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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农历十一月二十五日，严宏昌、段永霞的第一个孩子出世，可家里没有粮食吃了。那一年严宏昌21岁。过完年，农历二月初二，严宏昌两口子决定带着孩子去要饭。两边家庭都不太放心这刚结婚一年多的夫妇离家，结果严宏昌带上妹妹，段永霞则有孩子的姥姥与舅舅同行。5个大人带着出生两个多月的孩子，买了站台票进到车站，一路扒车到了怀远县。 住是第一个难题。严宏昌找到了一间牛棚，看牛人却不允许他们住下，叫来了生产队长，结果比想象好。他们实在太穷了，生产队长动了恻隐之心，3个女的住进了他家，两个男的可以住牛棚。连续4天，都是女性出去要饭，孩子姥姥把要来的馍送到牛棚。接下来是严宏昌面临的第二个难题——一个男人出去要饭，如何抹开这个脸面？第5天，段永霞一手拿着馍，一手托着粥，进来牛棚，躺在牛草上的严宏昌没有起身。段永霞问:吃了吗？仍然躺着的严宏昌，举起胳膊用手指指牛棚上的梁。几天的馍完整地吊在梁上，因为下雨全霉了。严宏昌爬了起来，和妻子四目相对，眼泪淌了下来，段永霞却大怒…… 采访期间，我们在严宏昌家住到第5天的晚上，我和严宏昌坐在他家堂屋的八仙桌边，我复述他妻子讲述的细节，将那段曾触动我们的情感重新启动严宏昌。“霉了……”这词刚出口，严宏昌头低了下来，垂眼，眼泪又慢慢流出来。在严家我们住了7天，这是严宏昌唯一一次情感波澜。长时间的沉默，虽然很残忍，但我还是想知道严宏昌如何解释他的伤心。严宏昌想了一会儿，说了两个字:尊严。
◎ 李鸿谷
贫困的生存之道 30多年前乡村的贫困状况，并不那么容易想象。即使在小岗众多当事人的回忆里，贫困也只是概念，它已经失去具体的形状，能够拼接起来的是制度背景。 一般而言，当时农村秋收后，自家的粮食能够让农民撑到年底，政府的救济也一般从来年的元月开始提供。但这个“一般原则”对于小岗不合适，这里太穷，基本上每年11月一入冬，政府就必须提供救济粮，持续至次年的夏收季节。每家农户有一个“粮本”，粗粮细粮一起，每人每天供应8两。不唯小岗村，凡持有粮本的农民，惯例是贷点款也借点钱，买回一部分的供应粮，先卖掉，然后才去买粮本上还剩下的另一部分指标粮。 这确实令人费解，但解释起来也很简单。粮本上的救济粮食每斤价格为7～8分钱，是平价，若把这些粮食拿到黑市上交易，每斤能卖到2～4角钱。这其间的差价既可以还掉贷款与借款，在买回剩下粮食的同时，还稍有盈余。这是普遍的生存技巧。 但农民先期购买那一部分粮食的钱从何而来呢？ 首先是干农活挣工分。七八岁的小男孩，如果给村里放牛，差不多每天可算2个工分。以小岗村为例，30多年前，一天10分的满分工分，好年成大约可折算成7～8分钱，差的时候就只有5分钱。那么那个放牛的孩子折下来，能够每天收获1分多钱。这是不可忽视的一笔收入。所以，跟严宏昌年龄差不多的村里人，多数都是文盲，在当时，那1分钱也诱惑人呢。 严宏昌1969年在小溪河中学读完了初中。他家7个兄弟姐妹，除了他这个老大读完初中，再就是小他19岁的最小的弟弟读完高中，其他都没有文化。 严宏昌的父亲也是文盲，能够奇迹般坚持着让大儿子读完初中，是一次屈辱后的决心。稍早的一个年份，严家有个好年成，秋收后家里余粮比往年稍多，村上的干部希望他多交一些公粮，帮干部的那部分也给交了。这一提议被拒绝后，干部当着严父的面写了一封信，让他去找乡里的领导。严父很珍贵地藏好这封信，以为是宝物，去乡里找到书记。书记看过就笑了，问严父交了公粮没有，接着给他念了这封信:严某不交公粮，建议严肃处理……这一事件成为严宏昌读书的契机，但读完书的“恶果”却是让他有了“尊严”的意识，放不下讨饭的脸面。 