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我认为中国现在要做的事情是：在技术与财力尚能承受的情形下，努力像云南省这样，要大大降低母婴传播感染（艾滋病的）几率。
撰稿·贺莉丹（记者）
56岁的何大一（David D.Ho）教授有一张标志性的娃娃脸，戴副眼镜，随着笑容的漾开，眼睛会眯缝起来，神情亲切柔和。出现在公共场合的何大一，身旁总是簇拥着一堆记者、医生、志愿者与热情洋溢的年轻学子，不时有人提出与他合影的要求，他总是很爽快地应承。 现任美国纽约洛克菲勒大学艾伦·戴蒙德艾滋病研究中心（ＡＤＡＲＣ）主任的何大一祖籍江西，生于台湾，12岁时移民赴美；1974年，22岁的何大一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加州理工学院，1978年他获得哈佛大学医学院医学博士学位。1981年，在洛杉矶Cedars-Sinai医学中心当见习医生的何大一接触到艾滋病病例，这是全球最早发现的第一批艾滋病人。 何大一是世界上最早认识到艾滋病是由病毒引起的科学家之一，也是首先阐明艾滋病病毒复制多样性的科学家之一。1996年，因发明研究联合抗病毒疗法即艾滋病鸡尾酒疗法，何大一被美国《时代》周刊评选为当年年度风云人物，“有人制造新闻，有人创造历史，而当后世撰写这个时代的历史时，会把人类在对抗艾滋病之战中扭转乾坤的人，视作真正的英雄”，何大一帮助了数以万计的艾滋病患者“解除了死刑”。 1999年，何大一及其同事发现人体免疫系统T细胞中的CD8可以有效对抗艾滋病病毒（HIV）；2000年，何大一团队研制出C型艾滋病疫苗，目前C型艾滋病疫苗已进入临床实验阶段。2007年年底，他出任清华大学艾滋病研究中心主任。如今，何大一与张林琦等一些科学家正密切与中国云南政府合作，帮助当地224位HIV阳性（艾滋病病毒感染）的孕妇实施母婴阻断措施，让她们生下健康宝宝。 2008年10月19日，何大一教授忙里偷闲，与《新民周刊》记者分享了当下艾滋病领域的进展与他本人的心得。“有问题尽管问”，他总是这样摆手示意，并尝试用特地学过的中文与记者交流，一直很耐心。有着一个苏格拉底式脑袋的他，总是精力充沛的模样。“这几年David四处奔波，苍老不少”，一位熟悉何大一的华人科学家这样感叹。 “可以亲眼看到这些好的结果，我很感动” 《新民周刊》：你们在云南的母婴阻断项目对224位HIV阳性的孕妇进行药物干预，这些孕妇所处孕期是否有所不同？ 何大一：每个孕妇的孕期是不一样的，很多孕妇是在分娩前四五个月（进行药物干预），有一部分病例是已经快分娩时才有干预的。全面使用药物治疗，效果非常好。 《新民周刊》：我看到云南省艾滋病关爱中心主任医师周曾全展示的图片中，有一位HIV阳性的孕妇CD4（人体免疫力指数）很少，她的腿上布满皮疹……你接触的云南的类似HIV阳性孕妇母亲，她们对于艾滋病的了解是怎样的？ 何大一：很多感染了艾滋病的母亲开始时都不了解（HIV）。我们不只培训一些工作人员，还培训病人，她们参加我们这个项目以后，对自己的情况比较了解，慢慢地她们越来越懂得这个疾病。 开始时，每位母亲的情绪都会比较敏感，可慢慢地她们改变态度了，比较了解艾滋病以后，她们也会说：这种病不需要那么怕，很多人有歧视是不应该的。她们懂了以后，就开始自己站出来跟她们的邻居说：我是一个感染HIV的病人。有香港的电视台要去云南拍她们，她们也肯出来上电视面对公众。 《新民周刊》：在开展云南母婴阻断项目的过程中，有哪些让你印象深刻的事情？ 何大一：我在美国做了27年的艾滋病研究，我经常回中国有8年的时间了，回到中国看到云南、河南那些艾滋病人，我一定是很动容的，好像是在美国80年代，艾滋病人很快就死了，我看过这样的情况，我就决定应该回中国帮忙。所以我们开始跟云南一些部门开展很多不同的工作：开始时是把一些国外比较好的药带回来给病人用，以后还做很多培训，最近才开始做母婴阻断工作。 很感动我的就是，最近我去云南乡下地方，看到很多这些（感染了HIV的）孕妇吃了我们给她们的药，身体恢复了健康，她们的儿子出生了，也是健康的，我觉得很高兴。这几年来可以亲眼看到这些好的结果，我很感动。 《新民周刊》：目前在中国推行母婴阻断的成本如何？ 何大一：目前每例母婴阻断的费用还是比较高的，如果要把整个云南省的母婴阻断工作都做得非常成功，大概需要500万美元。到现在还算不出来到底全中国（推行母婴阻断工作）需要多少资金，因为得计算中国感染HIV的母亲数量与干预的手段，但现在并不知道中国感染HIV的母亲人数与规模。云南母婴阻断项目是做个示范。一旦母婴阻断项目在规模上推广了，成本可以下来。 