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近年来，古文化遗址开发为何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地兴起，遗址保护为何成为开发商和政府的趋利工具？遗址保护和开发应该遵循什么原则？政府和资本如何结合？本报邀请该领域内专家进行深度讨论。 中国城市建设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从最开始的简单粗放转变为强调文化要素，尤其是在文化创意产业提出来之后。 遗址保护不应成为趋利工具 不能把文化遗址保护搞成开发项目，不能打着文化遗址的牌子，给小团体搞利益，“搭车占地”搞开发。 地方政府积极开发遗址应鼓励 《中国经营报》：目前，对文物遗产保护和开发应该注意什么？国内外有哪些模式值得借鉴？ 王圣学：大遗址文化保护应坚持政府主导不能变，政府的必要投入也不能少，文化遗址作为重要的文化传承的符号，严格来讲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历史的传承，不是经营性的东西，还不能完全市场化，市场化容易导致趋利性，所以我认为大遗址的保护首先是政府行为。但是在保护开发中要引进市场机制，纯粹让政府搞也没那么大的财力，也不利于大遗址保护。所以以政府管理为主，引进市场机制为辅比较好。遗址文化保护第一位，不能把文化遗址保护搞成开发项目，不能打着文化遗址的牌子，给小团体搞利益，“搭车占地”搞开发。政府行为虽然代表广大人民群众，但具体项目上要约束自己的行为，要依法办事，强行拆迁、暴力拆迁是不能容忍的，要给群众谋福利。 任国刚：开发商有趋利的需求，文物保护单位如何对此进行控制，政府相应的法律法规能不能管理到位才是问题的关键。 杜金鹏：目前，主要是我们的管理制度没有跟上去，措施包括行业规范跟得都不是很紧。法规建设落后于现实发展，解决问题甚至还要取决于党政的体系和领导人的意识。 根据现有的规章制度，处理好保护和开发的关系还比较难，《文物法》对此没有很具体的规定，有很多问题从管理角度讲无法可依，没有办法得到解决。《文物法》修订工作即将开始，对这个问题应该会有规范。 张新斌：文物保护如果为保护而保护，文物价值凸显不出来，文物保护后续资金也跟不上来。 所以现在面临一个怎么在文物保护和文物利用之间寻找平衡点的问题。这非常关键，文物利用如果太过商业化，也会影响了文物本身所具有的无形价值。这是一个矛盾。 洛阳和西安目前都在做一些探索，比如说西安的大明宫，是大遗址的典范，但是涉及拆迁和保护的投入非常大，纯粹靠商业收入解决不了后续资金问题，这会造成政府较大的财政负担。 文物是人类历经几百年、几千年甚至几万年形成的一种物质财富，这种文化遗产怎么能够在我们这一代人这里有效地保护下来、传承下去？ 以前很多的文物保护是盖一座房子将文物遮挡起来，其实这种方式不利于保护。有时候这种东西是需要有人住，这样寿命更长一些，文物有时候需要文物和人的这种互动。 我们的保护的最终目的还是传承，对当代人有所教化，不能为了保护而保护。这也是一个原则。在当代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怎么通过文物这个载体，对我们公民进行历史文化的体验教育，这是非常重要的。 政府不能为了赢利而赢利，不能冲着能够为市财政带来多少收益，否则就是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大遗址能给所在城市带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效果，可能给城市增加一些特色，增加一些魅力和吸引力，这个吸引力和魅力形成城市的知名度，或者形成知名文化品牌，可能在其他方面提高城市的综合效应。 它不一定是直接的通过卖门票的这种直接收入，它可能是宏观的、长线的、全方位、多层次地对地方城市形象、经济社会全方位发展，对提高城市品位，提高城市美誉度，提高城市竞争力带来正向积极作用。 文化遗址的保护和展示，对城市发展是一种渐进的、无形的培育。我觉得在做这件事的时候，政府的指导思想非常关键。就目前来说，全国各地大遗址保护的同时形成多少收入，形成多少景点，目前来说还没有这样的范例。 安阳殷墟是世界优秀文化遗产，也是河南著名的文化旅游景点，向外界展示殷墟文化，但是它在全省旅游的收入是非常靠后的。不过从非物质这一块来讲，安阳殷墟这样一个景点的存在，对于展示古代文化，对提高安阳城市形象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许多大遗址也是这样，不能说这个项目上来了就要增加多少收入，我觉得还不是这样一种概念。政府在文保投入过程中也可以做一些产业化的东西，做一些衍生产品的开发。在商业化运作中要注意不要和文物保护法形成冲突。 岳路平：我们可以借鉴国外模式，比如威尼斯政府：通过旅游餐饮交通来收回投资。古希腊24座修道院、秘鲁马丘比丘都是世界文化遗产，看看他们是怎么保护的？首先国家会出大部分资金，门票收入只是文化遗产保护的一小部分资金支持，他们不会依靠所谓的开发提高门票价格，这些著名遗址的门票价格是非常非常低的。