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作者按：
我承认经济的一体化和贸易、金融的全球化是一种不可回避的力量，但作为一个拥有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主权国家如何应对这一潮流则大有讲究。特别是面对后WTO时期处于最高端的中国金融服务业尤其如此。为此笔者曾经于2005年著文《经济的民族主义情结与民族银行业的未来》和《中国商业银行的价值判断》以及《2006年过渡期结束后中国银行业怎么办？》等，对民族银行业未来的发展阐述了自己粗浅的看法。
笔者并非反对中资银行改革和对外开放，而是一直倡导无论是改革还是开放，其实都是手段、是措施，其真正的目的是为了改造民族银行业，让其充满生机。我一直以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和国防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强大的标志。因为在国际分工已十分发达的现代世界中，许多需求都可以通过交换或贸易得以满足，但惟有金融和国防是花钱也买不来的。金融是配置社会资源的最重要的手段，通过配置资源引导各种生产要素，重新塑造经济乃至社会格局。在当今世界，谁有发达的金融市场，谁有强大的金融产业，谁就成为世界金融中心，也就成为社会经济舞台上的主角。美国之所以成为世界强国，除了它的国防实力外，还因为它掌握着全球最主要的金融市场，它的金融业，无论是商业银行还是投资银行，在全球都是最有竞争力的。
然而笔者以为近来中国金融业向外资出售股权宛如一场招商引资的大跃进。无论监管当局还是各金融机构本身将引入外资（或曰战略投资者）、境外上市作为改善金融企业治理结构、提高金融企业经营管理水平的法宝。但是，其代价和后果值得仔细研究，这样的结局所隐伏的严重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第一章 国有商业银行禀赋的资源远远大于其帐面资产，因此金融开放不等简单的算表内账，不能搞大跃进式的银行大甩卖
2005年依赖外资争夺中国银行业股权的消息不绝于耳，如：
u 美洲银行出资25亿美元入股中国建设银行；
u 苏格兰皇家银行等和淡马锡分别出资31亿美元各购得中国银行10%的股份；
u 高盛集团和安联保险等出资30亿美元购得中国工商银行10%的股份；
u 德意志银行出资1.1亿美元入股华夏银行；
……
在银行业竞卖股权、私募融资的同时，海外上市也成为“超女选秀”般的时尚。发行人比拼的不是发行价格和市盈率，而是贱卖股份所带来的认购倍数，如交通银行仅以每股2.5港元的价格在香港证券交易所发行上市。在排队海外上市的队伍中，还有中国银行、中国建行、民生银行等等。中国银行业向外资贱卖股权宛如一场招商引资的大跃进，谁向外资出售的速度快、出售的比例高，谁就能得到执政的政绩和媒体的掌声。国内金融企业在境外像甩卖温州鞋子一样竞相甩卖金融股权，甚至多家金融机构向同一境外投资者压价竞卖股份，这将会带给中国金融业灾难性的后果。据不完全统计，从2001年开始到2005年8月，中国至少有6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和5家城市商业银行引入了外国投资者，几乎每家银行出售的股权比例都接近20%。从数量比例上看，外资入股国内股份制银行的比例已达50%。如果算上4家在谈的股份制银行，这一比例高达83%。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建设银行约用15%左右的股权换来了40亿美元左右，中国银行则将用10%的股权换来30亿美元左右的资金。现在，工行也即将用10%左右的股权换来30亿美元左右的资金。
这个价格是贵还是便宜？从被入股的银行在中国经济生活中的实际控制力和市场影响力来看，几十亿美元的价格太便宜了。以中国工商银行为例：
中国工商银行成立于1984年1月1日。在二十二年的发展史上，工商银行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秉承“以人为本、崇尚信誉、追求卓越、服务社会”的理念，锐意进取，取得了一系列辉煌成就：
u总资产由1984年成立时的2700亿元增加到2005年9月末的6.3万亿元，增长了23倍；，截止2004年底，工商银行外汇总资产达495.３亿美元；
u存款余额由1984年的1700亿元增加到2005年9月末的5.6万亿元，增长了32倍；
u贷款余额由1984年的 2500亿元增加到2005年9月末的3.1万亿元，增长了12倍。
u2000年剥离部分不良资产之后，五年来工商银行的不良资产余额净下降了2066亿元，平均每天下降1亿元还多，其中不良贷款余额下降1282亿元，非信贷风险资产余额下降784亿元，不良资产率和不良贷款率分别从1999年6月底最高时的42.5%和47.5%降至了2004年底的14.2%和19%，分别降低了28.3个百分点和28.5个百分点。
