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市一医院灵丹片 包医国企的灵丹



国有企业改革的轨迹

    本节阐述了我国在处理计划经济体制遗产——国有企业的问题上所走过的“渐进式”道路和开过的种种“药方”,包括自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相分离的现代企业制度以来,我国国有企业“摸着石头过河”进行的种种改革,以及目前国有企业改革的困境:想放手改革却没有找到“突破口”。

    之所以说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己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瓶颈口”,是因为国有企业现在被“三座大山”压住。这“三座大山”是债务过重、企业办社会、冗员过多。这三大问题中,由于企业办社会和冗员问题牵涉到安定团结,以及社会承受力和政治承受力问题,并非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即便是在建立市场经济方面走得最远的广东省,也得在1996年初推出措施,限制企业经济性裁员。所以大家现在寄望于通过社会保险体制改革的成功来解决这两大问题。而债务问题因为已成为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的一个障碍,并影响到国家财政,因此讨论得比较多。

    国有企业如何改革,这一问题早已成为近几年的讨论重点。从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来,到作者成书这段时间里,在全国范围内,还没有多少企业摸索出一条行之有效的路子。理论界也持比较谨慎的态度,不再像以前搞“承包经营责任制”和“股份制改造”时那样,总是乐观地预言“一包就灵”,“一改就灵”。因为在经10多年改革以后,大家已开始明白,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并不仅仅是个经济制度创新的问题,从本质上来看,它是一个如何处理计划经济体制遗产的问题,而这正是转轨时期主要社会矛盾的集结点。

    自从1983年以来,中国的企业改革已经通过“渐进”方式走过了几个阶段:

    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实行利润留成,改变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推动企业走向市场。

    颁布《企业法》,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明确企业是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经营者,促使资产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

    贯彻《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划分政府与企业的权限.推动企业转换机制,政府转变职能,进而推行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从利改税、放权让利到所有权和经营权适当分离,从单项改革到多项改革,进而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风风雨雨十几年,什么药方都用过了,可以说还没有找到包医国有企业顽症的灵丹。如前所述,曾有部分经济学家提出用股份制改组国有企业,但是经过5年的试验以后,发现效果并不理想,只是使许多企业成了“翻牌公司”。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所有权和法人财产权札分离的现代企业制度,并将现代企业制度的特点概括为“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这十六个字。当时许多人的理解是:十六字真诀的要点是前八个字,改革的主要目标是把企业的所有权和同有资产管理权划分开,确立企业的法人财产权。但这一条从理论上看起来似乎已经弄清楚的改制措施,而实际上可操作性不强:法人代表都是由上级机关委派的,且不知哪一天又会被更换,所有权又如何与法人财产权相分离?一些国有企业的经营者更妙,总是琢磨着如何从国有资产存量中拿出一部分来作为“经营者产权”。按待“经营者产权”论者的说法,仿佛亏损连年的国有企业只要划出一部分作为“经营者产权”,重新进行利益组合,企业马上就能扭亏为盈,资产就能极快增值。对这种说法,除了能分得“产权”的经营者之外,深谙中国国情的人士都不做此想——类似的说法在“股份制改造”时说得太多了。

    正因为如何改还处于迷茫状态,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决策出台至作者写完此书时,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一直还停留在筹划阶段,实际动作很小。在没有找到更佳方案以前,国有企业的改革也就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了,或“摸”着进行有限责任公司的改组;或“摸”着进行中外合资,利用外资“嫁接”改造老企业;或“摸”着进行破产兼并。受了“股份制改造”的启发,知道一家企业可以拆成若干股份,形同被人收购;也可以只卖少部分,自己仍旧控股掌握经营权。于是各地效益好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纷纷出售大比例股份给外商,人称“皇帝女儿嫁鬼佬”,许多中国的名牌产品都纷纷挂上“中外合资”的招牌,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富有时代特色和富有中国特色的事情。这类“皇帝女儿嫁鬼佬”的事在全国各地都有发生,有的是只卖一个企业,有的是卖一个集团,有的甚至是出售整个系统。