仅靠农民工分挣的钱，并不能保证他们能够买回救济粮。政府政策的配套方式是，在11月发放救济粮的同时，配有生活救助款与贷款，随公社一级开始分解给大队、小队。一般情况下，生活救助款大约3～5元，贷款则稍多，约7～8元。但这两项分解完成后的指标，每个村都不超过1/3。两项相加，结果每村仍有接近一半人还是缺乏基本的经济来源。要饭，更准确地说是要钱，就成为获得存活机会的重要条件。比较效益下，讨饭收益略高于工分。 与小岗村众多经历过这一时期的农民讨论如何获得那仅仅超过一半人能够得到的生活救助款与货款，真正影响到农村与农民、现今仍在发生作用的原则是:干部有获得各种款项、特别是上级“财政转移支付”的自然优先权。理由很简单，他们要督促农民干活，有限资源前提下的乡村原则是生存法则。这一原则经过长期博弈而均衡后的结果是，二十来户的小岗，差不多人人当过生产队的“干部”。 在大家庭时，严宏昌似乎无须考虑这些事情，有父母应对。但结了婚，分家单过，所有的问题必须自己担当了。在严宏昌女儿出生的前两年，他最小的弟弟也出生了，严家的大家庭也是压力重重，他必须分担。 挂在牛棚梁上的那些馍，是严宏昌第一次“参与”要饭的收获，他的本意是全部带回家大家来共享的，所以舍不得自己吃掉。妻子的愤怒与争吵引来了当地的村民，当时大家并不满意他们的情绪：“你们都穷得出来要饭了，还吵什么？”段永霞解释，她是生气自己的丈夫，一个初中毕业生竟然也穷得要出来讨饭……虽然段永霞没有文化，但她的解释再次打动别人。村民们于是问严宏昌，愿不愿意去跟他们一道挖塘？一项只管吃饭却没有工钱的工作。“只要不要饭，干什么都可以。”严宏昌当然乐意。这是一个转折。挖完塘，当地人又问他可愿意去挖藕？挖一斤1分钱。挖藕是一项技术活，它需要用脚从水底找到藕，水深时要用脚从淤泥里将它勾出来。最深的时候，水面齐胸，稍稍掌握不好平衡，就可能整个身体倒进水中。 在向记者描述人如果不小心没入水中、头上全是乱泥的景况时，严宏昌已经完全从悲境里解脱，松弛下来。挖塘挖藕，又帮他找到了修铁路挖土方的机会。如此反复3年，严宏昌很幸运地进了建筑队，开始在铁路各车站建房子。这是完全与农民生存不同的世界，建筑队里的小工每天的工钱也有1元钱，成为技术工，三级是每天1.61元，四级是2.02元，五级甚至达到3.27元。30多年前的价格体系，严宏昌仍然记得清清楚楚，叙述起来不免稍有得意。他做到了五级工，后来甚至成为凤阳县里的一个“小包工头”。 为丈夫拉不下脸面讨饭而愤怒的段永霞，自然也很兴奋。1977年，严宏昌最高时一个月可以往家里带回200块钱了。严宏昌于是不再是一个纯粹的农民。 大包干的第一次与第二次 摆脱农民的活法，不是没有成本。严宏昌每个月需要向小岗生产队交15块钱“赎”回属于自己的时间，这笔钱是队里重要的“公共财政”来源。 1978年，生产队希望严宏昌回来当干部。这个故事在严宏昌的叙述里，充满着个人英雄主义色彩——大家对他充满期待。回到历史现场，情形稍微复杂些。 小岗20多户人家，由两个主要姓氏构成:严姓与关姓。严姓又由不同宗的两支构成，具体到严宏昌这一支，共同的说法是他们世居于此，祖上七辈单传，至严宏昌老太太（当地人称谓，即太爷爷）一代人丁开始兴旺，生了3个儿子。其中老二这一支尤其发达，有5个儿子，严宏昌的父亲即第五子。 小岗另一支严姓从小严队迁移而来，而关姓同样世居于此。 1978年重新改选生产队干部之前，这里由关友德任队长，严立华任副队长，严立学是会计。小岗几乎每户都轮流当过干部，除了这3个职位，还有民兵排长、妇女主任、指导员、文书与计工（分）员等职位。不过，队长、副队长与会计这关键的3个位置却并不轻易易位。生产队这一级“干部”不可能从国家财政里获得任何收入，但这一身份享受上级财政转移支付，比如救济款与贷款的优先权甚至垄断权，是人人渴望的资格。