u经过几年努力，目前工商银行的经营结构和增长方式发生了较大变化，存贷比由1998年85.6%降至2004年的66%，信贷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由1998年70.4%降至2004年的59.4%，存贷款利差收入占营业净收入的比例逐年下降，中间业务收入和资金营运收入占比不断提升，收入结构趋于改善；
u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工商银行的中间业务和新兴业务持续快速增长，已经成为其主要的利润来源。截至2005年10月末，该行已实现中间业务收入104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3%，占营业净收入的比例提高到9.68%。人民币资金业务实现收入417亿元，占全行收入的比重为26.59%。此外，工商银行的电子银行、银行卡及本外币结算等优势业务表现出了很好的成长性，交易金额和市场份额不断提高。2005年前10个月，该行的电子银行交易额达39万亿元，其中网上银行交易额35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0%和22%。
u在盈利能力持续跃升的同时，工商银行的风险管理水平和财务实力不断提高，2005年10月末的不良资产率和不良贷款率分别为2.66%和4.75%，拨备覆盖率保持在100%；资本充足率达到10.26%，其中核心资本充足率9.23%，分别较当年6月末提高0.11和1.06个百分点。
u2005年前三季度该行累计实现经营利润644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65亿元，增长10.8%。值得注意的是，在前三季度该行实现的228亿元经营利润中，账面利润达到了131.4亿元，表明该行的经营效益已经更多地反映为账面利润。真正的账面利润至少要扣除三项大的成本：一是财务成本包括税务成本；二是拨备成本；三是资本金成本。依照这三项成本(1%的拨备、0.56%的资本金股东回报，加上营业税边际回报0.25%和财务成本递增0.5%)，以及贷款收益估算(按3%的利差计)，现在工行贷款资产允许的风险损失成本大概是0.7%左右，也就是100亿元的贷款最多允许7000万元的损失类贷款，或者是3.5%的可疑类贷款，或者是35%的关注类贷款，一旦超过这个标准就会亏损。
u工商银行拥有中国最大的客户群，约1亿个人客户和810万法人账户；遍布全国的2万多个营业网点和近39万名员工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业务范围广，业务量大，业务品种丰富。2003年末个人消费贷款余额达4075亿元，个人住房贷款市场份额居国内第一；牡丹卡发卡量9595万张，消费额973亿元，2003年累计实现票据交易16771亿元；人民币结算市场份额达45%，在证券、期货市场上的清算份额保持在50%以上；中国工商银行还是国内最大的资产托管银行，托管基金共28只，托管总资产581亿元。
u从1993年在新加坡成立第一家境外分行以来，工商银行先后在世界各主要国际金融中心通过设立、参资持股和控股等方式拓展分支机构，构筑了批发与零售银行业务、投资和商业银行业务并举的综合银行服务体系。工商银行还与世界各国的金融机构建立业务联系，截至2004年底已同全球1018家银行建立了代理行关系，与此同时，工商银行大力推进跨国经营战略，不断扩张海外版图，目前该行境外分支机构总数已达100家，境外机构资产总额突破200亿美元，2004年累计完成各项代客外汇资金业务量1489.04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6％，跨国经营战略实现飞跃性拓展。目前该行境外机构网络布局已初具规模，境外资产稳步增长，经营效益逐步提高，资产质量保持优良水平。到2004年末，工商银行百家境外机构资产额比年初增长13.8％，累计实现拨备后利润1.29亿美元，较上年增加了1767万美元；2004年共办理国际结算业务347亿美元；按五级分类口径统计，不良资产率为0.88％，拨备覆盖率为110％，均已达到国际同业先进水平。
u另外，中国工商银行建立了适应大型商业银行管理特点的“下管一级、监控两级”的管理体制与垂直领导、具有较强独立性和权威性的内部审计体系；率先建立了现代化的大型数据中心，实现了全行经营数据的统一、实时处理；率先建立了全行信贷综合管理系统及企业信用等级评定系统，并实现了全行经营管理报表的T＋1日自动生成；率先建立了基于数据仓库的CRM系统
u……
