄断。或许在一开始会仍给你一些“胡萝卜”,看着也挺有营养价值,但是当最有价值的部门、最核心的技术和最有创新能力的研发队伍掌握在它们手中时,我们还剩下什么讨价还价的资本？ 民资的抑郁 20多年前,中国经济不仅向外资敞开了大门,对国内的民营资本同样也积极支持,正是这一竞争性领域向民营资本的逐步开放,激活了社会底层的经济细胞,成就了今天持续的活力。反观中国的金融改革,对外开放轰轰烈烈,对内开放却步履蹒跚。难怪有一位民营金融机构的老总感叹,本土的民营资本要跨入上海这一“国际金融中心”的大门,难！
一直以来,民营资本一直被拒绝于正规金融业之外,而民间金融也基本处于分散、隐蔽和不稳定状态。难怪有人感慨,政府对民营资本的抑制,使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失去了向金融家转变的历史性机遇。100年前,招商、交行等一批由民族资本家创建的本土银行还拥有和花旗、汇丰等洋银行同台平等竞争的机会。而如?它们回来了,民营资本却还在业外苦苦徘徊。
相比之下,随着中国金融业的开放,外资获得了“超国民待遇”,尤其是2006年2月1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资商业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的正式施行。《实施办法》之所以引起众多的关注,是因为其中关于设立股份制商业银行法人机构的一个必要条件——“发起人股东中应当包括合格的境外战略投资者”,这更加肯定了外资在中国金融改革过程中的不可或缺的地位。 虽然,银监会主席刘明康于2005年明确表示,“在深化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同时,积极鼓励包括民营资本在内的境内外合格的战略投资者参股中资银行”,2006年,又有高层赴浙江调研民间金融的举动,这些对于民营资本似乎是个好消息。不过,与白纸黑字的法规相比,刘主席的一席话至少不具备法律效力。事实就是,在国有商业银行改革面前,外资已经抢在民资前面,先迈出了一大步。 由于金融业自身的特殊性,金融业对于民营资本的开放可谓“小心翼翼”。目前,全国意义上的民营银行只有中国民生银行,并且从规模和影响力看,民生银行似乎更是民营银行的一面旗帜。基本上,政府对于民营资本进入金融业存在严格的抑制,表现在“牌照”的发放和对非正规金融合法性的承认上。 另外,民营资本难以获得金融企业的信任。撇开国有商业银行不谈,小型的城市商业银行也似乎将民营资本看做“梁山好汉”,闯劲有余而谋略不足,与国际金融资本牵手似乎更显其“战略性眼光”。南京商业银行分别于2001年、2006年与国际金融公司、巴黎银行签署了股权转让合同,当属引入外资的城市商业银行中的“明星”。 2005年年底,中国首份地下金融报告的出炉,在另一个层面反映了中国民间金融的活力和作用。中央财经大学发布的《中国地下金融调查》指出,目前我国“地下金融”信贷规模约为8000亿元,如此庞大的资金虽显然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宏观调控,但此类非正规金融机构对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发展起着正面作用。有学者曾经对发展中国家的“非正规金融”进行研究,并从理论角度解释了非正规金融为何拥有正规金融机构难以比拟的良好表现:除了信息优势(贷款人对借款人还款能力的甄别能力较强)、交易成本优势(操作简便、组织灵活,易于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创新)之外,还拥有与中国信用文化紧密相连的担保优势,即借贷双方不仅有信用关系,还处于一定的社会联系中,这种以亲缘、地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联系为非正规金融的存在提供了隐性的担保。
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何时能给民营资本一个公平的市场环境？对外开放27年来,外资已经在中国享受了多种在其本国难以想象的优惠,目前,中资银行的所得税率为33%,而外资银行仅为15%。事实已经证明,民资在众多领域已经开花结果,取得了甚至国有资本也难以匹敌的回报,这已经证明了在市场中摸爬滚打出来的民营资本有着惊人的创造力和生存能力。对于政府而言,保证市场竞争的公平性和有效性,是其义不容辞的责任。 我们还可以向右看,看一下我们的邻国印度。1991年印度政府决定进行银行业改革,最终采取了包括降低准备金等措施在内的多项建议,其中包括大力发展私营银行。1993年,印度中央银行颁布了私营银行的设立标准。从1991-1992年度到1996-1997年度,印度国内私营银行从23家增加到了34家,其分支机构则分别由3887家增加到了4535家。同时,由于政策宽松,非银行金融机构也得以迅速发展。1991-1992年度,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存款总额仅为2043.85亿卢比,而1995-1996年度,这一数字上升为10167.24亿卢比,增幅近398%。 其次改革的主导思路是弱化金融压抑、打破金融垄断,发展私人银行,培育公平、公正的金融竞争的环境。印度银行业改革取得国际市场公认的良好效果,据标准普尔公司公布的评级报告,截至2004年,印度银行的不良资产比率在8%到10%之间,资本充足率达到9%,超出巴塞尔协议1个百分点。 金融原本是市场经济高度发达下的产物,而国内金融业还充斥着浓厚的“计划”色彩,金融产品生产和销售中的管制、金融机构股权交易的管制处处可见。既然中国入世的承诺之一就是金融业开放,让中国的金融业面对世界市场,为何不在外部压力来临之前,先行启动金融业的对内开放,恢复金融行业市场化运作的本来面目呢？一个国家的金融安全不仅取决于其对国际资本的开放度,更离不开国内金融体系的良性运转。其实,吸引民间资本参与商业银行改革、发展中小民营金融机构,对于国有资本占绝对垄断地位的金融业而言,同样也是“开放”。 此时,可能有句话可以代表饱受歧视的中国民营资本的心声:“政府给我一个机会,我会给中国一个奇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