更早一些，从临淮中学毕业的初中生严立学从1965年回乡，直至1978年，一直任队长或副队长。他告诉我说:后来烦了，这里太复杂，坚决拒绝干队长，只当个会计。细察下来，这一任两个严姓生产队干部，皆非严宏昌家族那一支。世居于此的严姓家族，人丁自太爷那一辈开始不再单传，但后辈或因饥饿灭绝，或迁徙，至严宏昌这一代才真正人丁茂盛。严宏昌有兄弟4人，他三伯家有兄弟3人，老大是严俊昌。 在乡人有意无意回避的故事里，仍有信息表明这次改选，是一次家族力量的更迭。29岁的严宏昌与36岁的严俊昌所代表的这一支严姓，不仅长大成人，而且正值壮年，有了重振家族的力量。这次改选，叙述版本多样，相对公允的第三方回忆来自严立学:当时投票排序的结果是严立学、严宏昌、严学昌（亦属世居小岗严姓这一支）与严俊昌。严立学决意只干会计，自然无意竞争队长、副队长之职，这个排序对他没有实质意义。严宏昌家族这一支严姓，全部进入“决赛”，而另一支严姓与关姓则出局。机缘巧合的是，这次改选只留下队长、副队长与会计3个位置，其他“干部”职位一律作罢。在家族振兴的这一背景下，严宏昌更被村里人被期待，同样是事实。 改选结束后的这年冬天，小岗秘密地完成了分田到户单干。 这一段时间对于严宏昌，既紧张且压力重重，同时也充满激情与亢奋。真实的压力不完全是一次次他和严立学去公社赌咒发誓说他们没有把田分了，而是如何让小岗的地里真正长出粮食长出钱来。严宏昌的数字记忆能力让人惊讶，当时他以1.05元的价钱，买回两斤花生米——这是一个农民有趣味的财富想象与算计:1斤花生放在桌子上，严宏昌数下来有810颗花生米，如果每亩点5斤种子，则是4000颗种子，即使只算存活1000颗，每颗种子能结1两花生，那么一亩地也能长出100斤花生。当时的价格是每斤花生5角3分钱，简单乘一下，一亩地仅花生就可收入53块钱，比过去一年靠工分挣得还多。 严宏昌很为自己的“发现”而兴奋。好玩的是，种花生的故事，当年的小岗人回忆起来，人人都说“发明权”是自己的。秋收下来，结果证明严宏昌的算术很好，农活却不那么精通。基本上那年的花生产量每亩都超过500斤，因为一亩地的种子不可能只是5斤。小岗每年要上交油料的指标是147斤，以前从来没有完成过，这年种花生，油料却卖了3万多斤。而且，粮食收成也达到创纪录的13.9万斤。 大包干、分田到户，对于非实际从事农业者而言，只是一个概念。在或种葡萄或种水稻的小岗田间穿行，水稻已经成熟，田埂被庄稼“拥挤”着几乎无法辨识，需要用双手扒开稻尖才可以行走。微风吹来，确实稻浪滚滚，外人完全没法分得清已无边界的田地是哪家的。小岗分田到户比想象要复杂得多。最开始时是小岗东头西头一分为二，这是1978年的夏收，即收割小麦之后。这同样是无奈的选择。从1960到1978年，小岗每年都有蹲点干部，少则1人，多则达到21人——每户有一个干部盯着。即使如此，仍是每年不出粮仍是出外讨饭。一分为二，仅为解决不出粮的办法，聊为尝试。东西头一分为二，西头以关姓与迁徙而来的严姓为主，则顺当多了;而东头因为没有干部身份的“传统积累”，加之新近崛起——这种崛起也是一种有趣的方式，则矛盾重重，干活的人少了，更容易人盯人，谁干多了谁干少了扯皮不断。时隔28年后，当年大包干的主要推动者严宏昌、严立学与严俊昌在接受中共安徽省党史研究室访问时，仍诚实地说:解决这种扯皮的办法，只有把田分到每户。分地的小岗根本原因在此。严俊昌说起当年:哪里能想那么远，分了，哪怕能自己种一两年，吃顿饱饭再说。 一分为二，再分成4份，最后分成8份，基本上就是父子田兄弟田了，再往下分便是家庭内部事宜。至此，小岗完成了被载入史册的创举。 回到历史现场。分成8份后的小岗农田，西头同样简单顺当，这边的严立学按4个水塘划地，4个家庭一家一个水塘，这一办法延续至今;而东头则采取了绝对平均主义的办法，每一块地都绝对地均分。