    国有企业“嫁”外资,井非今日今时的发明。早在80年代后期,就有人提出用外资改造老企业,组建“嫁接式”的中外合资企业。但因为一直想让外商“嫁接”改造经营管理不善的老企业,而这些企业缺乏吸引力,因此这项改革多年来没有成效。而现在“出嫁”的国有企业因多是“靓女”,对于外商来说,通过购买控股权取得中国优质企业的经营权与无形资产,既可不冒办新企业的风险,又可以更快地打入中国市场,故此出资动辄逾千万美元,甚至逾亿美元。毫无疑问,这种“嫁接”是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一个重要契机,但并非所有的国有企业都可以这样做,大批国有企业只有另寻它途。于是不少企业就搞假兼并、假破产逃避债务,人称“大船搁浅,舢板逃生”,即将债务及老弱病残留给原企业,将有效资产和技术骨干、精壮劳力组成一个新的企业,以规避债务,另谋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不免互相埋怨:企业抱怨政府部门始终不肯给他们彻底松绑,更有部分企业则抱怨政府没有给它们在融资上提供方便;而政府则不断发布各种统计数据,证明企业的毛病出在它们自己内部,与政府行为无关。到了1996年,中国国有企业发展的思路又出现一个新的转机:抓大放小,即抓住大国有企业,放开小的,让国有中小企业搞活。而许多半死不活的国有企业能不能搞活,却让人怀疑。以作者1995年10月到广东韶关的一次调查为例,就证明作者这种怀疑并非杞人忧天。

    笔者先后走访了10多位当地体改部门、政府经济主管部门以及企业的负责人。他们对国有企业下一步的改革持不乐观的态度。体改委主任胡XX及企改科科长说,自从1984年以来,他们一直按照国家部署的体改方案进行,1992年以前主要在计划体制框架内作文章,围绕经营方式进行改革。直到1992年才开始进行产权方面的改革,搞了一些股份制企业,开始时因筹集到资金,运作不错。但到了1994年就出现困难,有几家股份制企业效益不好,股民意见很大。而一些厂长经理们开始因搞份制能筹集到资金,很欢迎改革,但后来分红的压力一大,就觉得上当了,不该搞,大家评价经营承包责任制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股份制则是“开错了药方”。

    这些在基层搞体制改革的人士反映说,当地除了破产这种改革形式没尝试过以外,其余所有的办法,如出售、兼并、租赁、承包都尝试过,没发现哪种方式是国有企业改革行之有效的“药方”。改革越到“深水区”,就越缺少利益驱动机制。不少企业的经营者已丧失了改革热情,都抱着混一天算一天的态度,大家坐在一起聊天时这样说:改革是找死,不改革是等死。大家也都知道不改革是没有出路的,但问题是出路何在?他们曾尝试过到香港去出卖中小国有企业,结果无人问津;回来动员职工买,但职工对企业没有信心,不愿意出钱买。他们认为,如果要出售企业,就不能过分强调“国有资产不能流失”这一口号,在产权界定方面要松动一点,否则就不会有人买。一位在财经委主持工作多年的负责人更是直截了当的说,国有企业从体制上来说有很大毛病,仅依靠经济改革很难奏效。

    在这次调查中,笔者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不少亏损企业的厂长经理对“政企分开”很有意见。细问之下,才发现他们的意见主要集中在一点:政府不出面为他们到处行疏通,他们根本借不到钱。所以他们反对在企业困难的时候,政府割断银行资金供给的脐带。

    总之,近几年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看起来轰轰烈烈,各类传媒不断报道它们在分流富余人员、制定公司章程及建立法人治理结构等重点难点问题上如何努力掘进,但没有实质的进展却有目共睹。这一点有事实为证:国家体改委副主任洪虎在1996年7月宣布,全国百家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的结束,将从原定的1996年底延迟到1997年底。将这些事实联系起来,就知道国有企业的改革正面临着非常尴尬的局面:想放手改革却没有找到“突破口”。

国企腐败现象

    国有企业领导干部的腐败现象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贪污受贿。据统计,广州市1982年至1989年检察机关立案查处的贪污受贿案件,76%都发生在国有企业;1992年至1994年,贪污受贿案中,发生在国有企业的占全部案件的70%。

