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当前否认中资银行被贱卖的声音空前响亮，“非贱卖论”的阵营空前强大，包括了周小川、刘明康、吴敬琏、易宪容等巨头，但这并不能消除大家的疑问和忧虑。
当前在争论中资银行是否被贱卖时，很多人都是把市净率和市盈率作为一个主要衡量指标，这是没有太大意义的。中资银行上市前的净资产还不都是通过注资或者剥离给做出来的，对于建行而言，把净资产做成5000亿元和做成2000亿元反映的市净率和市盈率绝对是不一样的，从而对存款者的存款安全保护也是不一样的。再说银行不同于普通国有企业，大银行的破产涉及千家万户，会引起巨大的社会震荡，所以对银行的安全性应该有更高的要求。考虑一家企业的价值不能仅仅从净资产的角度着眼，净资产为零的企业不一定价值就为零，而是要考虑总资产规模以及预期的投资利润率。比如中国工商银行全国上万家网点，按30亿美元占10%计，也就只值2400亿元人民币吗？ 还有关于溢价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微观的操作性问题，一些质疑当前银行业大规模引进战略投资者的人多数是从宏观角度，即财富流失和金融安全角度着眼考虑的，考虑的是该不该引进战略投资者、该不该以那样的对价给它们那么大的股份比例、对中国银行业中长期的影响是什么等。一些朋友总是强调因为风险大外资银行不是很情愿购买中资银行股份，从事后看这些中资银行的股份卖得也并不便宜等等。没人买并不代表中资银行的股份没有价值或者不值钱，我们从外资入股中资银行的踊跃程度可以看出，很多外资机构还是很渴望入股中资银行的。正是由于中资银行经营的前景不明朗，风险大，并且国家的改革方向也是不想再为这些银行的亏损埋单，那么国家在改革时首先应该考虑的是如何提高广大存款者的资金安全，鉴于存款保险制度还没有建立，资本金是对存款资产的第一道安全保障，所以国家有责任为这些银行的股份索取尽可能高的要价，应该让中外资竞购。其次，从国家金融安全看，外资控股比例不能处于“软约束”状态，刘明康最近说什么非上市银行的外资持股比例一旦超过25%就按外资银行管理对待，上市银行的外资持股超过25%也不违规，也不按外资银行对待，在这里大家还能看到什么原则吗？外资大比例入股中资银行是否威胁中国金融安全不是一两个官员或者专家表态就能定论的，大家需要看到能让人信服的论据和论证过程，最关键的还是要靠时间来证明。在当前银行引进外资时，一些专家认为外资方承担了一些风险，所以应该享受一些风险折价。首先风险是任何投资都要面临的问题，在中资银行上市前已经经过精心“包装”，相关风险已经大大下降，并且这种风险只是一种可能，还没有变为现实。其次，在面临风险的同时，也面临着一些盈利预期。对于出资30亿元美元购得中国工商银行10%的股份的高盛集团和安联保险等投资者而言，按买后人民币升值2%计，已经拿到了6000万美元的利润了。买的真是值！再加上今后的人民币升值区间，这些外国买家不知道要赚多少了。这些足以抵消所谓的风险折价。
一些朋友举例说韩国、匈牙利等国外资在金融系统占有很高比例的国家的金融系统运行良好，足以作为中国的榜样。要知道匈牙利等东欧国家是西方和平演变之后被西方改造的产物，国内银行系统90%已经被外资控股，而韩国在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也是被IMF强奸过，被“华盛顿共识”过了的国家，从韩国人民对IMF的感情就可以知道这个过程是否值得学习。再说这些国家是小国，意识形态也是资本主义的，其他资本主义大国无意为难它们，而中国是大国，意识形态方面还是被视为异类，是很多国家的“战略对手”和“潜在威胁”，别国即使不对你搞“和平演变”了，但是是否愿意让你“和平崛起”似乎不是很乐观。外国以金融为目标，以贸易为筹码步步紧逼地搞我们的趋势很明显，而我国则是以贸易为目标，在金融方面步步后退，这是很危险的。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南美、东南亚、韩国数十年积累的国家财富可能因为一场金融危机而蒸发大半，这也是笔者对当前中资银行股份大甩卖感到不安的最重要的原因。
一些人举例说中国家电、汽车引进外资很早、很充分，所以现在发展很好，但如果考虑到核心技术和收益分配，不知道还值不值得炫耀。在入世前，很多人担心中国入世之后农业将会被冲垮，而事实上的冲击比想象的要小得多。现在一些人认为中资银行要是不引进外资可能没法生存下去，可能被外资银行挤垮，所以才匆忙地引进外资，殊不知这样帮助外资银行克服了很多难以克服的竞争障碍。不引进外资中资银行是否一定不能存活，引进外资是否一定比不引进外资活得好，我们还是要拭目以待。短期的效率改善是可以预期的，三五年内的整合与摩擦期希望中资方能够挺住，别纷纷变为外资银行了。因为这里存在一个悖论，给外资的股权比例小就缺乏足够的激励，中资银行难以得到核心技术和能力，如果给予外资股权比例越大，则会明显地造成利益流失和威胁金融安全。
看一看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大银行，有多少家大规模地引进了外国资本。即使国外某银行有100000亿美元的资产，按资本充足率10%算，资本金不过10000亿美元，那么5001美元理论上就可以控股，中国也不是没有能力买下来，但是别人会给你插手的机会吗？从这方面看，中资银行管理者和监管者都是“人性本善论”的信奉者，天真地认为花钱一定可以买到好机制和创新能力，所以宁愿出大价钱“交学费”，潜意识里把外资视为“友邦”，而视国内资本为比自己更笨的“家奴”，这是一种逃避竞争的做法，会养成对外资的倚赖和自身能力的更为低下。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盛行“拿来主义”，这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的创新能力。中资银行长期以来就是“赚钱了自己享受，赔钱了国家补贴”，这一点从同是国有企业的职工工资水平就可以看出来。他们从不考虑“无能就该下课”的问题，而是拿国家的金融资产赌明天，这是不能阻止大家说三道四的。
认为中资银行被贱卖并不是要否定金融业的改革和开放，而是对改革的路径和开放的速度和方式有不同的看法而已，别动不动就扣“反对市场化”、“反对改革开放”的帽子。中资银行是否被贱卖不是很要紧，一定范围的贱卖如果能根本性地提高中资银行各方面的能力也是值得的。但令人担忧的是陪了夫人又折兵，在蜜月期之后如果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反而引发一系列问题的时候，通过市场化的方法可能难以把这些外资剔除出去或者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而通过非市场化的方法限制它们的消极影响可能又会招致国际上的指责和压力。所以我们在这里进行争论和探讨，目的是让我们集思广益，更好、更稳妥地推进我国金融业发展和壮大。
刘崇献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研究生 12.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