而这结果有了小岗的第二次再包干。 农业的核心是水，是灌溉，但小岗没有大型的水利设施，仅凭每块田地的水塘，接受雨水实施灌溉。拥有水塘的权利远远大过拥有田地的资格。1979年分地后的第一年风调雨顺，老天爷帮忙，但接下来的旱季出现了，这里需要从外引水浇灌，西头均分的插花地格局便再起波澜。1982年干旱，严宏昌心急火燎地去燃灯水库引水，回来却发现村里吵成一团，每个塘共用的结果是用水不均，引发争吵。第二年，东头再分，这次共同采取以水塘为主体的划分模式。显然，这又是一次利益博弈。一天清晨，碰见正在踱步的严俊昌，这天他兴致甚高，领着我去看路边他家的那40多亩种植葡萄的田地。这里有个天然大塘，还养了不少鱼。严俊昌很坦然地说:那年抽到这个塘的是严宏昌与严学昌，最后我家人多，一家就把它给包了下来。严俊昌家有5个儿子，在乡村，人丁即力量不仅仅只表现在选举上。 这次重新分配，严宏昌与严学昌各自分到的塘与地相对偏远。村里人告诉我，幸亏他俩让步吃了亏，才终于分成。 一次改变小岗甚至改变中国的创举，是小岗这个安徽凤阳偏远乡村变迁的突发性因素，与此相伴，乡村“干部”拥有外来资源分配优先权与人丁即力量的传统，还加上农民选择能否得到上级支持的种种外生性制约因素，在严宏昌29岁时已经全部向他展开。这是他人生故事无可回避的“舞台”背景。 瑞安之行 把地分了，以期扩大种地的收入，能够养家糊口，这个当年最重要的动力来源，看起来对严宏昌而言，收入倒不像其他村里人压力那么大。 1979年，粮食还没有收割，分田到户还没有被证明正确，严宏昌的父亲去世了。在他提心吊胆的时间里，多了一桩必须面对的家庭大事。这时候，妻子段永霞掌握的严宏昌干建筑的收入，已经达到了3000多块。这是1979年啊，这个数字让我们十分震惊。它真实与否，成了后来我们向村里人询问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结果没有有力的否定判断。这些钱是段永霞希望用来盖房子的钱，严宏昌家3间茅草房，她早就盘算着把它建成瓦房，按当时的价格，3000多块钱差不多正好合适建3间瓦房。这时，父亲去世了。 严宏昌很详细地给我们计算了这次丧事的花费清单。到黑市购买粮食是最大一笔开支，而制作大幡与出殡每人头扎的白布，严宏昌借的布票，直至布票取消时也没有还完。农村的丧事，是基本上收不到礼份钱的，稍好的是来客给两块钱，一般则由来宾自己带来“纸钱”烧掉了事。结果，严宏昌挣的3000多块钱全用完了。当时严家兄弟4个，只有他一个人结婚了，所有费用只能由他来开支。严宏昌自己的解释是，下人对上人，这是必须的。这一当时震动乡邻、将近30年后也让我们这些旁观者震惊的葬礼，对其隆重程度的原因解释，或许仍须回到严氏家族这一支重振的背景下观察才能够理解。严俊昌说，当时他们这一支严姓，全部停下手里的事情，给严宏昌家帮忙料理后事。 准备盖房子的钱用完了，作为女主人的段永霞自然无奈。在历史现场那一时刻，她和严宏昌更迫切的压力却是父亲去世的“五七”，即35天时——按乡人说法，这时候他们的父亲到了望阳台，能够从阴间看到家里人了。办完隆重的葬礼后，严家却没有钱办“五七”。村里自然是借不到钱，1979年的丰收季节还没有到来。严家值钱的有一头小猪，大约70多斤，还有的就是严宏昌的一块手表，只有这两样可以卖掉凑钱。 五七”最后还是顺利办了下来，既没有卖猪，也没有卖手表，一位远房亲戚借了钱给他们。同一故事，严宏昌与段永霞叙述，艰难却不如严宏昌的懊悔让人印象深刻。“为什么托人买这块全钢的上海牌手表”——严宏昌不止一次对妻子抱怨自己:如果不买这块表，用这笔钱去买几头小猪，来年不是能够钱生钱？买了一块表，钱就“死”在这块表上了。多年建筑队的生涯，严宏昌的思维方式已与他的同村人迥异。 