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盛亚洲董事总经理胡祖六12月15日在上海2005中国国际金融论坛上做了“外资对中国金融安全和国家安全的影响”的演讲,核心观点是只有中资银行全部卖给外资银行,或者让外资控股70%以上,那样中国金融体系抗风险的能力才最强。
考虑到胡祖六的背景,笔者认为他这么说没错,直观的结果也应该是这样,但是作为中国银行业的管理者和监管者如果也这么说或者这么做,那就需要狠批猛斗了。 胡祖六指出,韩国的经验最有戏剧性,在1997年爆发世界危机前,韩国是世界上最保护本国体系的国家之一,但是1997年底爆发金融危机使韩国从长期的金融闭关中惊醒,从1998年初金大中总统开始改革以后,历届的韩国政府都采取了更开放的政策,外资在韩国的参与度不断上升,今年2005年韩国的钱七大商业银行中有两家分别被花旗银行和渣打银行全资的收购,外资的持股比例分别为78%和74%。前七大银行中只有一家是韩国存款保险机构是政府机构KDI持有80%的绝对控股,外资在这家银行的比例只有12%。但是韩国的前七家银行平均外资的持股率是70%以上。 首先需要澄清的是,韩国在这次危机中是自愿开放金融市场的还是被IMF和美国等外部压力下被迫开放国内金融市场的。在金融危机中接受IMF救济的国家一般都要接受以“华盛顿共识”为基础的一揽子开放国内金融体系的改革措施,否则IMF不会轻易施救。而“华盛顿共识”为基础的金融改革方案对于一个主权国家来说几乎是新的“二十一条”,当年韩国面对IMF开出的条件,也是犹豫斗争了很久,甚至到了号召全国妇女捐献首饰来帮助国家度过难关的地步,但最终还是没有顶住外部压力,接受了IMF的救助,同时也意味着接受了开放国内金融市场的要求。所以韩国现在前七大银行几乎都被外资持股了70%以上,是韩国在那次金融危机中被强奸的直接后果,而不是什么惊醒!其次,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本国的前几大银行被外国资本持股70%以上,不知道国民心中什么滋味。金融体系是一个国家国民经济的神经中枢,是金字塔的塔尖,是蛋糕上的奶油,也是利润最丰厚的行业之一,外资当然希望进入、最好是控股、完全控股,而对东道国来说,如果让外资绝对控股了本国的金融体系,蛋糕上的奶油你本国就吃不到多少了,你想让房地产投资降下来,那也要看外资掌握下的本国银行给不给面子,想有效地宏观调控,没那么容易吧。
假设外资就是看好房地产行业,中央银行不希望银行放贷,商业银行偏偏放贷,在市场化、国际化的背景下,中央银行不至于下行政命令禁止吧,如果真是那样,那就太让友邦惊诧和失望了吧。放贷、再放贷,东道国房地产行业终于吹起巨大的泡沫,政府终于撑不住了,下行政命令大力整顿,泡沫破灭,银行坏账高垒,银行发生信用危机,挤兑,中央银行不管?那就破产清算吧。银行外资投资者算算账,我投入10亿美元,这几年已经赚回好几个十亿了,破产就破产吧。什么?让我按比例赔偿存款者,我投入的钱不是已经赔偿他们了吗?靠,什么是有限责任?让我贴老本,没门!至于那些失去存款的存款者,中央银行就看着办吧,让他们哭天抢地、纷纷跳楼,还是政府买单给予赔偿,那是你们自己的事情了。
举这个例子,反映的问题是,外资参股中资银行,特别是参股上市公司,他们负担的是有限责任,对损失的赔偿额以他们的投资额为限。而银行的存款往往超过资本金的十余倍,在发生银行破产时,资本金往往不足以赔偿存款者,让存款者自己负担这些损失的后果是严重的,很少有国家这么干,经常是由存款保险公司或者财政部接手进行破产清算,不足部分就由这些机构埋单。可以看出,入股中资银行的战略投资者所负担的权利和义务是不对称的,运用相对很少的投资支配调用银行全部存款资产投资高风险高回报的诱惑是巨大的,成功了获益巨大,失败了损失有限。而中国政府在这个过程中,提供了几乎无限的国家信用,否则以这些银行的经营水平,遇到风吹草动,如果国家不管,肯定是全行业性的破产。
作为中国人,没几个人希望中国大部分银行让外资持股70%以上,如果是那样,财富流失就不用争辩了吧,一个国家的金融系统被外资控股70%以上,还有什么国家安全、金融安全可言?胡祖六的逻辑也许是,外资银行管理能力比中资银行强这个是不用争辩的吧,所以中国把大部分金融资产交给外资管理,抗风险能力一定比中国人自己管理强。外资都控股之后,在有风吹草动的时候,国际投机资本一般也不会搞破坏性冲击,因为这些资本很多属于这些外资银行或者有关联,自己搞自己多没意思,即使有个别的投机基金搞破坏,这些投资者的母公司也有强大的实力去救济。中国给外资越多的股份,他们越和中国利益攸关,那么他们越希望中国金融体系稳定和快速发展,因为都穿一条裤子了。
从表面看,这种说法也没错,但关键是中国是不是一个殖民地,中国人在经济上、政治上是否接受和拥护这种殖民地意识。如果不能,那么再鼓吹让外资持有越多股份越好,那么就是对中国人智慧和人格的侮辱。所以,胡祖六的思维是一种殖民者思维,从他的背景看,他提倡他的观点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就是吃这口饭的。
我们可以看出,这种思维往往是强者提出的。在自由贸易时期,英国曾大力鼓吹自由贸易的好处,按照比较优势原则贸易双方都可以获利,所以所有国家都应该开放本国市场进行贸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充当了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经济全球化的推动者,即使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活动表面上对参与各方都是有利的,但是强者与弱者的利益分配是非常不公平的,并且分工的结果可能使弱者长期依附于强者,难以培养起本国独立的核心竞争能力。
胡祖六指出,外资大举进入不但没有危机韩国的金融体系,而且通过资本的投入使韩国的金融机构在资本充足性、资产质量、内控、风险管理方面都有显著的提高,使大部分的机构在经营上更有效率、在财务上更有保障。
这种效果对中国的金融监管者可能具有很大吸引力,但是要清楚,这是以放弃大部分的收益为代价,这种金融股权结构和体系很适合于殖民地,而不适合于中国。我们不羡慕韩国当前的金融体系,那只不过是其他国家金融机构的分之而已。我们可以理解中国金融监管者的良苦用心,但是一定要有原则,要有考核指标,没达到目的要有善后处理措施,别被一步步强奸了还对其感恩戴德。
中国人是希望要竞争力相对差一点的中资为主导的金融体系,还是希望要竞争力比较强的以外资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希望金融监管机构进行认真地调查、慎重推进,不要自以为是地把改革推向了另一面,到时候被骂“卖国贼”时也一定很委屈、很郁闷,没有功劳难道就没有苦劳了吗?没有!!!
刘崇献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研究生 1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