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人到底有没有在攫取暴利与控制风险之间的平衡能力呢？如果有，为何投资机构都要单设风控部门呢？而发达资本市场中参与期货交易的机构为何几乎无一例外地主要靠电脑模型实施操作呢？
8月25日晚常兄打来电话：“卫星有大麻烦了，你劝劝他挺住，有要帮忙的别客气。这还真验证了你那句玩笑话‘喝一顿少一顿了’”
常兄是我跟张卫星共同熟知的朋友，身证特殊。他说的“喝一顿少一顿”是指2007年初的那次聚会，七八个朋友正为股市不断地冲关夺隘兴高采烈时，张卫星兜头一盆冷水：“大小非的定时炸弹很快会引爆，股市没戏，赶紧跟我炒黄金吧”。 “大小非炸弹”引爆了，却是在他话音落过一年多以后，我们曾后悔没跟他炒黄金，但这会儿又庆幸了。那时他大讲他的“高德黄金通”和“变相交易所”营利模式，听得座中人心里发虚。我觉得黄金这东西再能大赚也总有我们搞不清的风险，有本事自己悄悄赚去吧，千万别搞什么“集合理财”模式。给人家赚了皆大欢喜，赔了就有法律麻烦，所以我开玩笑说：“来干杯！丫不听劝，咱跟丫是喝一顿少一顿了”。 接过常兄电话后立即与张卫星联系，他说差不多挺过来了，就是赔得不堪回首；5天后媒体爆料，铺天盖地，这时再与他通话，他已嗓音沙哑 其实在那次聚会时他就说过自己在黄金炒作中已经“死”过一回了，但他又说，“正因为有过打回原点的惨痛教训，我会更注意控制风险。”但人到底有没有在攫取暴利与控制风险之间的平衡能力呢？如果有，为何投资机构都要单设风控部门呢？而发达资本市场中参与期货交易的机构为何几乎无一例外地主要靠电脑模型实施操作呢？ 2003年夏，张卫星拿着一摞书稿愣头愣脑地找到我，此前他已是我主编的杂志上颇有名气的作者了，他搞了一本叫《三线开花》的技术分析的书，让我作序。书稿中那黑压压的数字和公式，我是横竖都看不进去，他便给我讲，从数理统计的什么正态分布讲起，讲得他鼻孔冒汗，讲得我恍若隔世开始我还问点儿啥，可每一发问他便滔滔不绝甩来一大堆让我张口结舌的概念、数字。我只好点头，明明听不懂却还装懂地点头。我震慑于他无比坚韧的横扫任何异见的“一根筋”精神了，同时也心生钦佩：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正是资本市场给他提供了无穷大的机会，他完全可以凭自身的知识和智慧“不求人”地获取财富，改变命运，特别是像他这样性格如此“不合群”者。 还是冯仑的话切中要害：“人要会‘知止’，要说与自己身份吻合的话，要做力所能及的事。”作为“草根学者”的张卫星，最早指出股权分置的弊端，他的“奶牛论”振聋发聩，他的“散户代言人”的言论摧枯拉朽，但他的“代散户理黄金通”又实在不符学者身份。他在本性上又转换不成商人角色，他的爆仓黄金——尽管在那领域早是普遍现象——之于“学者”张卫星，却一定是灭顶之灾。 好在张卫星还有足够的知识和智慧，更好在这回又获得了“黄金换来”的教训，他还会站起来，一定会站起来。但我以为在趴下的时候首先要反省的是“知止”问题——为了能再站起来，为了能站得扎扎实实。
卫星，我和一帮老友又在“北平望京楼”备下老酒和羊蝎子了，等你从焦头烂额中逃离我想起《色戒》里梁朝伟那句著名的台词：无论怎样，“人来，就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