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货币是从交换中演化出来的东西。而我们知道，两种商品的交换比例取决于两个交换者对两种商品的价值判断，每一个交换方对两种商品的价值判断的对比构成其自己的交换底价，底价是一个半开放区间形态，两个开口相反的底价半区间构成一个闭合区间，这就是价格。
由于价值是价值判断的结果，而价值判断是一个主观的东西，因此，价值具有因人而异的主观特征，不具有客观标准。因此，价值并非是事物一成不变的客观属性。这样一来，最终取决于价值判断定价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如此，“货币的定价”本身就意味着要求给出一个客观的价值标准，这其实是一个具有矛盾的要求。
如果你去向货币当局查证本币发行当初究竟是如何定价的，你一定难以得到你所需要的答案。或许，你得到的是以国家机密为由的婉拒，但事实上是并没有一个站得住脚的依据。抑或许多国家的货币当初定价是有根据的，即有一个“本位商品”存在，如黄金存量、白银存量等等。但是，当今的货币已经放弃了以本位商品定价的策略。
货币在某些方面的确像是欠条，但是又的确不是欠条。通常货币发行理论默认货币量由财富存量决定，但是欠条和实物之间没有对应的物质数量关系。借来的东西可能被消费了，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债务关系依然存在，即欠条还在。
亚里士多得说“货币不能增殖”，但多被解释说是亚氏反对货币生息。其实，在亚里士多得那里货币是具有神秘性的东西，他认为没有货币就没有经济，也就是说货币不是经济发展的产物而是经济发展的先导。
这种被亚氏看作“不能增殖“的货币，也就是说其价值是恒定的，反映出货币定价的一种方式，比如本位商品自己担当货币角色。那种“钱生钱”的商业说法，不过是“对货币的所有权带来对更多货币的所有权”而已，但这个“更多”仅仅是指所有权在经济“子域”的分布，总量并不会改变。黄金不论在谁的手里，都不会生出更多的黄金来。把别人的孩子抱养到自己家里不等于自己就可以生出孩子。货币生殖的权力惟一地在货币当局手里，只要货币当局知道如何给货币定价，它也就知道了货币量问题的答案。
另一种理解，如果货币是价值尺度而且被看作是外生变量的话，任何商品生产的增加，都只能导致商品本身的贬值，而总价值量就是货币存量，只要货币当局不增发货币，总价值量就不会增加。《西方经济学的终结》指出，对于一个追求货币增殖的社会来说，货币当局不断增发货币是实现这一社会愿望的惟一渠道。
货币作为价值尺度，和所有其它人类使用的计量方法都不相同。一切计量都不会因为量具的多少而对计量产生变化，但是，货币尺度却会因为货币这个价值量具的多少而对计量结果造成影响。
由于发行时定价的标准问题存在，因此，究竟发行多少货币其实也从货币当局存在之初就存在，但是却是一个伪问题。
在纸币时代，增发货币大家可以明显地、直观地感觉到。纸币历史上因为发行量失控导致的金融危机已经不乏事例了。而到了货币电子化的时代，电子货币的发行的自由度更大，更加难以控制。
货币危机不仅仅是由于货币量是一个伪问题引起的，而且还有信用问题在内。说明这两个方面的突出现实事例有二。其一是南韩的信用卡危机，其二是台湾的“卡奴”问题。
据新华网汉城2005年６月６日电报道：１９９７年，亚洲金融危机袭击韩国，汉江两岸经济遭受重创。韩国依靠经济改革和大力发展信息技术产业等措施渡过了难关。韩国要振兴经济，必扩大内需，而扩大内需，必鼓励消费。通过信用卡这个支付媒介动员消费者消费，被认为是振兴经济的最便捷途径。借振兴经济的东风，韩国的信用卡业登上了新时期经济生活的舞台。自１９９９年起，韩国以每年两三千万张的速度发行信用卡，２００２年信用卡总量突破１亿张，全国１５岁以上消费群体人均拥有信用卡达到３．６张。
然而，信用卡是一把双刃剑，它在给经营业者带来一时的商业利益和给消费者提供便利的同时，也给韩国社会埋下了隐患。信用卡的透支功能，让那些不讲信用的消费者有随时可钻的空子。消费者滥用信用卡的结果就是大面积的透支，透支者以没有正当收入的青少年和下岗失业人员为主，他们因透支额积少成多最终被列为“信用不良者”。
