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动”是注定的，问题仅在于主动还是被动、同时要避免盲动——中国的金融监管建构，正置身于这种抉择的前夜。
2003年，以中国银监会的成立为标志，中国金融监管正式确立了“一行三会”的格局。其中，央行专注于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银监会与证监会、保监会一起，构成了严密覆盖银行、证券、保险等三大领域的监管体系。这种监管格局，也是与转型期内“分业经营”的现实相适应。但随着金融行业对外开放和内部变革的加速，市场及主体发生的变化，对既有监管建构形成了新的变革压力。
“分类监管”时尚
基本思路或价值取向，是监管的灵魂。发轫于证券行业的“分类监管”，正如流行时尚一般席卷到保险行业、期货行业、信托行业乃至银行业。从整个金融业看，“分类监管”所表征的风险导向型监管取向受宠。
所谓“分类监管”指根据不同风险承受程度和控制能力，实施不同监管方法、给予不同发展空间。2004年8月，中国证监会和中国证券业协会分别出台了《关于推进证券业创新活动有关问题的通知》和《关于从事相关创新活动公司评审暂行办法》，从而揭开证券公司“分类监管”的序幕。按此规定，国内证券公司被分作A、B、C、D四类，分别指创新类、规范类、或有问题但可通过整改达到规范类或创新类标准的证券公司。
2005年6月，继证券行业之后，北京市保监局率先启动了对保险公司的“分类监管”，将保险公司划分为A、B、C共三类、实施差异化监管。譬如，对A类公司实施常规报告性监管；对于C类公司，将重点监管。
2005年8月，市场风闻证监会针对期货公司分类管理有关问题的调研工作，已在北京、上海、深圳悄然进行，“以净资本为核心的期货公司监管报表和指标体系”成为调研的核心内容。与对证券公司的做法相仿，分类管理将是各期货公司开展创新业务的基础和前提。
2005年8月，银监会副主席唐双宁也在“2005中国银行家论坛”上提出，为在银行业真正建立起市场化的优胜劣汰机制，银行业实行“分类监管”、对不同类别的银行分而治之，是银行业有效监管的必然选择。
信托行业的“分类监管”酝酿时间较长。早在2004年4月，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就提出“分类评级”的监管思路，表示要允许做得好的信托公司异地开展业务，并可以突破资金信托最多200份的限制；而做得不好的信托公司，要限制发展直至重新整顿。至2005年10月，信托公司“分类监管”步入实质阶段——作为基础性文件的《信托投资公司监管评级体系（草案）》，由银监会下发到地方银监局，并指定几家信托公司率先按该评级标准进行自评。
“分类监管”的核心是风险导向型监管，对于“一边倒”偏重“分类监管”的做法，各种角度的批评不断。以证券业的分类监管为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长巴曙松评论说：在“激励相容”的监管理念下，允许等级高的证券公司有更大创新空间、把监管资源更有效集中在风险较高的证券公司处置方面，这是有积极意义的一面；但分类标准一定要慎重把握，如果过于强调证券公司规模（如最近一年的净资本金），实际上就会将一些经营状况不错、发展前景良好的证券公司排除在外、形成事实上的对中小券商的歧视。
在其他金融领域也是如此。因存在指标确认的主观性因素，“分类监管”的公正性、科学性受到质疑；监管与发展本身是一对矛盾，以风险监管为导向、若把握不好“度”就会抑制发展；此外，更深层次问题的如金融市场体制、市场主体的治理结构等，就更超出了单纯“分类监管”所能发挥影响的范畴。
“功能监管”权宜
在监管基本思路之下的，是金融监管格局。目前，“一行三会”为主体正由“分业监管”走向与“功能监管”相融。但“功能监管”本身的不确定性，使其不足以适应越来越复杂的金融市场，很可能只适于作为权宜之计。
所谓“功能监管”，是强调金融产品所实现的基本功能、以金融业务性质而非金融机构来确定相应监管机构和监管规则。“功能监管”的提法，较早见于央行行长周小川2004年全国外资银行工作会议上的发言：“市场需求的不断变化和业务交叉性产品的不断出现，日益要求树立功能监管观念，适应形势，加强协调。”
