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谁来为农户提供普遍金融服务?



他“不谈主义,只谈问题”,他“以平常之心,做平常之事”,他坚持用脚做学问;他曾获得过“中国经济年度人物”等众多荣誉,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赞誉他为“中国农民的代言人”,而他谦恭地回应:“我只不过是做了一点调查而已。”他就是外号“温三农”的温铁军。不久前,在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的院长办公室里,本刊记者与之对话,倾听他关于农村金融问题的“不同的声音”——

谁来为农户提供普遍金融服务?

——专访 “三农”问题专家、本刊顾问、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

本刊记者 王嘉秀

资金要素稀缺是农村金融问题症结所在

农村信用社经营机制转换难,根源在哪里?信贷员寻租的问题为何屡禁不止呢?一直困扰着众多农村金融改革者和实践者。

对此,温铁军给出了不同寻常的解答。“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以来,农村大量资金流出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缓解,农村现有资金的高价格是必然的。农村的资金总量整体上说是比较少的,资金要素存在稀缺性,定的价也必然比较高,价格高了,产生信贷员寻租。”

“在这样的情况下,农业生产肯定是不能承受在资金极度短缺状况下的高成本,农业必然得不到金融的普遍服务,农户更是不可能了。”

 温铁军:谁来为农户提供普遍金融服务?
他说,土地、资金、劳动力是农业三要素。当前最大的问题,在于如何减少农村资金要素的稀缺性。光去谈经营机制问题,不是要害问题。谁当资金借贷人谁都去寻求最高的利润,谁都愿意拿高利率,资金大量流出了,必然决定利率是高的。

“没有资金要素,就不可能产生市场要求的要素替代,不能产生要素优化组合,大部分农户就得不到金融服务。没有资金要素,三缺一,这牌怎么打?怎么优化要素配置?怎么发展农村市场经济?不出‘三农’问题才怪了!”

引入多元竞争无益于农村金融服务的彻底改善

我国有2.4亿农户,大多数农户是直接从事种养业的,农民的资金需求是小额的、分散的、独立的,而又是近乎无利可图的。他们的金融服务需求谁来满足?这正是温铁军关注的。

当下,有一种说法是,农村金融领域亟须引入多元竞争,只有这样,才能改变农村信用社“一农独大”的局面,农民的金融服务需求才会得到满足。

温铁军并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商业化的金融不可能应对高度分散的、兼业化的农户的信用需求。“农村领域中能产生回报的领域非常之少,搞点经济作物,回报是高,但也有天灾人祸,也不稳定。保险业进不来农村,金融业退出农村。事实上,越是现代要素,越退出农村。不可能指望商业性金融为弱小农户提供普遍服务。”

“即使鼓励多元金融竞争格局,恐怕竞争也会集中在极少的几个能产生高回报的领域,争相支持农村中的富人群体,也不能提供弱势产业——农业和弱势群体——农民所需要的金融服务。”温铁军相信农村缺的不是金融机构,而是普遍的金融服务。

“据调查,民间金融大部分不在农业生产领域中,农业生产领域中的民间金融只占20%左右。解放前民间金融唱主角,但都是高利贷金融,不是平价资金,道理很清楚,农村的资金要素是极度稀缺的。再者,在农村仍然有8亿人口的规模,有一部分转移了,但劳动力仍然过剩,劳动力要素的回报往往低于要素平均价格,也就是说劳动力得不到社会平均利润。土地又是很难移动,很难大规模集中,即使有可能,有多大的农场规模才能保证所有的物化劳动投入能得到稳定回报呢?在中国现有农业生产条件下,集中多大规模才能保证投入产出合理呢?”

“农业三要素,客观上够不成要素边际递减、其他要素进来替代的“看不见手”的自然整合作用,因此,指望着引入多元商业金融竞争,靠一种市场化的金融来为弱小农户提供普遍服务,在现有条件下是做不到的。邮政储蓄办成银行后,一样也会是在狭小的高回报的领域中运作。”

“我们当然不能说银行的商业化改制不好,商业银行追逐利润本无可厚非。但一旦商业化改制以后,银行当然追求规模贷款,这样才能产生规模收益。”温铁军更关心的却是弱小农户的普遍信用服务应如何解决。

缓解农村金融恶性循环逻辑的“扣”在哪儿?

针对一系列农村金融问题,温铁军试图用一种全新的思维来提供注解:我们不能没有一个对应农户的体系,但这个体系又不能直接面对2.4亿农户,有没有可能让农民形成资金互助组织,与信用社形成对接,成为基层信用社的股东,并且有决策权。这样才能恢复基层社的合作性,信用社也可以因此享受国家的优惠政策,才能活这盘棋。

他指出,世界范围内的农业系统包括两大类,一类是欧美大农场体系,购销是购销,金融是金融,技术是技术,加工是加工,是一种公司化的运营模式。另一类是东亚小农经营模式,如日本、韩国等,与之相对应的一定是综合农协模式。东亚小农社会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毫无例外地都包括信用、保险、加工、购销等合作,都不是单一的系统。所有的服务集合在一起,这样就降低了单一体系的成本。

记者注意到,即将出台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并没有涉及农村信用社的内容。“问题不能怪全国人大,在于我们没有考虑到自己是东亚小农社会,没有着力推进合作社的演进。如果小范围建立股东体系,大量的农民进不来,大量的农户不是信用社的股东,信用社就不能定义为农民合作社,只能定义为少数资产者的合作社。日本、韩国、台湾都有农协、农会一类的体系,而我们没有。”