不正当使用信用卡的恶果最终落到经营信用卡业务的企业头上。韩国金融监督院的调查显示，２００３年１０月底，各信用卡公司被拖欠的资金达６．９万亿韩元（约１０００韩元合１美元）。当年，韩国８大信用卡公司出现严重亏损，经营遇到不同程度的困难。最大的ＬＧ信用卡公司经营亏损达１．４万亿韩元，累计信用卡坏账近１０万亿韩元，达到破产的边缘。
韩国政府不得不采取破解信用卡危机的紧急援助计划，企业也采取自救行动。８家债权人提供２万亿韩元的紧急贷款，帮助ＬＧ信用卡公司避免了最终破产的结局。各信用卡公司纷纷减少信用卡发行数量和实行限额消费，堵住信用卡危机的源头。
韩国信用卡业遭遇严重危机是盲目发展、疏于管理所致。韩国政府为了挖掘内需市场潜力，曾通过税收优惠等措施鼓励消费者使用信用卡，但没有制定必要的法规和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以规避信用卡风险。韩国的教训表明，要避免发生信用卡危机，必须建立健康的信用卡结付体系，营造成熟的信用卡市场，同时培育人们健康的信用卡消费心理。
韩国的“信用不良者”到了中国台湾，换了另一个特色术语——“卡奴”。
在深圳同台胞朋友卡拉的时候，常听朋友唱一首闽南语歌，其中唱到“有钱的人用卡多”。这里的“卡”就是信用卡，或者说就是“电子化货币”。但是，几何时“用卡多”却和“穷人”有了联系，却制造出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结果“卡奴”。
何谓卡奴？顾名思义就是信用卡、现金卡的奴隶。在台湾，由于负债累累，每月收入甚至无法弥补当期债务的利息，数十万人沦为“卡奴”。据统计，台湾900多万人拥有信用卡、现金卡，保守估计，其中有40万左右的“卡奴”，上百万人为利滚利的信用卡债务所困扰，有350万人缴不出卡债，平均每个月就有4万人会因刷卡过度成为破产者，而由“卡奴”引发的抢劫银行、自杀等事件频传，信用卡问题已经酿成社会问题。
2005年1到9月份有一个统计，不管是现金卡，还是信用卡，这两个卡的“卡奴”总负债达到8千多亿元新台币，相当于台湾“行政预算”的一半。据台湾“金管会”获得的资料显示，四十万户缴款困难者里有三十三万户是信用卡，平均借款二十四万元新台币，三万户是现金卡。 而在台当局“消基会”公布的岛内2005年度十二大消费新闻里，因信用卡滥用造成卡奴大量增加位列第一。
信用卡在台湾岛内引发“卡奴”问题的原因，有人将之归结为以下几点：持卡人不加节制过度消费；岛内银行滥发信用卡，以至于“只要会呼吸就能办卡”；岛内缺乏个人破产机制，不少银行把债务出售给社会上的讨债公司，讨债公司不择手段，使“卡奴”不胜其扰，很多人因此走上绝路；岛内经济萎靡不振，三成四民众自认贫穷，依靠低门槛的信用卡借贷度日，又无力偿还信用卡与现金卡的债务。
台湾岛内的“卡奴”问题已经演化为政治问题，各个政党纷纷以此为由表达自己的执政主张，电视媒体也连篇累牍，请出名嘴大碗进行讨论分析，纷纷出谋划策。不过，对于台湾岛内已经成为“卡奴”的几十万人来说，这些措施都只是一线希望，即使将来建立起破产制度，有望摆脱债务重压，他们从此也必须节衣缩食地生活。而对于银行来说，降低利率也会增加呆账比例。
货币经济当中，货币参与交换的过程中，货币所有权的转移是瞬间完成的，本来没有货币周转速度这回事。传统货币理论中所谓的货币周转速度，其实不过是交易量问题的一个表象。电子化货币使得货币的支付或者说流通速度趋近于其本来的理论速度——无穷大。
关于货币危机的理论也不断推出，但是仔细比较可以发现，最终都是将危机的原因归结为民众对货币当局的信任危机上，或者说货币信用问题之上。当然，诱因可以是政府过分举债、滥发纸币等等。最终各种危机理论都面对一个抉择：要不要固定汇率制度，何时要？何时放弃？
如果货币危机理论针对的是经济全球化的国际间金融问题的话，比如和进出口联系起来 ，则解决这个问题从理论上十分简单，即实行全球统一的货币就可以彻底消除“汇率”的问题。欧元的诞生可以看作是“世元”的一个演习。这种期盼以统一货币消除汇率波动的理论其实是建立在货币危机主要是汇率问题造成的这一认识之上的，但是，统一的货币在货币流通区内部就不会发生货币危机吗？
比如滥发纸币，其实和汇率问题并无联系，属于单一货币体系之内的事情。在一个独立的经济体域内滥发纸币一样导致货币体系危机，就像历史上所暴发的恶性通涨事例一样。
