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胡正诚
贪婪、傲慢和过度的投机无疑是金融危机的根源，但是号称智商最高的一些人却竭力淡化这些原因。美国小布什总统在9月24日的电视讲话中宣称，是亚洲国家给美国提供了过大的流动性，似乎那些债券不是美国政府和公司卖出来的而是亚洲国家硬要塞给美国的。英国《金融时报》先有文章用非常隐晦的手法同样将危机归于亚洲的流动性，后有10月8日其副主编兼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以《亚洲的报复》为题宣称以中国为首的世界顺差大国是本次危机的根源，欧洲改革中心西蒙·泰尔福德则称美国只是“替罪羊”。在此之前，《金融时报》上还出现了为自由资本主义辩护的文章。 问题在于，自由资本主义需要辩护吗？理性的人自然明白其内在前提无法在现实生活中全部满足，也理解适当地应用自由市场经济对于效率提升产生的益处。但是一定要维护这一标签则显得很诡异。如果抛开理论，观察危机始作俑者的动作，可以发现在不希望政府捆住资本家手脚的时候，资本家就宣扬放松管制；如果政府能给他们提供订单他们也极力欢迎，“自由”的私人企业毫不手软地把美国联邦政府科研资金产生的科技成果据为己有；在需要政府为他们的愚蠢和贪婪造成的错误买单时，就威胁政府不救援那就只能一同毁灭。这不过是一个极其简单的怎么有利怎么干的故事，表面上的理论争论实际服务于不同群体内在的私利。核心问题不在于理论自身如何，负责任的学术体系都会将这些前提、后果、局限和可能危害交代清楚，而是哪些人在宣扬和应用这些理论，并可能从中得到何种利益。 备受责难的全球化始终被宣扬为对各参与方有利的理论。确实，美国的普通人可以不用从事繁重的工作，拿着亚洲国家借给他们的资金，购买极其廉价的商品，而亚洲的苦难的工人们似乎也因找到工作而幸存下来。但是在这背后的事实是，1976年美国最富有的1%人群拥有全美20%的总财富，到了1998年，他们已经拥有了全美国1/3的财富。以2004年美元价值折算，从1962年到2006年，顶级的1%人口平均家庭财富增长一倍以上，其他39%的上层人士财富略有增加，而底层的60%家庭平均财富却几乎没有增长。这一时段正是全球化的进程，正是那些宣称自由市场经济甚至可以解决贫富分化问题的人们大行其道的时候。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罗斯福“新政”后，福利制度、增税、支持工会、战时工资管制等政府手段，在几年之内就让美国的收入分配大大平均化，从1947年到1973年间，最低收入的5%人口的收入增长116%，最富有人口的收入仅增长85%，是各个阶层中收入涨幅最小的群体。可笑的是，从1974年到2004年，这两个比例分别变成了2.8%和63.6%。在新政时期，自由资本主义的信徒们连像样的工作都很难找到，他们组成朝圣山学会自我勉励，一旦他们的理论被资本家们发现可以有效地对抗流行的凯恩斯主义的时候，这些理论家们迅速获得了活力，而他们的大企业家赞助者们则获得了丰厚得多的利润。强调利润至上，股东利益至上，为企业家不顾社会责任辩护，都是“理论家们”的工作表现。
要知道，人类生产和消费所追求的终极目的是安全、健康、一定程度的平等，而不是极有局限的GDP。但是，因为对于背后的资本恩主们有利，这个残缺的理论变成了市场教旨主义，连极不人道的童工和血汗工厂的关闭导致了童工和血汗工人的失业，也变成了对全球化有利的证据：没有这些工厂童工们会更加贫困。因本国政府不作为以及没有合理的本国消费导致的恶果也能成为打破道德底线的辩护理由，这就是所谓学者的操守。 较小的贫富差距、较强的公民权利，代价是政府的低效和配置资源的错位，这是上世纪70年代前的图景；全球化布局，大公司利益至上，代价是中产阶级的消失，政府被大公司势力渗透，甚至以伊拉克10万平民的鲜血换来大公司的利润。这是当前的现实。世界就是在这种制衡下的摇摆中演变，但是中国企业家相对来说缺乏财力，与国际大牌学者的沟通渠道不畅，加之学术水平低下和有的学者容易被收买而有意误导，中国企业家很难及时发现那些越来越复杂的理论体系中隐藏的危害。 这时，面对前提未必清晰、论证未必严密、需要时间检验的各种理论，只有观察人性更加可靠：是谁在背后推动，他可能通过何种方式，从该理论的实践中得到什么样的利益。能够主导社会发展方向的人们，顶多在不伤害自己利益的时候才能发动同时有利于他人的运动，理论得以实施，不是因为理论正确，而是因为幕后满足了大批人的私利，这样能够得到最大的支持，在竞争性的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 解释世界的总是有两套体系：一套是名正言顺堂而皇之的体系；一套是短视、贪婪、愚蠢、阴谋、善良、底线、道德等交织的真正的体系。试图利用本次危机强化自己地位的中国，应该习惯于更多地使用第二套体系来观察和思考迅速变化的世界思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