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苏小和 关于董辅礽，我能想到的第一个细节，是在1979年，一名美国 经济学家来访，二人谈及人民公社，董先生直接告诉对方，人民公 社其实就是农奴制。担任翻译的文贯中先生有些迟疑，担心如此翻 译会有所不妥，但董先生却说，就直接翻译，告诉他，人民公社就 是农奴制。 后来，文贯中在不同场合都会经常提及这个细节，并仔细描述那 位著名的经济学家一脸惊讶的表情，他没有想到，在1979年一片封闭 的中国， 竟然会有如此具备学术勇气的学者。 事实上，说出内心的真实，坚守市场经济的常识，正是董辅礽先 生一生的最高准则。但先生的坚守，并不是人们通常理解的怀疑和批 判，他更多的，是在追求一种建设。是的，董辅礽毕生都是一名建设 性的经济学家，而不是一名批评性的经济学家。他把自己毕生的事业 紧紧锁在经济本身，而对更加敏感的政治体制则少有涉猎。正是这种 理性的人生定位，让董辅礽此生基本上顺风顺水。 很多人可能都认为董先生一辈子身居庙堂，来往的都是达官贵 人。这是一种误解。事实上先生大多数时间内基本处在庙堂与江湖 之间，我们不能认为董辅礽是一名彻底的体制内御用经济学家，同样 也不能认定他只是一名民间经济学家。 他只是在赵紫阳时代做过短时期的经济 学幕僚，随着赵的远去，董先生也向着 研究机构退却。而在社会科学院经济所 的日子里，董先生也没能摆出一副领导 者的架子，他一生都没有自己的学术助 理，总是一个人亲历亲为，他的经济学 观点由此形成两个醒目的特点：总是在 超越当时的社会局限性，被视为异端， 遭到领导层面的排挤，但总是在不久之 后，又被高层接纳，甚至成为政府决策 的基本立场；先生一辈子主要以论文的 形式和演讲的形式居多，少有系统性 的，基础性的经济学论著。 但即使这样，董先生仍然成为了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一代经济学大师。 他是最早倡导“企业改革”、“政企分 开”等市场经济准则的人。他在理论实 践方面为推动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做出 了开拓性贡献，被认为属于少数能够影 响中国政府重大决策的学者之一。他 在50年的学术生涯，不管是研究计划经 济，还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 轨经济，都取得了令人羡慕的成就。正 如经济学家朗咸平的评价：“毫不夸张 地说，如果没有他们的努力，我们的生 活也许不是今天这个样子。” 现在看来，董辅礽最有国际影响的 理论贡献当属他的经济增长论。包括三 个方面，社会主义再生产模型，国民经 济平衡理论，国民收入理论。尤以他的 名字命名的“董氏再生产模型”最为著 名。该模型参照部门联系平衡表表式， 并吸收美国经济学家列昂惕夫投入产出 分析法的一些优点，设计了别具一格的 平衡表，是当今世界和中国流行的许多 再生产模型中最符合马克思主义再生产 原理的一种。
实际上早在1959年，董辅礽的论 文《确定积累和消费比例的若干方法论 问题的探索》发表后，他就被日本学者 山名正孝称为是中国经济成长论的代 表，称赞文章“向理论上解决‘国民收 入分配率’和‘生产构成的比例’相互 关系这个问题迈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一 步”。山名正孝是第一位称董辅礽为 “中国经济成长论的代表”的人，从此 以后，这个称呼就一点点传播开来，成 为国内外公认的一种说法。而连续多年 来，瑞典皇家科学院都致函董辅礽，请 他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候选人，此项 工作，也表明了国际一流学术机构对董 辅礽认同和信任。 需要重点指出的是，董先生是在一 个不宽松、甚至是不自由的学术环境里 取得这样的学术成果的，这体现了先生 一辈子的学术勇气。人们记得在1978年9 月，中国的政治气候还是乍暧还寒的时 候，董辅礽就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方 向：改革国家所有制，实现政企分离； 改革人民公社所有制，实现政社分离， 这就是著名的“两个分离”。 许多人都为董辅礽的大胆表示深 深地担忧。但是在1985年，他却明确提 出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导的多 种所有制的混合经济，非公有制经济是 社会主义经济的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 分。熟悉中国近30年经济制度变迁的人 们必然对董先生的理论倍感亲切，某种 意义上，可能正是董先生的理论先行， 带动了高层关于经济制度的有限变更。 我们看到1997年，共产党的十五大的政 治报告中就正式提出，社会主义的公有 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 分，1999年，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非 公有制经济作为社会主经济的重要组成 部分，又被写进了宪法。这种具有里程 碑式的法 学表述，让人们再一次想到 了董辅礽20年前就提出了公有制实现形 式问题，想到了10多年前董辅礽提出的 那个著名的“八宝饭理论”。 