    二是公款吃喝玩乐,据对大连、武汉、石家庄400多家高档娱乐场所进行的调查,有60%的公款消费者来自国有企业,有的甚至用公款支付赌博、嫖娼费用。湖北枣阳市是个100多万人门的县级市,每年用于公务活动的公款招待费近2000万元,占全市财政收入的1/10。

    三是随意安插亲信,将整个企业变成等同于私人企业的独立王国。有的企业领导大权独揽,把国有企业当做自己的私人企业,大量安插自己的亲属、朋友,形成特殊的裙带利益集团,如深圳海诚商贸公司总经理文石兴,安排在公司中的亲友达130多人,占公司总人数的17%,其中担任中层干部的18人,占中层干部的31%。也正困其公司已家族化,所以他才能在那里为所欲为,成功地卷逃巨额公款出国。曾闻名全国的“改革家”、“优秀企业家”、“优秀厂长经理”、“劳动模范”,并发明了企业改革经验《马氏管理法》(即责任价格控制法)的陕西内燃机配件一厂原厂长马宏业,是位人称“政治流氓、经济流氓、作风流氓”的五毒俱全人物,在他担任该厂厂长期间,该厂暗无天日,债务累累,职工饱受欺压,其办公室成了他玩弄女职工的淫窟。

    四是搜刮国有资产,或以任职的国有企业养自己在外办的“暗厂”、“暗店”,致使“庙穷方丈富”;或是如前所述在股份制改造和产权转让时,乱界定产权,低估国有资产,使自己及亲友或有利益关系的人从中牟利;或是将自己及其一家的吃喝住用、交通通讯等一切费用全由公家支付,等等。除了第一类之外,其余的腐败行为因属于“隐蔽”性质,在目前很难受到法律制裁。

    《工人日报》1996年5月川日发表的《是谁豢养了这只硕鼠》一文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辽宁省朝阳县试验设备厂原党总支书记兼厂长王香尧承包该厂,五年来毁掉了厂子,吃肥了肚子,捞足了票子,住上了房子,一走了之。已经半年多领不到工资的工人被激怒了。1995年8月22日,约200名工人集体找到朝阳县政府,要求向王香尧讨债讨房。在一位副县长的办公室,工人们堵住了王香尧。数十名工人声泪俱下地控诉他:“你把我们后半辈子的饭碗都砸了,还忍心花我们的血汗钱去买新房,你是黄世仁,还是共产党?”“你家闺女结婚戴6个大金戒指,我们连退休金都没有了,你还狠心去买新房,你有良心吗?”身患癌症的王素琴和老伴都是该厂的退休工人,领不到工资,生活无着,急得当场抽搐……按说200多工人集体上访告“贪官”,理应引起有关领导重视,事实上却仍无结果。直到1996年3月,由107名工人签名的揭发信交到记者手中之前,历时18个月,1537人次的上访,竟然未能触动工香尧这只“吃”公肥己的“硕鼠”丝毫,直到见之时为止,他仍然在经过两次装修的豪华新居颐养天年。(何清链)

包医国企的灵丹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国企改革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国企生产效率低下、冗员过多、人浮于事、形成免费午餐,国企不堪重负;

  2.国企产品滞销,影响企业收入、资金周转困难,常年靠借贷维持生计,以至于负债累累;

  3.国企贪污腐败严重,财务管理漏洞巨大;

  4.国企资产所有者虚位,领导常年更换,饱虎走了饿虎来,不断吞噬国有资产,造成国有资产不断流失。

  5.国企改革经常改、常年改、持久改,出现越改越混乱的局面,造成国企制度、经营动态、职工心态、经济效率等极不稳定。

如果国家统一服务行业经营;推行电子货币和无现金政策,废除税费制度之后,就完全可以全面化解上述问题。

现在我们来进行深入的分析:

  1.国家统一服务行业经营之后,国企可以自行裁减冗员,裁减下来的冗员自有国家政府安排,无须企业负担,因为国家财政已经拥有上百万亿的潜在支出,为下岗职工造饭碗绝非难事。