总之，22年的奋斗历程造就了中国最大的批发银行、最大的零售银行、最大的按揭银行、最大的电子银行、最大的资产托管银行和最大的清算银行。所以中国工商银行从她诞生的第一天开始就不仅仅简单的是一家可以用金钱来衡量价值的金融机构，22年时间一直是国务院序列的副部级直属机构，从中央到省、地、县乃至各个街道社区，工商银行几乎无处不在、无处不有，她的成长中包含了政府、企事业单位和老百姓的多少无私贡献，包含了纳税人多少无私的“银子”……仅仅工行股改前，国家一次性注入资金290亿美元，国家的钱是哪儿的？是纳税人的，它的所有人不是虚拟的，是实实在在的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公民、每一个企业。可是外资用31亿美元购买了中国工商银行10%的股份，也就是说总资产目前6.3万亿人民币的资产再加上几乎等同于国家信用的巨大信用价值，控制中国五分之一银行资产的银行，股权仅为310亿美元，还说没贱卖？难道十几亿人的大国，半个多世纪几代人的血汗积累的银行资产，就值一千多亿美元？傻子也该能算出这笔帐来吧！拥有全国2.2万个网点，控制着中国银行业近20%的资产。入股工行，将给予外国投资者一个极大的共享影响力的机会，让它们可以分享中国金融业潜在的爆炸式增长。
我非常赞同中国工商银行行长姜建清在改行改制时面对记者的一番话：银行改制方案包括财务重组、成立股份公司、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乃至上市等内容，但这些都不是改制的核心，是在短时间内就可以完成的工作。完善公司治理才是商业银行深化改革的核心。建设真正的商业银行，最重要的是公司治理的完善，包括法人治理结构、经营模式、增长方式、资产结构、财务结构、组织结构、内控管理及业务流程等诸多方面的改革。这将是一场彻底的革命，需要持续不断的努力，是跑马拉松的工作。
我们正在“出卖”整个银行业。但外资总共花了多少钱？可以说非常之少！拥有几大国有商业银行，基本上用30亿美元左右，就可以换来10%的股权。这简直会成为世界银行界的历史性事件。最令人不能接受的是，我们还在求着把股权卖给别人。
这种事实表明,中国陷入困境的国有银行渴望在海外上市前，从外国竞争对手那里吸引资金和专业技术,而且这已表现出一种毫无顾忌的渴望。现在，这种渴望正迫使国外各投资银行改变它们与中国打交道的手法,以俯就的态度抬高要价。
对于中国国有银行的股权出售，定价太低几乎是毋庸置疑的。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就曾指出，银行的价值主要在于网络、品牌和信用度，客户是银行最有价值的无形资产。在中国，由于监管当局对银行业的准入进行管制，银行特许权本身也有很大的价值。而对于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来讲，其巨大的网络、品牌和信用度的价值，都远未体现在股权溢价之上。他认为，在中国的银行业海外上市的过程中，银行业以“低价”被出售的策略亟须调整。
国外资本入股中国金融企业，除了追逐利润这一资本的本质特性外，其更长远的目标是要控制中国的金融企业和金融产业,最终达到控制中国经济的目的，从而瓜分中国的经济资源及其所创造的财富。
金融和国防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强大的标志。因为在国际分工已十分发达的现代世界中，许多需求都可以通过交换或贸易得以满足，但惟有金融和国防是花钱也买不来的。金融是配置社会资源的最重要的手段，通过配置资源引导各种生产要素，重新塑造经济乃至社会格局。在当今世界，谁有发达的金融市场、谁有强大的金融产业，谁就成为世界经济舞台上的主角。
在金融犹如国防的情况下，我们还在大量廉价地贱卖金融企业(卖股份或合资)，更为甚者监管层强行规定：商业银行改革“必须”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这样大跃进式地在金融领域招商引资，笔者不明其意！我倒不是杞人忧天，怕引进外资致使民族银行业被外资廉价获得从而使我国的金融业掌控在外资之手，进而使得我国的经济命脉掌握在外资的掌心。而是不甚明白为什么民族银行业难道只能依赖洋人才能焕发生机吗？
正因为金融的重要，外国政府总是千方百计地对他国金融资本进入设置障碍。试问中国的金融企业能轻易地在西方发达国家设立分支机构或廉价获得他们金融企业的股份吗？
中国建设银行在纽约和伦敦已设了十多年的代表处了，至今还不能升格为分行；
根据新加坡银行法规，如果一个银行的控制权在外国政府或政府代理机构手里，新加坡政府就不会批准这个银行在新加坡开展银行业务，中国银行在新加坡至今没有领到完整的银行执照(full banking license)。
……
而淡马锡和星展银行是新加坡政府控制的金融机构(类似于我国的汇金公司)，却在中国大量购买中国的银行股份、基金管理公司股份，甚至还要在中国控制一家全国规模的银行。为什么我们没有类似于新加坡政府的金融保护政策？
第二章 大跃进式的、一刀切式的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必然损伤国人的利益，不加限制的结果就是伤及整个民族经济的肌体。
一、如何一步一步的受制于别人