这一年烦心的事不止是父亲去世。上年的选举，票数第一的严宏昌，稍后等来了公社的任命，结果队长是严俊昌，他只是副队长。对此，乡人的解释比人丁即力量要丰富得多。而这一年体制变革，生产队只保留队长，全部取消副队长与会计，严宏昌的副队长之职也就没了。稍稍意外的是，这个一刀切的政策，对小岗网开一面的部分是保留了严立学的会计之职。 家族振兴的那位代表不是严宏昌。幸好严宏昌还有聚财之力，其能力远远超过大家的想象。又过了5年，严宏昌家的财富数值已经超过1万元，就是按已经涨了价的条件，他家盖房资本也不止3间瓦房的能力了。这时，严宏昌有了意外之举。 1984年，严宏昌向妻子要了3000元钱，说要去买收割机。在村里人看来，他这笔钱纯粹是出去玩了一趟，严宏昌不这么解释:我要去外地看看其他的农民是怎么样的。 真正震动严宏昌的是浙江的瑞安，这里的农民竟然抽3块钱一包的烟，而在凤阳是当上县里的官，才可能抽“红三环”——0.82元一包，带过滤嘴的香烟。在安徽2分钱一包的火柴，在这里要卖3分半。严宏昌掏出1块钱买一包火柴，结果等了半天也不见对方给找零钱，询问起来，小店的店主说:我们这里不用分币了，要不你买3包或者买30包。 观光与猎奇不是严宏昌此行的目的，真正打动他的也不完全是农民抽如此昂贵的香烟，瑞安几乎户户农民都有自己的小工厂才是严宏昌的兴趣所在。严宏昌在一位叫张顺贤的瑞安农民家吃了顿饭，说起自己的收入，在家里搞塑料生产的张顺贤很实在地告诉他:我的收入在这里算一般，大约每年能挣70来万元。在小岗差不多算得上“首富”的严宏昌，听闻此言，其内心震撼程度，即使像我们这些听众，也分明能够清楚感觉。严宏昌在瑞安乡下一个村一个村转下来，想清楚了，农民种地只能管个吃饭，要挣钱必须要搞工业。住在瑞安乡镇的小招待所里，严宏昌头脑里已经想出回家干什么工业。凤阳县有磷肥厂，也有化肥厂，这都需要大量使用编织袋，但凤阳却没有能力生产编织袋。在严宏昌缜密的计算里，原料与机器成本、加工工艺以及销售利益……这真是一个挣大钱的机会。接下来的行程，目的已经明确。 回到小岗，去地里找到正在干农活的妻子，严宏昌很兴奋:今天别干了，回家烧饭，中午我要请人商量大事。村里重要的人物于是都被严宏昌请来家里，严宏昌开始叙述自己的见闻与梦想。可是，他的故事的“真实性”却深受村民们的质疑：“你说那里抽3块钱一包的烟，可是市场上哪有这么贵的烟卖啊！”村民们菜也吃了，酒也喝了，结果却不妙，没人相信严宏昌描绘能赚大钱的编织袋生意。队长严俊昌更是斩钉截铁:农民的钱只可能从地里出，要搞你自己搞，我们不搞。现在的严俊昌自然还记得这事，他还告诉我说，当时严宏昌搞这个东西赚了不少钱。对这事更恼火的是段永霞，当时家里最小的孩子已经4岁，5个孩子挤在茅草屋里已经转不开身，他们夫妻俩只能在土墙上挖出两个洞，搭个小阁楼住。建房子才是她最大的心思，生产编织袋，建房子的钱又不知什么时候才攒得齐。夫妻的争吵逐步升级。 严宏昌的加工厂结果还是办起来了，甚至还租用了严立华家的房子放机器设备。第一趟生意做下来，就把自己的投资收了回来，这个成绩平息了家庭争吵。 友谊路 严宏昌果真从他的“工业项目”里挣足了钱。1989年，严家终于可以实施建房的梦想。当时安徽农村建房一般升级程度是由茅草房到瓦房，而严宏昌却是要建钢混结构的楼房。建房是农民终其一生最大的成就感来源，在我们听到种种严宏昌房基风水甚好的说法后，曾求证于他，他的解释颇有智慧:“我这个房子的风水，还是万里给看的呢！”严宏昌的新房建在那3间茅草房的东面，当年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来小岗视察，曾指着这块地希望他能盖上大房子，这就是万里看风水之解释的事实基础。现在严家房子一楼西墙还有两个伸出去的钢筋弯钩，严宏昌说，这表示希望未来能够将他家过去的房子也一并连起来。 