  2.国企生产线上一律实行分项目承包,多劳多得、责任到人,免费午餐的现象自然不会产生,生产效率也自会提高;

  3.国企生产的产品由国家供销部门负责销售,企业只管生产、提高生产效率和不断的创新,致使企业生产与销售权力分开,只要企业生产的产品符合国家规定的质量标准和指标范围,国营供销部门就可以来者不拒。因为国家正是需要企业源源不断的产品供应才能为国家创造利润,产品越多,那么也就代表国家财政的潜在支出也就越大。因此国企的产品销售问题就解决了。

  3.国企职工的待遇、补助、奖金,以及国企需要扩大规模、购买生产资料等所需要的一切资金必须要国企负责人负责报表提供给国家有关部门,然后由国家有关部门根据国企负责人提供的报表数据直接将资金分别注入到国企职工账户和国企财务账户,也就是说国家政府已经将国企职工的工薪待遇和国企的活动资金用行政措施分开了,不至于混淆不清,便于国家政府对货币的流向进行控制,方便管理。让国企职工按时得到应有的工资、补助、奖金,并同时保持国企有宽裕的资金周转能力。因此,国企的资金周转困难问题和职工待遇问题就解决了。

  4.国企生产的产品只能提供给国家供销部门,而同时国企职工的待遇则是政府颁发,不是企业颁发,企业只存在报表。企业的活动资金当然由政府提供,而不是贷款,因此中间不存在借贷关系,也就是说,国企不存在负债,只要国企存在有必要的发展,国家永远都是无偿的提供必要的资金,国企与政府之间只存在提供关系,而不是经销和借贷关系,因此国企就根本不存在收入和负债。

5.国家推行电子货币和无现金政策之后,所提供给国企的活动资金当然是电子货币,国企在运用这些活动资金的时候,因为国企不再负担职工的待遇,所以这些活动资金只能购买必需要的生产资料,国企除了购买必须要的生产资料之外,这些活动资金就再无它用。事实上国企的发展能有活动资金购买必要的生产这料就足够了,其它因素都已经由政府处理了。国企在运用活动资金购置生产资料的同时,当然只能买国家供销部门的东西,因为这时候的社会已经不存在个体商家。也就是说,国企的活动资金不可能再流向其它地方,只能流向国家经营的服务行业之中。因此国企的活动资金流向就已经基本锁定,只能流向国家统一经营的服务行业,正因为活动资金流向已经锁定,贪污腐败就无法产生。任何企业干部都无法将企业活动资金转入自己的账户或其它账户,因为国家可以规定银行不办理这种转账事宜。因此,国企贪污腐败就不可能会形成。这就是电子货币的妙用。

  6.国有资产所有者虚位,是困扰国家的一大难题。如果在统一服务行业经营的模式里面,就可以基本上保持国有资产不被流失。国有公共财产和国有生产资料必须要通过货币流通才能造成流失,也是当今现金流通的随意性造成的。如果公务员想将国有公共财产和生产资料转为己有,那么就会成为公务员的累赘,因为没有了个体商家,公务员无法将公共财产和生产资料变卖,就是能卖也只能卖给国家商业部门,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等于是不打自招。再加上电子货币的流向已经锁定,国有公共财产和生产资料根本就不可能流失。

  7..国企改革年年改、持久改,为什么会改个不停?因为当今国企改革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纯粹的是治标不治本。没有找到病因,任你怎样改也毫无用处,只有找到了病因,一次性就可以药到病除。

  真正造成国企头痛脚痛的原因不是国企本身问题,而是国家货币、经济体制模式上的问题造成的,国企只不过是附在国家经济体制上的“头”或者“脚”而已,只是组成国家经济实体的一个“零件”而已。国家经济体制这个大主机出了问题,这些零件肯定就跟着出毛病,而现在只修国企这个零件而不修国家经济体制这个主机自然毫无用处。到头来就是绞尽脑汁也照样无补于事,只会被频繁的“零件”问题不断的颠覆,形成恶性循环的怪圈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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