“提高农业的组织化程度”一直是温铁军倡导的。合作是农村将自己的风险最大限度地降低的重要方式,在温铁军积极推动的乡村建设运动中,建立农村的合作组织是一项核心内容。

温铁军相信,20多年来高度分散的小农经济是很难让中央的惠民政策真正落到实处的。只有不断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不断加强农民的合作能力和基层的组织建设,才能帮助弱势农民形成组织,以降低风险,提高收益,才能对接上国家的资金投入和政策投入,才能让农村好起来,才能建立起农民稳定增收的长效机制。

为了探索乡村建设的新道路,温铁军不断实验。2003年7月,在河北定县的翟城村,以新乡村建设为主旨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成立,温铁军任理事长兼院长。这种实验,被国内外学术界称为中国新农村建设的开始。温铁军也因此当选为2003年CCTV经济年度人物。

在这所特殊的学院里,温铁军用通俗的话语向来自四面八方的农民宣讲着合作的好处:“无论是种粮的、种菜的、养猪的,无论干什么,咱们只要搞起了统一销售,入股联合在一起,那大家就可以共担风险。今年果贱了,那就养猪,猪价可能涨了,那么可能在养猪上多赚钱,大家仍然可以按股分到红。这样就不至于让单家独户去经受市场的摔打,单家独户往往摔得头破血流。 ”

“合作经济组织主要从事生产,但资金互助是其中的一部分。把单家独户的农民拉入信用社很难,但是把合作经济组织拉入信用社,作为农村信用社的社员或股东,就可以重新建立农村信用社财产关系的基础,恢复基层信用社的合作性。”

“合作社成员可以有多重身分。”温铁军本人不但在翟城合作社入了1万元"死股",而且还资助了河南、四川、山东等地的9个农民合作社,出资6万元入股。

 此外,他还强调要找回农村信用社合作制的基础,把早年信用社建立之初的社员搞清楚,把原始社员的分配机制建立起来。“如果让他们按原股退股,将丧失信用社原来的合作性,变成纯粹意义上的商业银行。”

农村金融的“实验”

温铁军认为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合理的设计,但基于乡村建设的实验,他清楚地知道“困难在于如何把农民组织起来。”

 他十分看重农村信用社在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中的作用,“农村信用社应该以更大的工作力度投入到帮助农民先形成资金的合作,大家入股,先形成小的资金互助,有了责权利,经过一段实践的组织锻炼、制度锻炼,发育出一个比较有效的制度。再经过半年一年的制度锻炼期、组织锻炼期,它就可以和信用社结合,成为信用社成规模的发放贷款的对象和信用社的社员或股东,这样就可以减少寻租机会,降低信用社资金运作的成本,对双方都有好处。”

为此,温铁军还建议国家出台一些“钓鱼”的政策,通过利益吸引,恢复农村信用社合作性,把农村信用社的组织系统建立起来。首先,给予农村信用社减免税的优惠,包括营业税、所得税等;其二,建立中央农林金库,对各省市县信用社提供保险;第三,建立综合农协系统,在中央层面建立农林合作联盟或中国农会等,归党领导,信用合作作为其中一个主干,中央农林金库也由它来监管。

“另外,国家的农业扶持资金要通过这个系统下达,不能单独建立系统,鼓励更多农民加入合作社,共享规模收益。这样,一头是农民的合作社,一头是国家的信用社,实现对接,国家扶持资金下达、新农村建设都要通过合作社来搞,这样就把社会资源动员成社会资本,和国家的金融资本结合,农村就能够相对改变局面。”

温铁军的建议显然来自于对日韩模式的借鉴。“在日韩综合农协模式中,农民信用协同组合因其合作性,同样得到了政府的必要扶持。比如说,政府建立中央农林金库,为农民信用协同组合提供保险,哪个地方出了风险,就可以调拨资金填窟窿。”

在采访温铁军的过程中,谈话几次被电话铃声打断,而这些电话都是来自一些偏远乡村的不知名的农民。温铁军是他们信赖的“代言人”。而在此前不久,温铁军还当着温总理的面,提出过自己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意见。

就是这样一个即可面陈总理又能对话百姓的人,却十分懂得平和与低调的可贵。他形容自己为一个“小土豆”,是“普通调研者”。

“不做实验你怎么知道哪个观点是对的?不做实验你又怎么知道哪个观点符合中国国情?” 这是他经常挂在嘴边的话。 “例不十,不足法”。在乡村建设和农村金融问题上,温铁军坚持同样的探索路径。“没有一批不同地区合作社试点经验的支撑,怎么说清楚什么是影响中国农村发展的‘真问题’?”

“我们可以结合正在进行的新农村建设,选择一部分县市先搞一部分这样的试点,帮助农民发育村级的合作社,整体作为一个成员加入基层信用社,然后以信用社社员或股东的身份,以合作社的资本金作为抵押,获得抵押贷款,建立起信用社跟村以下组织的财产关系。”

国务院15号文件明确指出,“按照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原则,积极探索和分类实施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合作制等各种产权制度,建立与各地经济发展、管理水平相适应的组织形式和运行机制。”在这一改革纲领下,我们不仅需要不折不扣地践行,更需要温铁军这样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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