谈到纸币“滥发”，就有一个怎么发才算“不滥”的问题，没有这个尺度，斥为“滥发”也是无端指责。然而，恰恰是这个尺度，是经济学理论一直拿捏不定没有解决的。也就是说，发现货币的依据是什么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前面提到的韩国和台湾岛内的卡奴现象，其实就是独立经济体域内的无须货币发行造成的，只不过滥发的不是纸币而是电子化货币。严格的货币发行量控制首先要解决“货币是什么？发行依据是什么？”这类基本问题。但由于各种准货币的广泛存在，这个问题并不易解决。央行下放电子货币的发行权限，实践上已经证明弊多利少。
信用卡危机和卡奴问题，其实就是银行系统自己一手造成的。
现代的各种货币危机理论还应用了西方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但是，一般均衡理论并不成立。价格体系的均衡是动态瞬时的、也是处处存在的，“不均衡”在私有制下是一个并不存在的伪问题。
通货膨胀率的最低限度是银行的贷款利率。
如果人们从银行借贷，银行利率决定了货币的基本通涨速度。如果人们相互借贷，而借贷的最低利率也会参照银行的储蓄利率，因为这是一个保本的底线，否则还不如把钱存在银行里保本获息。
货币具有自膨胀功能，即人们都认为货币的服务是要收费的。货币当局将货币投入到经济体内之后，持有货币并将之当作资产的人都认为它应该随着时间而增殖，然而，如果货币当局不再向经济体域内注入增量货币的话，就像亚里士多得所说，货币并不能增殖。
现代的银行，无论是央行还是商业银行，其实都在充当着货币经营者角色，而货币当局其实不应该具有任何商业色彩，即货币向经济体的投放是单向的、无偿的，但现实不是这样。如果货币当局面向居民配发增量货币，而商业银行通过向居民吸储而建立银行业务，那么，利息的存在合理性就顺理成章。如果商业银行的资金来源于货币当局，则利息就具有不合理因素。
如果人们认可货币的自我膨胀，即银行贷款利率具有合理性，那么，货币每年至少要以全国的总贷款利息进行补充。用于货币的服务功能的货币量越多，这种自我膨胀越强烈。因此，借贷活动越是活跃，就需要越多的货币发行量。然而，这个利息的确定货币当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就形成了利率和货币发行量循环决定的自导自演。
以此看来，中世纪欧洲宗教对于收取利息是一种犯罪的解释，也不是一种完全的落后思想，尽管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通过区分高利贷和一般利息对这种原本认为是犯罪的行为进行了妥协。到了凯恩斯时代，凯恩斯发现了禁止高利贷作为一种经济调控手段，也具有积极的经济伦理意义。
但是，由于究竟利率高到什么程度才算是高利贷却是难以定量确定的，因此，高利贷禁令的可操作性无一例外地都极差，最终都是说说而已名存实亡。中古时代的禁令只不过使得高利贷者们的放债行为变得更为隐蔽。而对于一些高利贷者来说，禁令只是一纸空文。
银行自身的利率也是商业利润尺度的一个基本参照系。对于依靠银行信贷经营的厂商来说，只有投资的利润率超过银行的贷款利率他才会考虑贷款，才算是有利可图，否则就是白白给银行打工（《西方经济学的终结》，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P291）。而在投资利润率超过银行贷款利率时，贷款量取决于银行自己，银行愿意放贷多少厂商就敢贷款多少。当然，如《终结》所说银行不是傻子，最终贷款会以厂商的资产作为信用额度的上限。
假如经济发展和货币当局的货币政策有关即和银行放贷水平有正相关关系的话，同样，所谓经济发展也就是一场货币当局的自导自演剧目。
无论是败家子还是守财奴，其实都已经养成了依赖货币的心态。因此，货币体系崩溃的后果是直接摧毁了民众的生活信念，进而摧毁整个社会生活秩序。为此，各国货币当局都担心不已。那些吃过金融危机苦头的国家纷纷向经济学家和金融专家讨教锦囊妙计，而尚未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也未雨绸缪。比如美国几年前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就进行了一次以美国为受害目标的“虚拟金融危机”演习，并根据结果制定危机应对预案。
知道如何应对一个炸弹的爆炸后果固然需要，但是，如果压根就使其不会爆炸不是更好吗？可以做到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