《新民周刊》：你认为，在中国推行母婴阻断过程中必须直面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何大一：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找到感染了HIV的母亲？ 大多数母亲都不知道自己被感染了艾滋病，而知道自己被感染的母亲也不知道我们有这样一个项目可以为她们提供服务。这就是我寄希望于你们媒体与新闻记者的原因，你们能使更多人知道这种（母婴阻断的）防治与服务是可以及时获得的。 《新民周刊》：倘若对艾滋病的母婴传播不加控制，艾滋病传播率在30%左右，如果进行干预呢？美国的情况是怎样的？ 何大一：美国是用最好的方法去做，是在2%以下。因为现在由于母乳喂养造成的感染率大约是15%到16%，而我们是可以用各种手段把母婴传播的几率大幅度降低的。在美国特别在纽约州，母婴阻断已将艾滋病传播压到了几乎不发生的地步！现在在美国许多城市，你已经不能发现新生婴儿感染HIV了，去年全美国只有不到50个baby感染了HIV。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到如今，美国将（艾滋病母婴传播）30%多的传染率压到了2%以下，这是缓慢下降的，有段时间是从30%至40%降到差不多15%，这几年来又降到5%，最后终于降到2%以下。 所以我认为中国现在要做的事情是：在技术与财力尚能承受的情形下，我们是不是可以做到几乎像美国那样的地步？努力像云南省这样，要大大降低母婴传播感染（艾滋病的）几率。媒体、社会科学、自然科学领域的人们，大家一起努力合作。我们是真的可以做到的！ 我们在云南做的母婴阻断工作跟美国完全一样，可是中国很多地区都是用比较简单的方法，传播率还是在8%至15%。但即使用简单的方法，也对这些感染了HIV的孕妇帮助很大。云南情况特殊，有很多属于边远地区，我们给（HIV阳性的孕妇）她们提供奶粉与药物治疗等。我想，如果对边远地区的人群都可以有好的干预效果，相信这种模式可以在中国其他发达地区推广。 研制艾滋病疫苗，“5年不够” 《新民周刊》：今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及医学奖颁给了两位发现艾滋病病毒的科学家，吕克·蒙塔尼（Luc Montagnier）与巴尔·西诺西（Francoise Barre-Sinoussi），在你看来这是个迟到的奖励吗？ 何大一：他们是首先找到这种病毒的，这是很大很大的贡献。我觉得他们得到诺贝尔奖是很应该的。 《新民周刊》：76岁的吕克·蒙塔尼近日大胆预测，“4年内将有一种治疗性的艾滋病疫苗问世”。 何大一：他现在根本不在做（艾滋病疫苗）研究，他太乐观了。 《新民周刊》：你现在正在研制的C型艾滋病疫苗进展如何？ 何大一：我们已经有两种疫苗做到临床阶段工作，我们叫Phase One Study，第一期临床已经做完了，我们现在在美国又有新的方法，可是这些新的方法还在实验室里在动物体上（试验），比如猴子等动物。我们想去云南那里做疫苗，我们的一些vaccine preparation（疫苗准备工作）已经开始做了。 《新民周刊》：当听到默克公司为期十年的Ａｄ５艾滋病疫苗ＩＩｂ期的临床试验失败的消息，你惊讶吗？ 何大一：我早一点听到，Merk（默克）公司的人提早跟我说了这件事情。大家都很失望啊！ 《新民周刊》：Ａｄ５疫苗的失败对你的C型艾滋病疫苗研究有影响吗？在Ａｄ５疫苗失败以后，第17届世界艾滋病大会气氛一度低迷。 何大一：Merk公司Ａｄ５疫苗的失败是对全球（艾滋病疫苗研究）有很大的影响的，这是对Ｔ细胞疫苗思路的挑战。我们在做的疫苗也受到影响，我当然有马上调整我的一些疫苗设计的思路。我想，只靠Ｔ细胞不够，一定要靠抗体，可是用抗体来杀HIV是不简单的，这是很大的困难，现在我所有在实验室的同仁都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其实我们在美国做的大部分工作是做疫苗研究。默克的Ａｄ５疫苗到了ＩＩｂ期，但失败了，目前还没有成功通过ＩＩＩ期的HIV疫苗。 《新民周刊》：你曾预测你的C型艾滋病疫苗大概需要5年到10年研制出来，现在看时间是否足够？你自认在未来的生命中是否还有可能研制出一种成功的艾滋病疫苗？ 何大一：时间可能够，也可能不够，这个我不知道。但我可以告诉你——5年不够！（笑） 研制艾滋病疫苗的过程中，当然有科学家要放弃，可也有别的新的科学家来参加这种研究工作。我已经连着做了27年艾滋病研究了，没有放弃，我想我们会成功，我就是不知道需要多长时间，但我知道，不是很短的时间。 