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亲人得了重病，即使是不治之症，许多家庭仍会不惜举债，这似乎是发生在中国社会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
最近收到一封信，标题很醒目：“该为活着的人多考虑还是为将要死的人着想？”
写信的雪儿有相爱的老公，听话的女儿，但这个幸福家庭近来却因为公公的病屡屡产生矛盾。公公的病一查出来就到了晚期，半年多来，夫妻俩轮替着在单位和医院之间奔波忙碌，雪儿并无半点怨言。 然而病情并没有得到控制，几天前医院提出可做一个手术，报出的费用吓了夫妻俩一跳，这个家庭倾其所有的积蓄还不够手术费的三分之一。但为了救命，雪儿还是毫不犹豫地将存款全部取出，并且回到娘家求援。最后在朋友的帮助下总算凑够了手术费，可临到术前医生一句话却让她退缩了（有个别医生甚至到最后也不讲明这样的话）。医生说：“其实手术真的没多大意义，因为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区别只在时间上而已。而且不可能是一次手术，还需要一大笔费用来保证今后的手术。” 两人的矛盾由此产生。老公不仅开始为了下次手术到处借钱，并且希望雪儿也尽一切可能出去借钱。雪儿不同意，如果现在背负一身的债务，结果是老人能好起来我也会试着去做，可是结果并不如此呀。老公无法接受雪儿的意见，于是多次发生争吵，甚至危及到夫妻感情。雪儿很迷茫，于是写信问我：到底应该为活着的人多想，还是不管不顾地去做不可能挽回的事？
对这封信我斟酌再三，觉得并不好回。 亲人得了重病，即使是不治之症，许多家庭仍会不惜举债，这似乎是发生在中国社会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医生的告诫不过是把怎样治疗的选择推给了亲属和子女。面对医生的判断，我觉得雪儿和其老公的态度都可以理解。更重要的是，如果这样的努力能挽救亲人的生命也还值得，最怕的结果是“人财两空”。 那么，什么样的治疗是必要的，什么样的治疗是过度医疗呢？ 我曾和一些欧美朋友探讨过这方面的问题。他们说，在欧美一些国家医生治病要经过保险公司的批准。该实施怎样的治疗，包括手术药物的费用，都得经保险公司审批，而只要经过保险公司批准的费用都不会转嫁到个人头上。当然，负责审批的是医学专家，有丰富的诊疗经验，他们会根据患者的病情对治疗方案加以指导。这样，既可保证病人得到及时有效的救助，也可避免过度医疗。 在中国，覆盖全民的医保制度还未真正建立，即使获得医保的人，在医院也要不断面对是否“自费”的选择。常会听到医生这样询问：“药是用进口的还是普通的？”大量的进口药是自费药，价格昂贵，据说效果优于普通药物，但也未见得一定都好。 一个人到医院看病，就等于把自己交给了医生，应当由医生决定适当的治疗方案，比如应不应当住院，应不应当手术，是用进口药还是普通药，这些都应以疗效为标准。患者及其家属通常不会有多少医学知识，这方面和医院、医生的信息完全不对称，是毫无疑问的弱势群体。因此，把怎样治疗的选择“简单化”地推到家属面前有时不仅是残忍的，也是不负责任的。这不仅会产生许多“过度治疗”，甚至还会多出许多对患者有害无利的“错误治疗。” 但这一切在目前中国追求市场效益的医疗体制下似乎难以避免。医生的医德自然要受到监督，而天下的事情只有道德的规范终是贫弱无力的。 我们只能对医疗体制的深化改革拭目以待。 我不知道雪儿夫妇最终会怎样选择，但愿他们的选择使自己安心，也使老人走的安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