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鉴于目前及今后时期严峻的就业形势，建议各级政府尽可能地将就业目标向前摆放，及时、有效地引导各类投资按就业吸收能力顺次投入。
张俊才/上海报道
剪皮，走线，机梭飞转……这是一个手艺娴熟的补鞋师傅，他叫曹大民，在上海市双辽支路张华浜小区门口摆了个修鞋摊点。拿他自己的话说，他是一个“原装正版”的下岗工人，和曾经的“待业青年”或现在的“失业青年”不一样，手里曾揣着闪烁着荣光的“铁饭碗”，当年是上海皮鞋厂“正式职工”。 今年54岁的曹师傅，1990年和自己的2000多个同事一样，因为工厂倒闭，一夜之间成为“下岗工人”。 据不完全统计，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上海先后有100多万国营工人加入曹师傅行列；在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祥地上海，庞大的产业工人群因为所在工厂的关闭、转产和改制，纷纷下岗，组成一道别样的“灰色风景线”。 到了2003年，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宣布：上海市已没有下岗职工，“再就业服务中心”已全部关闭，成为首个“下岗工人”消失的城市。
“下岗工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中，最具悲剧色调的“活化石”之一，他们与中国改革开放大时代背景下的其他群体一样，在历经观念、生存和发展的历练与巨变之后，以崭新的生活态度和精神风貌融入社会变革发展的大潮中，不仅成为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代表符号之一，也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 （中标）“下岗”已成为历史名词 “双下岗”家庭的“苦乐年华”
傍晚，上海双辽支路有点热闹，燥热一天的市民，三五成群出来纳凉。
2008年7月19日，按照张华浜居委会指点，记者找到了正在小摊修鞋子的曹大民。“这是我的第二份工作。”身着蓝装，黝黑消瘦的曹师傅一脸平静，“我的‘本职’工作是在社区做清洁工。” 他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自己现在的月收入900多元，自己必须扩充点手艺，“如果不是女儿考上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一家三口生活还过得去”，供孩子读书，使自己家在经济上“有些压力”。 记者调查了解，在上海较早下岗的工人中，与曹师傅处于同样生活际遇的有不少。三口之家月收入不足2000元，供养一个读大学的子女，生活显得“捉襟见肘”。 “这两年物价涨得老高，钱不值钱，粮油价格都在翻倍，一进菜市‘钱包’就‘吃紧’，我们只好在日用方面减少开支，生活总得过下去的。”闵行区虹莘路红明小区卢大妈面对记者有点激动。 这位1994年从上海第15棉纺厂下岗的卢大妈说，好在精打细算，还可以过得去。她把自己的置换房“借”（出租）了出去，每月有1800的房租收入。“正好可以支付在上海师大就读儿子的生活费，自己住差点不要紧。” 卢大妈告诉记者。 上世纪80年代末，卢大妈的爱人就从上海畜产常丰食品有限公司下岗了，属于典型的“双下岗”家庭。 2008年6月16日，在有关方面配合下，记者在上海的静安新城小区对下岗工人作了一次粗略的调查。下发问卷100张，回收91，调查对象是45~60岁的国营企业下岗工人。 收回的问卷表明，夫妻双下岗的家庭比例相当高，占了66%。而且，他们的家庭结构较为相似，都是夫妻俩带一个正在读书的孩子。 这些人大都从城中心静安区迁来。拆迁时，或许为了“心理安慰”，当地政府把这个小区取名“静安新城”。据不完全统计，这里住着下岗工人2000余人，可以说是上海市“下岗工人”的一个社会缩影。 “哄闹”的龙茗路两侧，不少是下岗工人摆的地摊。 去年，上海市允许部分街道“摆滩”，也为许多“下岗工人”扩大了自己的“生存空间”。 “双下岗”家庭中，有50%的被调查者“碰到了经济困难”，尤其是家庭中有子女在上大学的，但是他们大都相信“困难是暂时的，孩子一毕业，找到工作就好了。” 受调查的吴女士今年47岁，儿子在浦东建桥学院读大三。“我们夫妻一个月收入平均起来3000左右，节约一点，再咬咬牙坚持一年，等孩子一出来（毕业），找个差不多的工作就好了。”吴女士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这是理论层面的‘双下岗’，但不是时下说的‘零就业’。因为他们还在外面做点买卖，还算是有生活出路的。其实，‘双下岗’是指夫妻俩同时下岗，无生活出路的。” 