他们不会把门票价格从5美元提高到50美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给马丘比丘的建议是将游客控制在2000人以内，宁愿牺牲游客数量也不会破坏文化遗产的完整性，这就是一个平衡。 《中国经营报》：近些年来，古文化遗址开发不断升温进而形成文保开发的热潮，为什么会有这种热潮的兴起？其背景是怎样的？如何看待地方政府大做历史文化遗址文章的行为？ 杜金鹏：应该说这是一个好事情。首先地方政府也好、公众也好，对文化遗产保护有了更高的热情，地方政府把文化遗产保护纳入自己工作范畴，也愿意投入相当大的经济力量来做文保项目，这是一个特别好的现象。这跟以前有很大的区别，地方政府以前对此是比较消极的。 任国刚：实际上，古城文化遗址的开发从2000年之后就已经开始逐渐升温了。中国城市建设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从最开始的简单粗放转变为强调文化要素，尤其是在文化创意产业提出来之后。对于很多地方政府和地产商来说，要挖掘本土的历史文化，古城、古镇、古街、古寺庙肯定要成为其中的重中之重，把看得见摸得着的历史遗址当做一个核心来说事，肯定是事半功倍的。基于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历史文化遗址的开发才越来越热。 王圣学：国家大遗址文化保护态度，存在积极保护还是消极保护的问题，消极的保护对遗址损坏得很快，全部不开发圈起来根本不现实，城市发展不可能留下大块面积用来保护遗址。比如说汉长安城遗址前期长期不保护，不采取积极保护措施，村民就在那里搭猪圈，绕着城墙挖土，会导致遗址消失得比较快。保护历史文化传承，还是要古为今用，积极开发保护，在不损坏保护的原则下采取保护第一，开发建设第二的原则。 “文化保护瓶”装“土地财政酒” 要解决好制度性问题，政府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未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只是用文化产业的包装纸重新包装土地财政是目前一些热衷遗址开发的症结所在。 《中国经营报》：本报记者在采访过程中了解到，许多遗址保护都有开发商参与的身影，关于遗址保护，政府与市场该如何有机结合，如何避免“搭车占地”的现象？遗址保护和开发应该遵循什么原则？ 杜金鹏：对于文保过程中存在的开发现象，确实存在以开发为目的以保护为幌子，在遗产保护的建设项目里搭载其他建设项目的现象。
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两方面权重的问题，不是说绝对就不能去做。我们讲文化遗产的价值，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也是它的价值的一部分，并不是将考古研究作为唯一的价值体现，如果最终不能落实到为公众服务上，那就是比较片面的理解。 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红线，那就是无论怎么开发利用，都要确保文化遗产的整体安全和环境不受破坏，这是最根本的。 另外就是一个比重的处理问题，是不是开发过度，是不是以损害文化遗产保护的利益作为其他经济建设的前提，如果处理好这两方面关系的话，我们还是愿意看到文化遗产有更多的价值利用。而且也是调动当地政府和公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个动力。 任国刚： 保护文物需要钱，政府也需要钱，利用文化的这个东西作为由头或者是要素来开发或者保护，通过保护来改变周边环境，获取土地增值，然后再进行保护，才能实现良性的保护，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保护。 地方政府的目的不一定是单一性的，可能也有政府会这样干。但从政府的主导来看，不一定完全是为了赚钱，往往是综合性的。不能说政府就是为了想办法挣钱弄个文物来蒙钱。这种东西出现，往往还不是政府而是开发商。引入的开发商大多为了赚钱，对文物的破坏性考虑较少。 岳路平：一定要分清遗产保护的范围，保护文化遗产与开发旅游业之间做好平衡，一方面要保护好世界文化遗产，另一方面旅游业发展不能以牺牲文化遗产的完整性为代价。文化遗产作为旅游开发完全没有问题，比如说威尼斯古城就保护得非常好，梵蒂冈的圣保罗大教堂也是极好的例子。 政府做好本分保护好人类文化遗产，不能越界限。要解决好制度性问题，政府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未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只是用文化产业的包装纸重新包装土地财政是目前一些热衷遗址开发的症结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