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日本在经历了二百多年的锁国政策后，终于打开了国门。他们看到了上海的繁华，也看到了中国人的屈辱。以至于痛下决心，改变了日本的历史
作者：王雨佳
1862年（同治元年），当时的中国实际上有两个政权同时存在，一个是两宫太后和7岁的小皇帝同治的清政府，另一个是太平天国。就在这一年的6月2日，一艘帆船缓缓驶入上海港。引人注意的是，帆船的后樯上挂着一般人都没有见过的旗子，只有去过日本的商人才能认出，那是日本国旗。这艘船的上海之行，是日本经过二百多年的锁国政策之后，第一次派船来中国。这也是日本人主动从封闭走向开放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贸易立国，日本人决定打开国门 17～19世纪间，德川幕府采取“锁国”政策，日本封闭了二百多年。在此期间，日本虽屡次限制对外贸易，但中日之间仍有贸易往来。每年有几十艘中国船抵达日本长崎，主要航线是“上海—长崎”和“宁波—长崎”，往返其间的是中国江浙闽商人，与日本人做贸易生意。上海在1843年开放后，迅速成长为东亚巨港，西方船队去往日本的航线大大缩短。1853年，英美两国4艘商船从上海出发，到达日本，以后连年不断。西方势力试图在日中贸易中分得一杯羹。 日本“锁国”期间，华人独揽日中双边贸易。19世纪，日本国门打开之后，西洋人又来染指。面对外贸权益的丧失，日本一些学者提出“贸易立国论”、“开国论”，积极倡导主动开放国门，夺回对外贸易权。首先，恢复与中国的正式商贸关系，一些幕府官员也积极参与。1861年5月，幕府官员冈部长常上书幕府，建议派使节团前往上海、香港调查贸易状况。考虑到巨大的经济利益，幕府批准了这份上书，日本决定派使节团出使中国。 但是，整个出使行动相当艰难。由于日本当时同中国没有建立正式贸易关系，必须借助同日中双方都有正式商贸关系的国家作中介。于是，日本人决定，去上海考察时租用荷兰船，雇佣一个荷兰商人作为货主，以荷兰商人运送货物的名义去上海。后来，因为荷兰船的租用费用太高，幕府改变主意，决定购买洋船，最后选定了英国制造的一艘三桅帆船，就是“千岁丸”号。 长崎会所（幕府直接控制的对外贸易机构）调役并（官职）沼间平六郎是考察中国使节团的实际组织者，他本打算在长崎挑选曾经到中国做过生意的商人参加此行，主要负责采办运到中国的货物，可以在中国做些生意，尝试一下。但是，在封闭了二百多年的长崎，这个与中国贸易最频繁的港口城市，竟然找不到一个去过中国的日本商人。 无奈，沼间平六郎只好找来三个愿意去中国的日本商人参加使团，这三个人都以自己的商店名称为姓，从未离开过日本。由于没有任何对外贸易经验，他们三人甚至不知道运些什么东西去中国。 三个长崎商人只好先找了一些中国商人咨询，进而参考了江户时代的日中贸易记录，中国从日本进口的货物，以铜、煤炭、海产品和工艺品为主。中国商人运生丝等商品到长崎后，采办的回头货主要是这些。三位长崎商人也照此办理，1862年5月，所有物品采购完毕。 “千岁丸”起航 1862年5月25日，67人全部登船。“千岁丸”上共有英国人15名、荷兰人1名，日本人51名。“千岁丸”的船长是英国人亨利·理查多松，荷兰商人图莫林古是日本人雇佣的货主。日本人中，包括作为正式成员的幕府官吏8人（以下简称“幕吏”)，作为幕吏随从的各藩武士们（以下简称“藩士”），还有翻译、医生、长崎商人及其随从。 船上的每个日本人各有心思。藩士深川长右卫门很早就同意“开国论”，他去上海，是想从贸易中寻找发财的机会。后来，从上海回国后第五年，他就与佐野常民（日本红十字事业创始人）一起去法国参加了万国博览会。 藩士纳富介次郎擅长绘画，他想把中国的样子画下来带回日本。但他留下的画仅存三幅，第一幅是英军帐篷图，第二幅是扛枪挂刀的中国乡勇，第三幅是金锭、银锭、铜钱等清朝的货币。 