该小区居委会黄先生补充。 政策扶助“下岗工人” 从1996年开始，上海市对新增劳动力发挥“市场配置”的作用，“斩断”福利体制对劳动力市场的“干扰”，在全国率先建立再就业服务中心，为国企冗员分流架一座从“企业到市场”的桥梁。 据《中国经济周刊》调查了解，在1997~2000年期间上海市第一批下岗的工人，当时大都在50岁以上，在社区或居委会的帮助下，都找到了一份“工作”（少数兼职），有的通过房子的调租，加上普遍覆盖的失业保险，完全可以解决“温饱”问题。 按照上海市有关方面的说法，他们已经不再是“下岗工人”了。 和北京一样，上海也是“户口高地”。外地人的就业因为户口受到了不小的限制，比如出租车行业，没有上海户口，再有技术也进不了这个行业。从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就业压力，一些下岗的国企工人加入了这个行业。 上海“大华出租”的吴桂明经理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排除本地人好管理因素，出租车队吸纳‘下岗工人’，既支持了政府，又促进了上海地区的社会和谐与稳定。” 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在最低工资等方面也提供了政策保障。据了解，从2008年9月1日起，上海市职工月最低工资标准由之前的690元提高到750元，小时工最低工资标准由6元提高到6.5元。上述调整后的最低工资为实得收入，个人应缴纳的基本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由单位另行支付。该市连续14次“拉高”最低工资标准和生活标准，是为了“抵冲上升的物价”。 《中国经济周刊》从上海市政府了解到，从2008年8月1日起，上海市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每人每月300元提高到320元。 而在此之前，上海市政府已经从7月份起，对本市城乡低保家庭每人每月再发放15元临时补贴。 这些政策细密如“网”，极大地保障了“下岗工人”的基本生活需要。 据调查，上海市“下岗工人”的家庭收入主流是1000~2000元，超过60%。这些收入主要应付日常生活、医疗和交通，生活处于“相对稳定状态”。 “与5年前相比，生活水平没有下降，但也没有较大改善。”静安新城居委会黄先生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下岗与失业并轨 2008年3月，上海市劳动与社会保障局分管政策法规的副局长张剑萍，在东方新闻网接受原下岗职工的网上公开咨询时再次表示：“本市再就业工作已经结束，再就业中心已撤消，之后不再对进再就业中心下岗人员的生活费标准进行过规定，也不再存在原来的‘下岗’概念。” 事实上，在2004年初，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已经表示：截至2003年12月，上海就宣布不用“下岗”一词，而是纳入失业统筹；在上海，“下岗”已经成为历史名词。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到本世纪初，上海产业结构大调整，很多纺织厂、电子厂等基础工业企业通过“关、停、并、转、改”，产生了大批的“下岗工人”。不过，记者采访多家相关机构和单位，都无法得到精确的数字。 2008年7月17日，上海市总工会朱小姐告诉《中国经济周刊》：“目前，上海市在职和失业人数无法准确统计，‘有的失业，但是劳动关系还存在’，而且每个单位都不一样，以前的‘下岗工人’更难以精确算出。” “下岗工人估计应该有100多万。和国内其他地方一样，上海市下岗方式也有5个类型：买断、内退、‘两不找’、解除合同、发生活费。”上海理工大学社会学教授王波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作为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的上海，对于下岗工人的生活保障很关注，投入了不少。” 统计表明，上海市下岗工人以“买断”类型居多，占总数的80%。“这说明上海市的企业改制工作较为彻底，绝大部分下岗职工已经完成了身份置换，由‘单位人’变为‘社会人’，相对稳定。”上海市总工会人士指出。 2008年7月12日，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相关人士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下岗工人的概念起于上世纪90年代初，但是在早些时候，本市“再就业工作”已经结束，实现了“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向失业保险并轨”，因此原来的“下岗”概念已在公众的视线中消失。 “不管是寻求再就业、还是自主创业，均能享受相应的优待。”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博士李家杰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根据上海市规定，其社会保险的缴费基数，不低于政府公布的当年城镇最低工资标准。” “下岗与失业并轨，下岗职工将尽早进入到失业状态。而后，市里的失业保险机制就可以覆盖在他们身上，社会也启动相关机制帮助他们寻找就业机会。总体上看，目前，上海地区的原‘下岗工人’生活基本上平稳。”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这位人士告诉记者。 资料链接 “下岗工人”，是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一个新概念，指仍隶属与某企业单位，因各种原因被精简下来后，没有再找到其他工作的人。 作为一个历史现象，下岗工人出现的起止时间模糊，具体数字难以统计。学界比较一致的观点是，下岗工人在30年改革开放的中期出现，高峰期是1998年至2001年国企改革向纵深发展时期。其间，每年下岗工人人数都维持在700～900万之间。 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相关统计，中国历年累计的下岗职工约3000万。从地域分布看，下岗职工主要集中在老工业基地和经济欠发达地区，东北三省占25%；从行业分布看，主要集中在煤炭、纺织、机械、军工等困难行业。 多年来，国家高度重视“下岗工人”问题。1998年出现“下岗”高峰之后，国家着力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2003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在全国实施的两期“三年千万再就业培训”计划中，共有2000多万人参加了再就业培训，使1680万人实现了再就业。 与此同时，要求各级政府把“再就业”做为“民心工程”来抓，各地开始将企业裁员逐步依法直接纳入“失业保险”或城市“低保”，并积极推进“再就业”工程，使“下岗工人”这一特定人群正逐渐消失。 目前，北京、天津、辽宁、上海、浙江、福建和广东七个省份已关闭了“企业再就业服务中心”，实现了从“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向“失业保险”的并轨。 （中标）下岗工人：相同的命运，不同的人生 一晃近20年过去了，当年的下岗工人中的大部分人已成为名副其实的“退休老人”，虽然戴着“下岗工人”的帽子，但他们已在“安度晚年”，不会因为工作而“给政府添麻烦”。 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有关人士向《中国经济周刊》介绍说，事实上，第一批下岗工人中，大约有70%已经退休（含去世），真正在创业前线的不多。就是说，在上海只有约30%左右的下岗工人还在“继续打拼”。 上海宝山区的仇先生下岗后，曾“不甘平庸”，自主创业。由于“不善经营”，所创办的公司资不抵债，原有住房被法院封拍，现“无家可归”，“流浪栖息”于朋友居所。成为“兜户”（由于没房子，虽在派出所能查到户口，但社区已经没有了自己的居所，户口只有装在自己兜里）。 “可能是选项不好，我本人也技能单一。” 仇先生苦笑道。 与此相反，今年53岁的姜为群则从一个街道工厂的“下岗女工”变成了雇员们口中的“姜总”。3年前她自主创业，“当起了老板”。开始做酒类批发，后来又接下云南某“澜沧江‘原生态’饮品”上海地区总代理，生意做的“红火了”，已是退休教师的老伴也成了她的“手下”，为她料理“日常事务”。 “下岗不意味着机会消失，只要不懈努力，总有一种成功在等待自己” 姜为群笑着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与选择创业不同的是，一些下岗工人选择了另一种人生。 上海两家棉纺织老企业——上棉10厂和上棉28厂，1996 年联合组建上海安达棉纺织厂时，需要压缩4万落后锭，安置分流2200 余名职工。12年“弹指一挥间”，这批“下岗工人”中，不少人“处境安逸”。 徐汇区宛平小区周三龙就是其中一个。“下岗了只能休息，干嘛再去累。”周三龙说。和他一样，很多人下岗后在小区中“自娱自乐”。上海很多小区都有棋牌室，“泡杯水，坐半天，麻将桌前享清闲。”周三龙对自己的生活状态有点得意。 以养狗和栽花为职业的宛平小区彭大爷，下岗后干脆把自己56平米的房子租出去，自己蜗居在一个9平方米的小间，花摆满墙外走道，“狗和人住在一起”。 “我的房子租金是1800元，这样我的生活就‘没有风险了’。”彭大爷很知足，“我不抽烟喝酒，这样的日子比‘啊地宁’（外地人）安稳多了。” 而年龄尚轻的“下岗工人”，也有相当数量的“赋闲在家”，加盟老年人的“花鸟人生”。 据了解，目前，上海市下岗工人自谋职业多集中在保安、快递、司机和保洁。由于有“本地户口”，他们在这些“行当”的应聘，具有“属地”优势。 据《中国经济周刊》调查，上海很多人“下岗”后，只希望能找到工资与原来差不多的工作，一些“又苦又累、待遇也不高”的活，认为只有外地人才会做。而类似环卫、搬运等一类的工作，基本上是民工来做。遇到春节，连送大米和煤气的人都找不到。 据一项“上海热线”对“可就业条件”的下岗工人做的“网络调查”显示：在对自己前途的认识上，超过86%的下岗工人认为“没什么前途，只能混日子”或“只为糊口，不问前途”。 正在研究下岗工人生活状态的上海理工大学社会学系王波教授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据我调查，上海市退休的下岗职工由于买断、内退比例较高，日子比较平稳，和一般市民没有区别。继续工作的有30%在国企，在股份制和民营企业中就业的也30%左右，干家政和个体劳动（如摆摊、开店、开出租车等自谋职业）的占40%；去外企的很少，主要是由于技术和知识的储备不足。” （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系硕士王军旗对本文亦有贡献） 评 论 “阵痛”之后的就业政策选择 葛丰 伴随中国经济转轨的进程，“下岗”这一充满过渡意味的词汇终将逐步淡出历史舞台，这主要是因为当年造就“下岗”的机理几乎已经不复存在。 按照较为严格的定义，“下岗”大面积出现的前提是隐性失业大面积的存在。在传统计划经济模式下，中国较高的劳动参与率其实来自于较低的劳动生产率。因此，一旦后者因为制度环境的改变而被彻底整治，原先隐匿在国有企业的大量冗员，就会不可避免地以“下岗”方式显露出来。 作为改革成果之一，眼下中国的有效劳动需求量与名义就业人数之间的偏差，正在不断缩减中，新产生的失业也不再以国企减员增效为主因。但是这种“阵痛”的过去并不意味着失业问题的自然消失，其实，中国今后时期可能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恰恰在于如何不断增加就业数量，且继续提高就业质量。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又相当落后，这两条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的就业压力将长期存在，因此，中国的政策取向必须尽早实现由“增长优先”向“就业优先”转变，若非如此，随着人口峰值的逼近以及资本替代的深化，中国的就业压力只会越来越强而非越来越弱。 经济增长只是就业增长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上世纪80年代，我国GDP年均增长率为9.3%，就业增长率为3.0%，就业增长弹性系数为0.323，属于“高增长、高就业”模式。但此后，虽然GDP增速持续攀高，但其对于就业拉动的效应却越来越小，及至2005年，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带动的就业增加量只有63万人，就业增长弹性系数仅为0.08。 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些原因不仅是内生的，而且本身就是发展所追求的目标，如产业结构升级。除此之外，剩余的那些原因其实很有重新检视的必要。譬如说，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新增就业岗位大量来自中小企业、民营经济以及其他非正规方式，但是这些恰恰为各类“歧视压制”的领域；再譬如说，1997年以来，由于缺乏弹性，国有单位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率明显高于其他单位，这种“劳动趋贵”的势头辅之以财政、信贷的倾斜，很容易诱导出国企以资本替代劳动的选择。 中国政府自2003年起，开始把就业、再就业列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宏观调控目标之一。而国际经验表明，一国对于多个战略目标优先排序的不同，完全可以导出截然不同的结果。因此，鉴于目前及今后时期严峻的就业形势，建议各级政府尽可能地将就业目标向前摆放，及时、有效地引导各类投资按就业吸收能力顺次投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