监管部门强行要求所有商业银行股改必须要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是寄希望可以根本性地改善中资银行的管理水平、金融服务水平、产品创新能力以及综合盈利和竞争能力。然而，产品创新、金融服务必须立足于对本民族文化的深刻了解，因为银行产品是禀赋文化、个性、地域等特性的，完全美国化的、欧洲式的银行产品肯定不符合中国人的胃口。
银行业是关键性的垄断行业，具有非常高的资金杠杆效应的特殊企业，大比例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将会造成巨额利润的流失，而中国的民营资本却不能分享中国最肥美的蛋糕。当前各个国内银行争先恐后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是一个没有经过慎重试验的“大跃进式”的败笔。
笔者在前文中曾试图模拟出外资在中国本土金融攻城略地的基本路线图：
第一步：小比例参股，进入董事会，了解被投资企业情况，同时了解和掌握所在行业趋势和市场状况；
第二步：通过增资或收购等途径把持股比例提高到离控股国内银行仅有一步之遥的某个临界点(比如目前的上限20％)；
第三步：通过外资所在国的政府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借助中国经济的上升周期，迫使人民币进一步升值，使外资机构所持有的人民币资产(中国银行业股权)升值；
第四步：人民币持续升值导致出口逐步下降，而国内需求因财富外流却难以提高，最后导致宏观经济环境逐步恶化；
第五步：在中国宏观经济环境逐步走向恶化的过程中，人民币汇率已经处于高位，此时，外资机构通过政府组织和其他手段要求中国开放资本账户，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
第六步：在人民币可自由兑换的情况下，伴随中国经济增长周期一路持有的股权不仅分红丰厚，而且得到股份增值和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双重收益，他们通过银行上市减持股份，并把投资和利润兑换成为外汇撤离中国；
第七步：当这种撤离行动变成一种一致行动时，人民币不得不大幅度贬值，国内金融危机爆发；
第八步：利用金融危机和人民币贬值之际，境外机构把外汇回流再兑换成人民币，并进一步增持或收购中国银行业股份，达到控股目的，完成对中国银行业的进一步控制。经过一系列的有序进攻，大部分中资银行业变成外资金融机构在华的分支机构。
趋炎附势是资本的最根本属性，因此引进国外投资者我们就不能回避这个问题。但是我们要强调的是不能“一刀切”，商业银行不论大小、不论特性一律要求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资商业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2006年2月1日起施行）第二章第七条明确规定：
设立股份制商业银行法人机构，还应当符合其他审慎性条件，至少包括：
u 具有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
u 具有健全的风险管理体系，能有效控制关联交易风险；
u 地方政府不向银行投资入股，不干预银行的日常经营；
u 发起人股东中应当包括合格的境外战略投资者；
u ……
如果必须这样，那么笔者可以想象中国经济的最后图景将会是：
外资金融机构像血管一样深入到中国主要产业的肌体之中，利用金融资本统治国内产业资本，并参与社会财富的分配和转移。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交通银行、中信银行、光大银行、华夏银行、浦发银行、民生银行、兴业银行、招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浙商银行、徽商银行、渤海银行、晋商银行……他们的董事会里都有国外金融机构的代表或董事，国内企业比如中国石油的任何国际并购活动，都可能通过银行的渠道透露到国际市场或竞争对手一方，中国企业的一举一动都处在竞争对手的监控之下；外资机构还将其全球金融市场上的金融风险通过关联交易和衍生工具转移到其控股的中国金融企业之中，从而达到国际金融资本在中国开疆拓土的最终目的：转移风险、收获利润、掌控经济命脉、影响政治。
二、我们的财富如何被一点一点瓜分
不是我热衷于拿“摩根士丹利和高盛分别以3500万美元投资平安保险，11年共获得9.7亿美元的回报”这个例子来说明问题，而是我们拿到的别人3500万美元只是购买美国国债，11年的收益大约仅仅获利1500万美元。