值得注意的是，登上“千岁丸”的日本人中，有一些立志改革日本的年轻藩士，他们向往外面的世界，强烈渴望去上海看看，有的人甚至用行贿方式才获得此次上海之行。这些人中，有在“明治维新”中叱咤风云的高杉晋作，他建立的“奇兵队”被称为日本第一支近代军队。还有后来创办大阪证券交易所的五代友厚、后来任海军军令部长的中牟田仓之助，等等。当年，高杉晋作23岁，中牟田仓之助25岁，五代友厚27岁。日本国门打开之后，这些人接受了很多西方的思想和知识，强烈地期望变革，按今天的话说，这些人都是“愤青”。五年之后，是他们改变了日本的历史。 1862年5月27日清晨，“千岁丸”终于起航。日本人能从二百多年的封闭走向开放是很不容易的，不仅大政策要改变，每项细节、每次行动都得从头摸索。但是，面对对外贸易受制于人的现实，日本人想到了主动打开国门，自己走出去，在克服了诸多困难之后，他们做到了。 日本人首次中国行，以亏损结局 初到上海，日本人便惊讶于上海的繁华。船上有两个人曾经去过美国，他们认为，上海比华盛顿和纽约还要繁华。他们刚一登岸，中国人便云集而来。日本人每到一处，围观者、尾随者不下几千人，一停步就被围观者挡住去路，他们站在那里不动，就会被围得水泄不通，敞衣蓬发的老年妇女和五六岁的女孩子在楼上或门缝露出半张脸偷偷看他们。中国人对这些佩着双刀，发型怪异，却有着同样相貌的人感到好奇。 令日本人不能接受的是，上海的中小街道，到处是垃圾粪堆，没有立足之处，人们也不清扫。但是，租界内却异常清洁，车不扬尘。而且，西洋人和中国人也不平等。一天晚上，城门已经关闭。纳富介次郎想进城，看城门的法国人看他是日本人，就让他进去了。一些中国人也想趁机进城，法国人却不允许。这时，一顶轿子要进城，法国人不让。轿子里下来一个官员模样的人，他不听法国人的制止硬要冲进去，法国人竟然用手杖打他，最后，他还是退了回去。这样的情景，深深刻在了年轻藩士们的心里。 1862年6月3日，日本使节团住进了荷兰领事馆附近的旅舍。6月5日，日本使节团拜会上海道台（相当于上海市市长）。但是，这一次日本使团并没有与中国官方订立正式协定。 “千岁丸”在上海逗留了两个月，三位长崎商人的买卖活动十分繁忙，他们将带来的所有日本货物都推销出去之后，又采购了一些中国货物准备运回日本。但是，日本人在中国第一次做生意，盈利微乎其微。这是因为，交易过程由荷兰领事馆作中介，除了交给荷兰人25‰的手续费外，还要平摊利润。后来，交易又由中国商会充当中介，在交易中，日本人又被中国人算计，一点隐秘也保留不住，全部弱点暴露无遗，货物价钱被压得很低，而日本人毫无经验，无计可施。 综合计算整个上海之行，使节团把幕府给的经费花光之后，还有亏空。幕府为派遣“千岁丸”赴沪准备了3万美元，船一来一回，雇佣英国船长和荷兰船员的开销；逗留上海期间，拜访上海道台和外国领事馆的交际费用；使节团一行人在上海60天的开支……这已将资金消耗多半。加上日本人在上海“试卖”货品，因为种种原因，盈利不多，而关税支出却不小。日本人首次考察中国的行动，以亏损结局。高杉晋作和五代友厚受命于长州、萨摩藩主，携带款项，想在上海购买新式船舶和武器，在花费了不少交际费用之后，他们什么也没有买到。由于经费不足，使节团决定不去上海之外的港口，如天津、宁波、香港、广州。8月，他们从原路返回了长崎。生意亏损，经费亏空，想买的武器也没有买到，日本人的首次中国行似乎一事无成。 但是，在这次上海之行后，一批批的日本商人开始来到中国做生意，把日本刀、日本漆器、水产品等等卖到中国，赢得了可观的利润。日本人慢慢尝到了开放的甜头。而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正式贸易协定则“姗姗来迟”，直到1871年，也就是“明治维新”后的第三年，才真正签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