严宏昌真正的得意不是风水，而是这个钢混结构房屋的规模及其领先性。严宏昌又是一笔笔的细账给记者算下来，建了两年的第一层楼，共花去9万多块钱。拿着严宏昌列支的成本细目，请教小岗有建筑经验的“专业人士”，当即发现他的成本细账多以现在而非当年的价格计算。由此可见，严宏昌对自己房子的得意与价值的高估。不过，即使按村里人公允的评估，严宏昌当时这幢房子至少也需要花5万块钱，这绝非小数目。 新房开工前夕，严宏昌的小儿子忽生怪病，经常流鼻血不止，治病同样是一项不菲的支出。但严宏昌的经济实力已非要卖掉手表的当年，虽然严宏昌的编织袋真实的生产时间并不长，两年后就被拉了动力线的闸，再无法加工，现在已经生锈的旧机器仍放在严家厨房。之所以被中止，被简单地解释成，“当时搞加工，有走资本主义之嫌”，所以上面不允许。 严宏昌新房建成的第二年，1992年，却遭遇来自兄弟的挑战。那幢大房子对于严宏昌，不仅是彰显自己实力，同时也是他宣称农民未来就应当住这种房子的证明，而且农村还应该有大马路。这条路就是目前横穿小岗东西向的友谊路，只不过当时严宏昌要建的还只是土路。建这条路，需要拆掉他二弟严付昌家的猪圈，这大大惹恼了二弟。在自家院子里见到我们，严付昌一开口就直奔主题，“我现在还记恨他（严宏昌）”。严付昌的生气理由是，他的猪圈是花了1000多块钱，用水泥和砖盖起来的，他所有资产全投在这里面了。当时要修这条路，需要拆掉60来间土房。当然，修造这条路更主要的推动力来自凤阳县。 小岗人都说严付昌“轴”，好抬死杠。果然，相见之际，我们祝贺他家女儿是小岗第一个考上“一本”的大学生时，他不是骄傲，却是一脸凛然:“当时我告诉她（女儿），如果能考上本科，我借钱也让你读;要是专科，算了，绝对不让去，去打工！”严宏昌孩子结婚时，严付昌的礼钱是100块，而他自己儿子结婚，严宏昌给的份钱是2000元。这其中落差，严付昌仍然很强硬:“这不算他的礼，算我们借他的。有钱再还他。”家族关系在小岗很奇特，亲兄弟结怨，几十年也解不开。 那些要被拆掉房子的村民，鼓动严付昌去找他哥哥说理，结果严宏昌放话:“先拆你的猪圈！”果真严宏昌吓住了二弟？僵持不短时间后，严付昌说他自己把猪圈拆了。以他性格看，这很匪夷所思，“我嫂子（段永霞）跟我说，如果我不拆，就把哥哥一辈子的路都堵了”。 严宏昌的路，是渴望成为乡村领袖的路。最初听到严宏昌修路的故事时，我的疑问是，当时严宏昌并非村里干部，凭什么如此努力张罗要修建这条路？而同时村民又凭什么会听他的？严宏昌自己的解释是他有人缘，大家信他——这个说法其实并无说服力。 小岗一直只是严岗村下的一个生产队，大包干成名后，严俊昌稍后由生产队队长升为严岗村村主任，这时严宏昌接任了生产队队长之职。这是众多村民的解释，这也是他能够张罗修路“合法性”的条件。1993年，小岗由过去的生产队，在与大严生产队合并的基础上，成立小岗村。但是机会仍与严宏昌错过，严俊昌由严岗村回来，到小岗村任支部书记。作为一种承认方式，这一年，严宏昌被选为安徽省人大代表。 现在进到小岗村，这条友谊路很显气派，西头连接村委会的小广场，东头直到大包干纪念馆，水泥筑成。跟村民聊起来，这条路的修建故事也多多。在乡村，一般的说法“生活即政治”，很准确。在大家不相信“有3块钱香烟卖”的小岗村，让他们相信村庄需要也可以有这样一条路的时候，也即严宏昌修土路的那个年份，是最艰难的。这其间的“政治”因素，是代表国家行政力量的驻村干部，他们的见识超越村民，规划了这条路基。而小岗即使有21个蹲点干部，每户一个人盯着时，也没有种出多少粮食。这正如严立学所说，外来干部哪里指使得了，因而“国家代表”必须寻找“乡村代理”，而这也正是乡村精英能够脱颖而出成为乡村领袖的机会。严宏昌显然是重要的选择对象。 修完这条路，安徽省人大代表严宏昌的重心转向了工业。