交通银行2005年半报显示，该行2005年上半年实现净利润46.05亿元，税前利润68.84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73.5%。按此估计，汇丰银行2005年就可从交通银行创造的利润中分得20亿人民币左右，不到5年就可收回在交行的投资。汇丰入股以及在港上市不到半年，交通银行怎么一下子从亏损19亿元多的丑小鸭变成了盈利46亿元的金凤凰了呢？难道是汇丰入股及境外上市发挥了特异功能？当然不是!那是上市之前刻意的财务安排。因为交通银行在汇丰入股之前，已将不良资产剥离出去并进行了财务重组(剥离的不良资产却由国民财力来消化)，以使上市后有个好的财务表现。交通银行自2005年6月底在港上市后，股价屡创新高，两个月内已上涨了近30%。这说明发行当初定价过低，按市净率定价时根本没有考虑交通银行覆盖全国中心城市与国外主要金融中心的合理布局以及品牌、客户等无形资产，导致本该由国内投资者享有的无形财富白白地被外资瓜分了。
汇丰银行2001年以每股2.49元人民币的低价入股上海某家银行，获得每年每股0.5元左右的回报，5年就能收回初始投资，并拥有了这家银行8%的股份。
同样的收购我们来看国际上其它国家对银行业收购所付出的成本：
u 2001年7月20日的消息，安联保险集团获80％的德累斯登银行的股权，耗资234亿欧元（约合200亿美元），而当初的作为德国第三大企业业务经营银行，德累斯顿银行所放贷的许多小公司在不景气的国际经济环境下纷纷破产，改行处于经营惨淡时期，仅2002年就亏损9.7亿欧元；
u 世界最大的金融服务公司--美国花旗集团下属的花旗银行，以125亿美元并购墨西哥第二大金融机构--墨西哥国民银行（墨西哥国民银行拥有1549个分行，职员人数逾3万人，其资产超过430亿美元，占墨西哥银行业总资产的26.1%，在墨信贷市场的占有率达24.4%，是墨西哥和拉丁美洲地区最大的金融集团）；
u 2004年5月，英国第二大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Royal Bank of Scotland，RBS)以105亿美元收购美国俄亥俄克里夫兰的Charter One Financial，成就了2004年美国银行购并市场的第二大交易，使苏格兰皇家银行在美国的业务跻身子美国15大商业银行之列。此前，苏格兰皇家银行已经通过对美国东海岸的银行Citizen’s Financial的收购进入了美国，此举使苏格兰皇家银行攻克了美国金融的核心地带。
u 2003年，英国第一大银行、全球第三大银行汇丰控股(HSBC Holding Plc)以142亿美元收购美国最大的消费者金融公司Household International，inc，创造当年全球银行购并交易最高记录，在完成了对Houshold的收购后，汇丰控股仅在美国市场的业务就成为美国第十大金融机构，已经深度渗透美国金融市场，并从美国的业务中获得丰厚回报。
u 1999年，同样是汇丰控股，以158亿美元收购美国著名的金融机构纽约利宝公司及其姊妹公司，是当年全球金融购并案的最大手笔之一，然后，汇丰将利宝改组成美国汇丰，并通过JP摩根的推荐，汇丰控股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纽约证交所成为全球第三家买卖汇丰控股股票的交易所。
u 也是1999年，德国的最大金融机构德意志银行以104亿美元收购频临破产的以投资银行业务为主的美国第五大银行信孚银行，同样是当年全球最大的金融购并行动之一，通过此项购并，德意志银行成为当年全球资产规模最大的银行，而且成为当代全球主流投资银行之一。
u 欧洲其它金融巨擘如ABN阿莫罗(巴黎国民巴黎巴、荷兰国际集团(1NG)等在近几年也相继完成了多项对美国银行的中小型购并活动，成功地敲开了美国金融业的大门，登陆美国金融市场。
u ……
因为资料的有限笔者不能更多的列举说明，不过由此我们完全可以看出我们中资银行的价值。
从主权国家的角度分析，外国实际是以虚拟的货币符号换取了中国银行业现实的股权甚至控制权，并分走巨额财富。其中的真实游戏过程是：
外资投入于国内商业银行以美元等外币换得股权――我国拿这些美元主要用于购买美国国债――美元又回到美国――我们只获得很低的利息回报。
我国虽然在相对昂贵的股票二级市场堵住了口子，迄今为止只给予QFII投资额度100亿美元，但在廉价的股票一级市场却敞开了大门。仅中国银行一家就给予了60亿美元的额度(中国银行已有20%股权在外资手里)。在此姑且不谈未来股权投资收益，仅人民币升值一项，60亿美金因人民币升值就可以多赚20多亿美元。可见，即使要出卖股权，现在也不是合适的时候。如果在现阶段大举出售股权、引进外资，相当于协助外资机构廉价地在中国进行资产配置和布局，等到这项布局完成之后将会进一步胁迫中国政府进行人民币升值。从这个角度看，国内银行业的招商引资运动事实上为外资机构和外国政府逼迫中国政府进行人民币升值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中国正在争先恐后争取海外上市的银行，实际上都是经过中国内地纳税人以万亿计的注资之后形成的“新”银行，如此慷慨地廉价出售，实际上是将纳税人的巨额财富拱手送到境外。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大型银行的股权买卖就多少有点愚弄本国国民的味道。