在我国，“功能监管”的实现是通过“联席会议制度”的方式，但这种松散的沟通缺乏制度刚性。2000年9月，央行、证监会、保监会首建三方监管联席会议制度；2003年9月，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召开了第一次监管联席会议——但据媒体披露，从2004年3月至2005年10月的长达18个月时间，“三会”的当家人再没有开过“碰头会”。
在实践中，“功能监管”的弊端：一是难以形成制度性的框架（包括监管部门的沟通形式），二是“边界性”金融业务易成监管“死角”。“一行三会”的建构只是给“功能监管”提供了基本平台，在整体建构不变的前提下，监管部门之间的沟通及其沟通实效存在太多变数。现实中的很多事例都在佐证这种印象。
金融监管部门的冲突表象化，是“功能监管”失效的重要表现。譬如，对于央行支持的建银投资重组中小券商，银监会以将风险转移到银行业为由、要对建银投资进行密切监管；保监会则担心银行窃取其机密信息，而对银行托管其资金“深表担忧”；证监会也对央行拟向摩根斯坦利公司出售股份的比例持有异议等。
另一方面，在金融业日益开放的背景下，监管部门沟通及信息交换的不足，又给经验丰富的跨国金融巨头以可趁之机。荷兰国际集团（ING）的例子最典型。1993年下半年，ING成功说服北京市政府，双方共同发起成立了ING北京投资公司；2003年1月，ING通过与招商证券合资的招商基金管理公司介入基金领域；ING旗下的两家保险公司太平洋安泰人寿、首创安泰人寿各自以上海和大连为中心，分别开拓南北两个区域市场；ING银行是为数不多的获得人民币业务经营许可证的几家外资银行之一；2003年9月，经中国证监会批准，ING获得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资格；2005年3月，ING银行正式宣布签约北京银行，购买其19.9％的股权、一举成为其第一大股东。就在中国本土金融企业想方设法打破“分业经营”界限的时候，ING已经不动声色成为拥有银行、证券、保险三大金融门类的企业，提早在中国实现了“金融控股”。
监管变身下一步
“分类监管”和“功能监管”，是描述当前金融监管现状的两条主线，所揭示的问题也只是其中一部分。就金融监管层面存在的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长夏斌总结出8个方面：除上面提到的潜在的政策不公正、“金融控股”处于监管真空等，他还提出了包括融资结构改善受政策制约、委托理财政出多门、扩大和统一债市难行、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等问题。
“建立有效的金融监管体系是维护一国金融安全的必要前提” 中国社科院财贸所副所长何德旭表示。对现行金融监管体系进行及时检讨和改善，为众多学界人士所呼吁。
回顾历史，金融市场变化总是会带来监管体系的调整。1983年，工商银行作为国有商业银行从中国人民银行中分离出来，人民银行集金融监管、货币政策、商业银行等职能于一身的体制得以改变，这是中国金融管理体系变革的一大步；第二次变革始于20世纪90年代，随着金融衍生产品的不断增加、资本市场和保险业迅速发展——1992年，中国证监会正式成立；1998年，中国保监会正式成立；2003年，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职能混淆的危害突显出来，中国银监会随之成立。在短短20多年间，“变”是常态、“稳定”只是相对的。而当前，监管理念理念上的偏重风险防范、“一行三会”所构建的监管格局，业已导致了金融市场机械分割，难以形成高效、一体的金融市场体系，这构成新一轮变革契机！
问题于是转化为，何时变？怎样变？比较普遍的看法是，随着金融全球化和金融混业经营趋势不断发展，时机已经很紧迫了——再不加速变革现行金融监管结构，问题会越来越多、变革难度会越来越大；而监管价值取向上则应兼重风险与发展、监管模式上由“功能监管”过渡到“统一监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