而在上世纪80年代初，他敏锐地洞察 到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失败的原因是仅 仅进行了经济运行机制的改革，没有进行 所有制改革，大胆地提出社会主义国家只 有对所有制进行改革，才能取得经济体制 改革的成功。当时，他因为这个理论提得 太早而受到了批判，但中国改革的实践却 验证了他理论的前瞻性。 其实，董先生在产权制度上的立场 远远比我们看到了要彻底，70岁之后， 他在一次演讲中直言，只有实现彻底的 私有化制度，中国经济才会有真正的大 发展。这让某中央领导十分不高兴，指 责董先生的观点与中央政府为难。 即使是众说纷纭的中国资本市场， 董辅礽也坚守自己的观点。他曾经很谦 逊地说过“我并不懂股市，我是作为 经济学家来关心中国的股市的。”然而 这并不妨碍他在2001年底关于“中国资 本市场是否是‘大赌场’，是否需要 ‘推倒重来’”的大辩论中，挺身“护 市”。此后他又在多次公开演讲中力主 开设创业板、主张国有股减持要“让利 于民”保护中小投资者。 除了对资本市场的发展大力鼓与 呼外，董辅礽还是一名实践型的经济学 家。除了坐而论道，他还很乐意走出书 斋，亲自到第一线去与经济学新生事物 “亲密接触”。 在上世纪80年代，当“温州模式” 备受排斥、压制和打击之时，董辅礽就 亲赴温州考察，后发表《温州农村商品 经济考察与中国农村现代化道路探索》 一文，称赞温州模式为“发展农村商品 经济、治穷致富”的“一条可供选择的 路子”。这是经济学界最早站出来为 “温州模式”辩护的论著之一。 董辅礽还是开放民间金融，开设民 营银行的积极支持者。他和老一辈经济 学家刘国光、黄达、吴敬琏、茅于轼等 人组织成立了长城金融研究所，该机构 成立的目的就是要拿出建立民营银行的 方案，选择银行改革的样板模式，为民 间金融鸣锣开道。 业内人士认为，董辅礽之所以能做 到走出书斋，经世致用，与他自己的经 历和实践有关。 一是他对计划经济的弊端认识得 较早。早在留苏期间，董辅礽就真切地 感受到了苏联经济并不是白璧无瑕，也 存在不少问题，经济结构不合理、生产 效率低下，商品严重短缺等等，因此， 他对计划经济体制不迷信。二是他是改 革开放初期就能够亲眼目睹中国与发达 国家悬殊差距的为数不多的人物之一。 1978年以后，董辅礽多次出国考察，足 迹遍及五大洲，他对外国的经济发展、 经济体制了解较多、研究较深，因而对 传统体制的缺点也看得比较清楚。三是 他的青少年经历和家庭背景，使他对商 品、市场机制、价值规律等有许多鲜活 的认识。此外加上董辅礽在解放前受过 西方经济学的系统训练，有敏锐的头 脑，有精深的经济理论分析工具，又具 有从宏观上把握现实问题的能力，还有 从青年时代就形成的实践意识和报国热 情。这些综合因素，使董辅礽能不断地 取得成功。 而董辅礽自己，曾表示“中国的经 济学界需要真正有恒心的、敢于坐十年 甚至几十年冷板凳的学者”。在目前我 国经济学家中，“急功近利”的心理太 重。这表现为浮躁，缺少对经济现象的 长期的思考与研究。存在早日成名、早 日出成果心理者众，而埋头做学问、具 有扎扎实实功夫者显得欠缺。 董辅礽觉得，缺乏对经济学众多 学科深入持久的研究，对于经济学的发 展不利，会导致经济学发展缺乏坚实基 础，董辅礽先生生前还劝告，在国外培 养的经济学人需要扎根于中国社会深 处，去了解活生生的现实。他曾感叹： “现在，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国外，他们 也在研究中国经济，但有些人脱离中国 实际，谈起中国经济就不免有‘隔靴搔 痒’的感觉。” 就在董辅礽生命的最后阶段，2004 年4月25日，在美治病的董辅礽还写了一 篇名为《守身为大》的文章，对自己的 道德操守作了深刻阐述。他写道：“守 身”在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情况会有不同 的内涵。例如说，在白色恐怖下，“守 身”就是不在白色恐怖的压力下退缩， 更不能卖身自保，卖身求荣。我国的改 革开放经历了曲折的道路，改革与保守 或反对改革的斗争异常激烈，每前进一 步都有斗争。面对这种斗争，理论工 作者是否敢于坚持真理，坚持改革的方 向，就是是否能坚持学术节操的考验。 由此可见，即使在理论研究上，“守身 为大”也是很必要的。“守身为大”固 然是要求每个人必须时刻注意自己的思 想品德的修养，注意遵守制度和法律以 及社会的道德，但又不是提倡“明哲保 身”。因为“保身”与“守身”是不同 的两个概念。 总体来看，董辅礽的一生是圆满 的，他是典型的事业有成，家庭幸福。 某种意义上，他所取得的学术成就，甚 至超过了他毕生所学。在这个问题上， 他比他的导师张培刚幸福多了。张先生 曾师从萨缪尔逊，与弗里德曼是同学， 学术底蕴惊人，但却一辈子蜗居在武汉 大学，不为人知。在家庭方面，董辅 礽有最贤惠的妻子，也有学业精深的儿 女。不过我们发现，他的孩子们都在美 国医学和生物学等自然科学领域卓有成 就，并没有随父亲从事经济学研究。可 能是因为经济学向来与政治就有牵连， 而董辅礽一辈子都在一手挖掘经济学， 一手尽量挡开政治的阴影，这种姿态导 致他不愿意他的孩子们子承父业，毕竟 先生一辈子的经济学努力，让他体会到 了太多的人生悲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