中国的银行业是国内最好的行业，也是高垄断、高门槛的行业，银行在中国属于特种行业，任何一家不管大小的银行都要报经中国国务院批准，因此银行股份是稀缺商品，银行的控股权更是稀缺商品！外国投资者购买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尤其是四大国有银行的股份，应该支付至少5倍以上溢价，按照2004年四大国有银行总股本6812亿元人民币、折合830亿美元计算，进入中国银行业并力图占有10％市场份额，今天需要付出的成本就是：400亿美元。这个价格仅仅是出于稀缺性、安全性考虑，还未考虑未来民族银行业发展空间，按照现行制度与几十年来历史发展的经验来判断，如果外国银行不是通过收购国内银行的股权来发展在中国的业务的话，至少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其不可能发展成为象四大国有银行一样规模与影响力的国内银行。
如前所述，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网点遍步全国，市场信誉无与伦比，其价值是难以估量的。固定资产（帐面价格）主要是物业，占到银行净资产的绝大部分，实际价值增值也很大。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人力资源及客户等社会关系，同样具有难以估量的价值。结合国家信用与稀缺性价值，四大国有银行的市净率至少应该是花旗、汇丰的市净率的2-3倍以上，也即绝对市净率超过5—6倍。
四大国有银行的净资产回报率极高，超过美国平均16%左右的水平，超过花旗、汇丰的两倍，每股净利的相对值也不逊色，但四大国有银行的成长潜力是花旗、汇丰难以比拟的，在市场增长潜力、资产质量改善、管理效率提高等方面，中国四大银行的优势非常明显。从市盈率角度来讲，国有四大银行的股价市盈率，至少应该是花旗、汇丰的2倍以上。
从储蓄存款价值与重置成本的角度，也可以估算国有银行的市场价值。稳定的储蓄存款即是商业银行的财富，大约两倍的储蓄存款资金带来的借贷收益与自由资金相对等，考虑到存贷比，可以估计国有银行的储蓄存款，大约是其市值的2.5—3倍，由此计算工商银行的市值大约16000—2000亿元、建行与中行的市值大约12000—14000亿元。以几十年发展的机会成本折算，四大银行的重置成本，肯定都超过10000亿元人民币、折合美元为1250亿左右。
基于以上分析，中国工商银行的市场价值，可与花旗银行的2300亿美元相当，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的市场价值，超过汇丰银行的11000亿港币。用股价来讲，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的股票价格，至少都应该卖到5-6元以上，当前以2元左右的价格(0.2美元/股)卖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的股票给海外投资者，是不是最严重的国有资产流失行为之一？难道中国所有的银行的价值总和还不足一个花旗银行？难道2000——3000亿美元就可以收买整个中国的金融业并控制整个中国？
三、真能把民族银行业发展的大任交给鬼子吗？
商业银行业改革仅靠上市、注资、引资，并不能真正改善管理并提高效益，是治标不治本。在中国银行业内外交困、左支右绌的情况下，引进国际金融巨头似乎成了挽救中国银行业迫不得已的惟一出路，这一点，几乎已经得到中国金融高层的共识。然而，这条看上去很美的康庄大道可能并非是中国银行业的通天之途。不管是上市融资、卖股引资，还是坏账剥离，都不能改变中资银行效益低下的严重状况，引来的外资可以照样流入黑洞，剥离的坏账可以更快的速度再产生。
引入外资并不一定就能完善我国商业银行的法人治理结构并减少银行的不良资产。其实，银行不良资产的形成，跟监督制度执行不到位(权力大于制度)、人事制度无法形成专家领导团队等有关，也跟忽冷忽热的政府投资冲动有关，并非银行治理结构一个因素发挥作用。即使为了改善治理结构，引进外资也未必具有想象中的效果。这可从国内一些银行引入外资后的公司治理运行结果看出。迄今已有不少银行引入了外资，因外资的引入也设立董事会、监事会，但实际运行还是按照原来的模式运行，行长级领导还是由组织部门任命和管理，董事会没有选择经营班子的实际权力，监事会也只是安排干部的一个机构，难以发挥监督作用。
再从经营管理来看，据悉汇丰银行入股某银行后，签订了一系列的技术援助协议。但是，所谓的技术援助，只是搞些有关银行业务的入门培训和扫盲教育而已，从未将其核心管理技术传授给该银行，即使像成本分摊方法这些并非核心的技术，外方也不肯透露。