《新民周刊》：你刚刚讲，你在未来会把更多重心放在艾滋病的机理研究上，开展基础研究。 何大一：对，我们要思考的是怎么去做（HIV）疫苗计划，vaccine design（疫苗设计）还是要靠基础研究，我们现在不知道怎么去做vaccine design，我想还要很久才有疫苗出来。 我们很清楚（HIV对人体产生作用的过程），可HIV这个艾滋病病毒跟别的病毒不同，它在病毒外面那个蛋白，我们叫gp120，它变化很快，这个蛋白的外面好像又有很多糖，动得很快，它不是呆在那里让抗体来杀它……如果我们不解决很多这些问题，我想（艾滋病）疫苗是不可能研制出来的。 《新民周刊》：现在世界各国都在研究艾滋病疫苗，你认为是否会造成资源浪费？ 何大一：我被问到的最多的问题应该就是关于艾滋病药物和疫苗研制的有效性问题。（疫苗研究）不会是资源浪费，需要的嘛，攻克艾滋病最需要的就是一个（有效的）疫苗。 《新民周刊》：2001年《时代》周刊刊登过一篇评论文章，评价你“可能是少数几个仍然相信药物能够根治艾滋病的人之一”。现在的你研究的重心在哪里？ 何大一：我做的研究大部分是艾滋病疫苗方面的，不能说做了20年都失败了，我们就不干了，这种态度我不同意！因为这是很大很大的一个科学问题！ 假如疫苗做得出来，是很大的贡献，因为如果我们以后成功研制出艾滋病疫苗，就可以做疫苗给别种病毒或细菌；但假如做不出来，这种研究也有别的好处，像现在我们做艾滋病疫苗，我们发现了好多新的方法、新的科学用法。你去做科学研究，绝对不会是浪费。 “这12年是慢慢地进步” 《新民周刊》：你在加州理工学院读本科时主修物理，后来又去学医学。你怎样决定这个转变的？ 何大一：物理、医学都属于科学方面的，美国跟中国不一样，美国是你先去读大学，大学毕业以后再去读医学院。所以我在读医学院的时候，很多人的背景都不一样，有些人学科学，学文科的也有。我认为学了物理是很好的，因为学物理的人，数学要学得好，我们做一些病毒研究也需要应用数学方面的知识。 《新民周刊》：你现在到中国的次数越来越多，这是基于什么考虑？ 何大一：我要来中国做事情原因比较简单，现在我已经认识那么多人，我们已经跟他们合作了5年以上，在这里做工作比我去非洲做工作还简单；我又是一位华人，跟中国有血脉关联，缘分嘛。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来这里。 《新民周刊》：现在你到中国，就像明星一样，被许多记者“围追堵截”，你感到有压力吗？ 何大一：（笑）很大的压力啊！特别是我需要用普通话来回答你，用英文我的压力就没有那么大了。我的中文有进步一点，可还是不行。 《新民周刊》：你如何评价中国政府近年来的艾滋病防治工作？ 何大一：喔，我想从2003年以后，中国在艾滋病政策方面进步好多，我觉得对艾滋病有一些Policy（政策）是蛮好的。温家宝总理还有当时的副总理吴仪他们两位对这个病（艾滋病）是很关心的，副总理也跑到河南去看艾滋病人，现在每年国家领导人都会提起这项以引起重视。2003年年底，我请美国前总统Clinton（克林顿）来中国，那次也在清华大学，他来了两三天，专门做艾滋病方面的宣传。如果大家对艾滋病更了解，艾滋病传播的机会就更低，我想在防治艾滋病的工作上，你们媒体可以帮我们做很多工作。 《新民周刊》：目前美国在艾滋病新药的研制方面有哪些新进展？多年来，你见到过的许多艾滋病人已离开人世，作为艾滋病研究者的你感受如何？ 何大一：这３年来，在美国好像有四五种新药出来，加起来我们全部有二十五六种药可以选来做一个Combination Therapy（联合疗法），这对美国病人是很好的方法，因为现在这种药副作用少，又很方便，效果又特别好，比如，有些药你每天晚上吃一次就够了，一颗里含3种药。这些药是治疗艾滋病的，能让病人提高免疫力，你看见他们的时候并不知道他们有这种病，现在很多艾滋病人已经活了十几年，都没出事，约翰逊就是这样的。我们还没有好办法去用药或疫苗做艾滋病预防。
艾滋病开始（被发现）在80年代，前10年里我们所看的病人都死了，因为那段时间没什么好的药可以治疗他们。到了90年代，几种药研制出来了，到1994年、1995年，我们就有好几种药可以合起来做（联合疗法），那时就变了很多，很短的时间内我们就知道把三种或四种药合起来，用鸡尾酒方法，可以把这个病毒控制得很好，让病人身体恢复正常。最大的进步就是在1994年到1996年。之后这12年是慢慢地进步，更好的药慢慢出来了，比较好的用法也有了。现在鸡尾酒疗法的副作用跟以前比少很多，以前的副作用包括出现脂肪流失现象等，现在很少有了，现在的药物比以前进步很多。（本文根据采访录音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