1993年底，严宏昌开始操持一个名叫旺兴达的电讯器材有限公司，香港、凤阳县与小岗村3家合资，投资额达到了1000万元，严宏昌任董事长。两年后，这家企业在临淮关投产，严宏昌却成为名誉董事长。这一转变附带的结果是，严宏昌被提升为小溪河镇工委副主任。与此同时，严俊昌亦离开小岗村升为小溪河镇农委副主任。两人成为“吃财政饭”、名副其实的国家干部。 在事业上，严宏昌看起来一路顺利。 这种顺利同样有成本。1993年，他的大女儿出嫁了;紧接着两年，大儿子、小女儿出去打工，二儿子与小儿子离家读书。家里再没有可以搭把手帮助干农活的孩子了。乡间农活五六月间最忙，先是夏收，收割麦子，然后就是种秧。虽然现在机械化程度已大为提高，但插秧却只能凭人力。这时还需种花生、黑豆，刚收割完的麦子也得照料，如果碰上下雨便会长芽，损失就大了。关键时刻，农活重点是人力，严家这时却只有4只手可以下地干活，而严宏昌每天要骑着自行车去镇里上班，每年还需要到合肥开人代会，家里的农活压力越来越重。 严宏昌的大女儿跟我们聊起来，问我们注意到她爸爸走路的姿势没有——严宏昌跟村里人快步疾行比较起来，走路显得缓慢。我们想当然的理解是，他行路的姿态也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大女儿解释的原因却是他的腿受过伤——严宏昌把拖拉机开翻了，当时只有段永霞在场。“我被吓死了！”冲过去的段永霞抱住严宏昌的脚，“血哗哗地流了一地”。接下来几天，严宏昌只能待在家里养伤，地里的活又只能由段永霞一个人干了。“有一天我干完活回来，发现严宏昌不在家里，又被吓死了一回。”家庭的故事，段永霞讲述的永远比别人精彩，“我哭着大喊‘严宏昌’、‘严宏昌’……他在我们家楼顶上回了我。我冲上去，严宏昌说他惦记着地里的农活，着急，爬上房顶想看我干活，结果上去了下不来了。” 聚合的家庭
我们在严家住下，两天时间，严宏昌将他的人生经历全部讲述完毕，剩下的时间多数用在村庄人家串访、对事实的核对上。在他颇有英雄主义色彩的故事里，唯一被遗漏的光荣，是他当镇工委副主任的那段经历，但村民记得，这一职位可以使现在的严宏昌每个月有国家支付的退休工资啊。后来我去追问工委副主任这段故事，严宏昌的淡然同样出乎意料:“有回电视台来采访，工委主任跑了，不接，让我去。我看他们写的材料，说这个村那个村有多少企业多少产值，都是编的，哪里有……” 严宏昌的不愉快与记忆“遗漏”，仅仅因为镇里为了应付上级的“造假”？这是一个比愤怒复杂得多的情感纠缠。 旁观者如我们看来，省人大代表（当年凤阳县仅此一人）与镇工委副主任，其层级已经跳跃而非递进了。在严宏昌自己叙述的人生传奇里，这两个位置的重要性，却远没有修那条土路精彩与重点。比乡人见过世面的严宏昌，有了“为公众利益服务”的觉悟，这一觉悟使他能够平静面对那两个位置。在一个聊得很晚的晚上，必须提出这个问题了:“比起省人大代表与镇工委副主任，是不是村主任这个位置更让你觉得重要？”他沉默，没有任何否定的表示。 机会终于在1998年出现，在被小岗村称为第一次真正的选举中，严宏昌终于胜出成为村主任。 村庄记忆与叙事，“生活即政治”无处不在。多数回忆说1989年后，小岗又有了上面派来的干部，这是一一可以明晰回忆起来的人名或“事迹”部分。不过这里“自治”的程度一直不低。1993年，严俊昌回来当了两年村支书，接着他儿子严德友先当村支部副书记，然后是村支部书记，直至1998年，严宏昌竞选村主任。虽然世居于此，严家这一支村民跟我们聊起来，从无祠堂这一概念，家族传统在这里并未形成足够的聚合之力。 严宏昌村主任的故事在笔记本上记录的是一连串的企业与项目:一个冶炼厂，对黄金白银的废料再加工提炼;一个日本投资的养鸭场;一个ABS项目与尾气排放控制项目;一个汽车配件厂;一个柴油机钢盖厂;一个电梯配件厂……这些都是严宏昌竭尽全力努力过的招商引资项目，但即使包括先前的旺兴达电讯公司，很难说哪个项目真正成功了。