事实证明，银行业改革仅靠上市、注资、引资，并不能真正改善管理并提高效益，是治标不治本，这从我国1600多家上市公司的情况就可以看出。即使是在香港上市的公司(例如香港中银事件)，管理机制也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如果没有机制、体制的深刻变革，仅依靠上市融资是无法建立运行高效率的现代商业银行。因此，转变机制比上市融资更重要，这才是关键。
建立一个完善的法人法理结构，需要有一个过程，需要金融机构管理制度的创新，也需要法治环境的配合，绝对不是外资参股之后就能够形成的。当然，我们可以像出卖深圳发展银行和交通银行控股权一样出卖各个金融机构的控股权来建立法人治理结构，但是这种方式建立的已不是中国金融企业的治理结构，而是外国控股企业的治理结构了，这样的成本和代价不是太高了吗？
其实，中国银行业的根本症结在于政府与银行的关系问题。所以，改革政府与银行的关系，遵循市场规则，明确责权利，就成为中国银行业改革的当务之急。目前四大国有银行改革之所以困难重重，最大问题在于无法从以往计划经济体制的窠臼中走出，在于政府对银行垄断太多、管制太多、干预频繁，在于国有商业银行既企业又政府机构的“特色”。现行的国有银行运作机制仍然是以行政主导体制为主、市场规则为辅；仍然是政府希望以对金融资源的管制来聚集整个社会的资源，并为政府所主导的目标及国有企业服务。在这种情况下,有效的市场机制如何才能建立起来？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国家花巨资处理了一批又一批，但又在不断产生着。之所以这样，就在于各个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界定不清楚。而保证有效率的银行合约结构两个最基本的条件是“对银行家的制度安排”：对剩余控制权有效激励与对个人控制权的有效约束。即如何才能让努力经营和真实信息披露的现实激励成为可能，如何让掌有银行控制权的个人得到约束或职位惩罚。而政府在银行经营中的作用不再是银行市场的参与者而是保证银行有效履行合约的仲裁人。说白了，如果不打破过去沿袭严重而浓厚的官僚本位主义，不放弃行政官僚体系的管理思路或模式，无论怎样参照国外的经营模式和董事会架构，都将流于形式。
事实上，在目前引进外资的过程中，政府干预色彩并没有减少。有媒体披露，在苏格兰皇家银行财团入股中行的同时，苏格兰皇家银行财团获得了一系列的“保护性条款”。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条就是：“中行承诺，在2007年以前，中行每年度末每股资产净值不低于2004年年底的水平，否则须予以赔偿”，类似包赚不赔的“保护性条款”，在入股中行的淡马锡集团以及与工行达成初步协议的高盛财团那里都已经出现。这种“保护性条款”，实际上是一种赤裸裸的政府担保。其中隐含的道德风险一目了然。从向国内储蓄者提供隐含担保和向外国投资者提供隐含担保，中国银行业的政府色彩丝毫也没有减少。
对于中国正在进行的银行业引资狂潮，有经济学家言之凿凿地断言：“只要外资进入,就会对国有商业银行行为的改变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外资进入国有银行必然打破现有的关系和利益格局，逐渐形成新的信用文化。”然而，究竟是外资的信用文化改变中国的商业环境，还是中国的特殊环境改变外资银行的商业行为，跨国巨头近年来在中国并不鲜见的造假及商业贿赂，似乎已经提供了部分答案。
第三章 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本国实际相结合始终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原则，不机械、不教条、不僵化、不守旧，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明白我们需要的究竟是什么？
笔者并非是一个顽固不化的手持“民族主义教鞭”的说教士，也并非说对此问题有多么深的研究，当然依此也并非批评我们的专家、学者、当权者有多么糊涂。笔者多次累赘这个问题并非说中资银行不能允许向外资开放，而是不能一窝蜂、不能赶超、不能“大跃进”、不能绝对化。要根据不同银行的属性、功能、定位决定选择银行的战略投资者，要寻求彼此双方“都需要”进行联姻，要坚决多决投机主义和机会主义者，要量力而行、量需而行，切忌追星，否则看似一片热闹、繁荣，其实背后是虚假和不真实。就像“泡妞”一样，并非一定要是明星，不然自己被卖掉还不知道找谁要钱！最后伤害的是国人利益。为此笔者曾经著文《师夷长技以制夷――对民族银行业“外卖”的恳切祈望》。招商银行既没有境外战略投资者，也没有到境外上市，却连续四年荣膺“世界25家最佳资本利润率银行”，创造了足以令中国骄傲的银行业奇迹。对于中国银行改革，有人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通过“所有权保持国有、管理权民营化”的方式，以低成本的代价建立金融产业的治理结构。