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周 导
历史上，怀才不遇较之遇不怀才似乎更具有悲剧意义，因为职场人生最大的失落，莫过于无法定位和把控自我。李煜，这位中国历史上最能委曲求全，却最终沦落为臣虏的南唐末代君王，这位在词坛大放异彩，于治国却捉襟见肘的偏正人才，其蹭蹬的人生经历，跌宕的职业生涯，凄婉的浅斟低唱，无不令人扼腕浩叹。 若不是天生“丰额骈齿，一目重瞳子”的帝王之相，可能其兄也不会对李煜有多少防备和猜疑，可能也就没有相继而来的宫廷变乱、其兄的意外身亡，史册里也就没有一个叫李煜的国君。然而，无论是天生帝王之相必得应验的法则在冥冥操控，还是如椽史笔要和他开一个终极玩笑，961年，25岁的李煜冲龄践祚，开始了其屈辱、迷惘的14年帝王生涯。 《新五代史》说，“煜为人仁孝，善属文，工书画”。但是，毕竟诗文书画不是帝王的主修课程，“仁孝”在当时举世纷争、弱肉强食的国际环境中，也非御敌之长策。以当时情势，李煜需举全国之力励精图治，厉兵秣马，誓死与赵宋一决生死，南唐的国运或还有微茫希望。 然而，在李煜心目中，从来没有想象过主动以武力来对抗赵宋，而国家独立与否并不重要，自己是否拥有“帝王”称号亦不重要，能最大限度地保留住祖业就可以了。不幸的是，事实证明这一矛盾的国家发展战略定位，加速了南唐的崩溃。 李 （李煜之祖父）时，南唐在南方诸国中实力最强。李 （李煜之父）时，南唐还曾一度大败楚国（处于今湖南）、闽国（处于今福建）。至煜时，虽国势减弱，但在南方诸国中仍具备连横合纵的竞争基础。如果李煜选择彻底臣服，递交降书顺表于赵宋，至少可以使治下百姓少受战乱之苦，日后也可保住自己一官半职。 他没有选择以上两个“如果”，而选择了“委曲求全却又不彻底臣服、武力消极抵抗却又不敢破釜沉舟”的模糊战略。 971年２月，宋灭南汉，《宋史·卷四百七十八·列传第二百三十七》记载，“煜惧，上表，遂改唐国主为江南国主，唐国印为江南国印。又上表请所赐诏呼名，许之。煜又贬损制度，下书称教；改中书门下省为左右内史府，尚书省为司会府，御史台为司宪府，翰林为文馆，枢密院为光政院；降封诸王为国公，官号多所改易。”
在威慑之下，为求南唐的苟安，李煜主动降低南唐的“国级”称号，将象征国家权力的大印贬改为“藩属”级别印，将南唐的部门机关全部降低行政级别，将政府官员降职。诸此种种，全在示弱为臣，但又不彻底。 在对赵匡胤的报告上，李煜更是表现出战战兢兢，不敢有丝毫僭越，其《即位上宋太祖表》言：“惟坚臣节，上奉天朝。若曰稍易初心，辄萌异志，岂独不遵于祖祢，实当受谴于神明”，连欺师灭祖、人神共愤这类发誓赌咒的话都已道出，似乎纯粹出自肺腑，但在赵匡胤眼中，离真正的臣服态度似乎还有距离。 另一方面，李煜还时刻在乎着不知是祖业还是自己的尊严，总想借机找回一点面子。一次，赵匡胤派武将魏丕往南唐巡视指导工作。席间，不知是喝高了还是为了宣泄政治军事上长期以来的压抑，自恃文采的李后主让这位武官魏丕即兴赋诗，不料学文出身的魏丕毫不含糊，张口就丢下一句：“朝宗海浪拱星辰，莫教雷雨损基扃”。诗里唯宋朝尊、号令属国的霸气让李煜“羊肉没吃到，反惹一身骚”。 《宋史·卷四百七十八·列传第二百三十七》又载：“（煜）虽外示畏服，修藩臣之礼，而内实缮甲募兵，潜为战备”。臣服于外，备战于内，在当时情形下无可厚非，但被赵匡胤过早察觉，则注定了南唐国运的加速衰竭。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家国虽好，山河虽壮，终不敌赵宋的铁蹄压境。974年冬，赵匡胤借口李煜未能奉诏来朝，兴兵讨伐，次年十一月，攻占金陵，煜降，南唐亡。至此，英武的宋太祖完成了其统一南方的重要步骤，在李煜“金剑已沉埋，壮气蒿莱。”的迷惘太息中翻开了其揆文奋武、开疆拓宇的新画卷。 李煜的悲哀在于，在不可回避的机遇下，以极不情愿的心态在错误的时间和地点登基加冕，自我定位在兵戈四起中已然矛盾重重，最终导致其治国战略的矛盾与模糊，而个体生存和国家竞争的双重战略模糊，是其亡国为虏、命陨他乡的深度原因。 煜即位的前一年，赵匡胤已经称帝，在后周基础上建立起强势政权，其取道南下、会猎于金陵之意若司马昭之心。本来具备战略纵深基础、隶属南唐的江北大片领土，已经被李悉数割让于宋，长江便成为南唐首都金陵唯一的天然防线，赵匡胤只要纵马过江即可直捣南唐首府，本来坚固的国防在李的挥霍下变得锁钥旁落、门户洞开。受命于斯，李煜徒叹时运不济。 “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清）赵冀的体悟似乎在李煜身上得到了最佳印证。若非在词创作史上大放异彩，作为帝王的李煜可能永远无法浮出历史地表为后人热评。大学者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对其有较公允之论：“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 乞求隐士生活却天生帝相，无心权胄却遭太子猜忌与迫害，有意回避猜忌却在偶然中即位，试图整顿政务却承接着父辈遗留的式微国运，渴慕爱情与家庭的温馨却遭遇中年亡妻丧子，渴求囚后的片刻安宁却要面对宋太宗对自己妻子小周后的频频施暴，渴望委曲求全以保祖宗基业却落得亡国为囚。这些常人根本难以承受的人生苦痛、煎熬，于李煜本来就敏感、脆弱的笔触和心灵堆积起来，终化作“千古词帝”笔下如血如泪的东流之恨、一江之愁。 词创作的出类拔萃似乎多少消弭了李煜政绩的黯淡。然而，在以儒家“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核心评判准则的封建官修史撰著中，“性骄侈、好声色。”“好浮屠，崇塔庙以故颇废政事。”“虽仁爱足以感其遗民，而卒不能保社稷云。”（《南唐书·后主本纪》）将国家类比企业来审视与评判，对于经管南唐帝国集团的董事长兼ＣＥＯ李煜来说，首先是对国家命运的担当，对普天之下百姓的责任。孱弱的竞争能力（国防），萎缩的市场范围（疆土），模糊的发展战略（避免被赵宋吞噬），资不抵债的财务状况（国库虚空、铁钱替代铜钱造成物价飞涨）等关键指标，没有一项经得起考量，。因此，李煜掌管下的南唐集团企运崩颓也就在意料之中。 同时崩颓的还有词人李煜的个体生命。975年，农历七夕，恰在其出生日，正值壮年的李煜选择了离开尘世。这个本性纯良、笃信佛理、天赋文才的帝王走过了错位的四十二年。 “一片芳心千万绪，人间没个安排处。”或许，这种方式才是其追寻自我定位、安排身心的最佳去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