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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延安城管踩跺自行车商户事件可谓一波三折。最初，城管暴踩商户脑壳的视频在网上引起网民强烈愤怒，紧接着城管局马上出来宣称行凶者是“非正式在编人员”（即所谓临时工），城管局长向挨打商户刘国峰鞠躬道歉，随后网上出现了一封自称受刘国峰委托的道歉信，其内容正如著名主持人孟非所总结的：城管打我是有一定道理的，城管局的善后我是满意的，延安的形象才是最重要的。此信令人愕然。6月12日刘国峰对媒体称“信不是我写的，不代表我的意思”，且城管局有专人对他进行陪护，不方便多说。 现在还不好说延安城管一手导演的现实荒诞剧还将上演什么新的狗血剧情。假如刘国峰所言被多个证据证明属实，那么延安城管局这些拙劣而粗暴的危机公关手法，无异于从精神上再次踩跺了刘国峰的脑壳——所不同者，前一次身体撞击是在少数人的小现场，倘若没有侥幸被摄录并公之于众，公众无从知晓；而这一次，却以该商户所经营品牌的店员名义，发布所谓受当事人委托的网络道歉信，既被刘国峰辩伪，延安城管局实不亚于酷吏强行让冤狱者签字画押，并且还是在受众巨量的网络公共空间。 狗血归狗血，毕竟还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被质疑、被识破、被反讽。比荒诞狗血剧情更值得注意的，还是这封奇葩道歉信的内容及其修辞。公开信说：“打人者固然不对，但客观地说，我也有一定责任，我想，当时我如果能冷静处理，不要太过冲动，也许可以避免肢体上的冲突。在此向在这件事中受到伤害的人们道歉。”该事件中，被侮辱被损害者正是刘国峰自己及其家人，假如要道歉，在家里反思总结也就行了，似乎并无必要煞有介事地出份公开信。此外，一般公众看过视频也受了城管暴力的精神伤害，但城管局欠公众的这份道歉，亦不该由刘国峰代言。因此，假托刘国峰之名所行之道歉，实质上不过是延安城管臆想中的挨打者对城管之道歉。其逻辑预设是这样的：是你引诱我们打你，我们出了丑，你要道歉。 很难说这不是流氓和强盗的逻辑，然而的确，强权和暴力者历来身在蛮荒，却总是以天朝上国自居。公开信还说，事件引发了网上“部分不切实际的传言，对一些人造成了不公正的伤害，也引起一些社会不安定的因素，同时也对延安的城市形象带来了负面影响。”一个普通公民，挨了一顿打、伤痛未愈，竟然操心起延安形象来？这事儿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不信。 谁最在乎延安的形象？当然是延安的政府部门，他们关心延安给上级留下的印象，这事关他们的政绩。假如真把延安在民众心中的形象当回事，暴力执法早就应该被禁绝，何至于抢车、打人以至于暴踩公民的脑壳？难不成打完了人，受了全国舆论之谴责，城管局一夜之间提高了政治觉悟，懂得关心“延安的形象”了吗？显然不是，从僭越代拟的公开信看，城管局丝毫不愿对暴力执法改过自新，事件既然已经公开，情急之下，遂将上述延安形象的两种内涵囫囵混为一谈，扯大词当遮羞布，企图掩盖矛盾以及自身的罪错。 诸如地方的“形象”“爱国”“模范”，这类堂皇的大词像涂了正确口红一样，似乎不证自明，却似是而非，它们生长于集体主义的土壤，内蕴柔韧的强制性，压制了个体的茁壮成长，实是一种权力语言。这是统治者喜爱且熟谙的语言，它有两种用途，或为僭越甚至劓刖个体的恶行护航，或为愚化甚至奴化民众充当那迷幻药的糖衣。在历朝历代的政治生活中，大词及其思维的作用，并不亚于军队。大词往往成双结对，当表面上温情脉脉的正面大词不奏效时，反面大词就会跳出来喊打喊杀，比如“革命”与“反革命”。一个信奉独立思考的公民，应该警惕这样的大词，防止它干扰、钝化甚至取代个体对生活现场的具体感知。 幸而随着网络与自由讨论的普及，如今大词的迷惑性已渐渐被祛魅。延安城管笔下的大词，一经媒体披露，就有包括孟非在内的网民质疑“谁替你写的”。在新近令人悚悚未定的厦门纵火案后，当地媒体刊登的充满反面大词、杀气腾腾（如称肇事者为“民众的公敌”）的评论文章，也很快被网民批评、解读、反讽。这都表明一个较为自由的言论市场，对大词是有一定的免疫和自净功能的。但显然，唯有个体有力量、卓然独立，大词才真的吹不动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