要建立良好的银行运营体制，关键是要有良好的制度设计，以革新的人事制度、按市场化的运作原则，选出“一个责任心强、眼光远大、懂管理的金融专家型领导班子”。其实在中国，也存在一些没有通过引进外资、没有海外上市却运作得十分成功的金融企业，比如招商银行和中国银联。招商银行既没有境外战略投资者，也没有到境外上市，却是国内外公认的一家好银行。在招商银行成立以来短短的15年间，创造了足以令中国骄傲的银行业奇迹，并连续四年荣膺“世界25家最佳资本利润率银行”。中国银联同样创造了中国金融业的奇迹，保卫了中国银行卡业的经济版图。“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把交通银行、中国银行托管给招商银行的管理团队，也许是一个成本和代价最小的改革。”
有人提出中国的银行业改革可以通过“所有权保持国有、管理权民营化”的方式，以低成本的代价，建立起金融产业的治理结构。比如以交通银行为例，不必要以出售控股权给汇丰银行，今后每年要付出40亿元以上利润的方式来完善治理结构，而可以通过银行管理权借助市场化授权的方式来完善银行治理，按照市场化的方式来运作。
具体做法是：
通过优秀的金融企业管理团队比如招商银行和中国银联等管理团队作为主要发起人，设立多家“银行产业管理公司”；
各个“银行产业管理公司”提出具体的银行管理方案，包括高薪引进境外各级管理人才等，并通过市场化竞标，把交通银行的管理权包括人事任免权交给中标的“银行产业管理公司”；
交通银行的股东拥有所有权并行使完全的监督权，中标的“银行产业管理公司”行使完全的经营管理权，即通过市场化授权的方式，把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把政府和银行分开；
若交通银行的股东没有出让和稀释股权，可以享有完整股权所带来的利润，而“银行产业管理公司”可以按照约定的比例提取管理费。
在合同期满之后，股东可以通过招标，重新遴选更优秀的管理公司。
外资金融机构可以挟带管理经验和技术在“产业管理公司”的层面上进行合资合作，从而避免金融企业如银行股权的丧失。
以上这种设计有点类似于国际酒店业的管理运营体制。笔者以为也不失为一种很好的选择。因为尤其银行业是高度专业化的行业，靠行政任命一些不太善于现代化金融管理的人担任关键职位，整个国家已支付并还会支付巨大学费，然而又不能拱手把控制权交给外方。任何改革措施都必须看到长期的成本和代价，而这一模式可走出一条中国的市场化之路，而且改革效果好，改革成本低，后遗症少。然而，上述改革模式要想成为可能，就首先要从体制上确立一种公平竞争的环境。不改变沿袭二十多年的单向度开放政策(即对外开放、对内不开放)，就很难出现真正有效的银行体制。
笔者以为银行业改革能否成功，不能仅放在金融体系这个单一格局里来看，而要从全局考虑。如果不能建立一个开放的、公平竞争的环境，不能建立舆论监督机制和法治的权威，不能在政府监管之外建立有效的社会监督，银行业改革就不可能成功。其中最基本的是要有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我们可以把企业、银行、基金、保险公司等出售给外资，为什么就不能出售给国内的民营资本呢？至少也应该有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吧？对国内的民族企业我们反而完全设限不准进入，单单对外资开口子，这是极不利于本土金融业发展的。民营企业之所以存在一些不规范的行为，部分原因是我们的政策制定和资源配置上总让民资民企处于不公平竞争的劣势地位，让他们不得不利用不正当手段来“赎买”。
在现阶段，需要及时修正各个银行机构竞相甩卖其股权的现象，避免各级政府和部门只以创造短期政绩(如引进了多少外资等)为考量而不顾国家长远利益，竞相争邀外资参股控股我国银行企业。而且，即使有必要向外资出售银行股权，也应该排除行政干扰的因素，要按市场规律、价值规律来做，而最忌讳各地各层争先恐后一窝蜂地卖，抢时间、争速度地卖，就像竞相杀价出口各种产品一样，这样的结果只能卖出贱价。
金融改革必须综合考虑国内资本市场的成熟程度、汇率制度改革、人民币升值趋势、国际贸易环境恶化等因素，重视把握对外开放的时间和节奏。而且,金融领域对外开放过程中，需要把“外资引进来战略”和“内资走出去战略”有机地结合起来。中国本土资金“走出去”比“外资引进来”难度大得多，受到重重阻拦。因此，特别需要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比如，苏格兰皇家银行入股中国银行10%的股份，作为对等的条件，中央汇金公司也可否入股苏格兰皇家银行10%的股份，至少应该拿到参股的权利或期权。保险、证券、基金管理、信托、租赁、担保、汽车金融等等金融机构，都可以采取上述方式开展国际间的合资与合作。总之，应该避免在一窝蜂甩卖的情况下，陷自己于被动卖、单向卖、贱价卖的境地，改变目前这种不平等、不对等的开放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