这些故事是严宏昌真正的兴奋所在，只是他对失败的解释需要深入探究才能知晓。 对严宏昌而言，一路叙述下来的逻辑很清晰:成了一村之主，才可能把企业搞起来。但结果却并非如此简单。 住在严家的7天里，有一天我们曾从小岗出发，往北到梨园村再往东，到达小溪河镇;折返回来从梨园村接着往北再往西，经过板桥镇、临淮镇，大约20多公里，抵达凤阳县城。如从凤阳到达自己区划所在的滁州市市区大约两小时汽车路程，而到另一城市蚌埠，20分钟不到。凤阳既已偏远，即使现在路已经修得很好，小岗之更偏远仍然超出一般想象。我们实际的行程与观感，小岗的区位劣势实在太过明显。2002年又回来当村主任、现在承包葡萄园的严德友——比其他人更熟悉这里的乡情的当地人解释是:有些项目原以为到小岗这样一个有名的地方来，会得到政策上的支持，但来了发现并不是这样，多数就选择放弃了。 这自然是现实。所有的现实严宏昌都一一经历过，却仍然挡不住他的梦想以及因此而带来的思维体系。他对我解释:“如果项目发展起来了，现在看起来的区域劣势，就不存在了！” 没有任何情感投入的旁观者，自然会没有太多顾虑地追问。我们那天离开小岗去到县城回来的晚上，我问严宏昌:“如果工业或者办企业是一个目标，就这个目标而言，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的人生有点失败呢？”无奈、沉默。这个问题没有答案。 严宏昌家院子的南墙有一棵高大的梧桐树，傍晚他家公鸡会从墙外的猪圈跳上院墙，顺着枝杈一点点跳上5米多高的树枝，然后鸣叫不止，随后严家的几十只母鸡叽叽喳喳也一只只跟着跳上树枝，一宿待在树上。这是乡村奇事，严宏昌一开口，这个外来者的意外被引向了另外一个话题:有人要跟我买这只老公鸡，出价上千，不卖！他最小的儿媳妇解释很诚恳:不知道为什么我家的鸡要上树。 严家最小的儿媳妇2003年从海南回到安徽小岗，她丈夫还在外面打拼。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家里的孩子一一离开家乡，这是严家完成田地里农活最困难的一段时光。1995年，出嫁的大女儿重又回到小岗，就和丈夫住在自家的田边，生产压力稍有缓解。之后，2000年打工的二女儿回来了，一年后二儿子当完兵回来，2005年大儿子一家也回到小岗，还开回一辆帕萨特……小儿子没有回来，但小儿媳与孙子回来了。这在小岗是唯一的大家庭。这里以分田到户而闻名全国，而乡村常例是各家孩子大了，女儿出嫁出去，儿子成家就分家。严宏昌家却与此惯例完全相反，每顿饭女主人都要准备两桌。 一大家人重新聚合，每年过年，严家都会有一个家庭会议。2001年的重要家庭决定是严宏昌不再干村主任，同时从部队回来的二儿子去村里当村支部副书记。去年讨论的问题很重要，这个家是分家还是合着过？结论仍然是合着过。二儿子也不再干村支部副书记，回来持家——大儿子回来时，严宏昌就把家政收支权力交给他，大儿子不干，二儿子持家，一切收支权力自然归他。“大家团结起来，把老大的企业搞上去！”严宏昌的企业梦想，由自己移至大儿子身上。“即使他们都没有干成，还有我，我家的田地也能养活他们。”严家二儿子这段时间一直在装修严家的第三层楼，他对自己、对这个家庭的未来充满信心。这份信心的基础在于没有分家，田地目前也相对“集约化”。 由30年前的分田到户，各家再细分，到现在严宏昌家却一家5个孩子的小家庭重新聚合，生活真是充满意外。严家20年前那间创纪录的钢混结构大房子，今年终于修到了第三层。这其间的因素是，今年小岗村的政策是各家若建房屋，政府将补贴2万元。在这一外力刺激下，严家大女儿、小儿子都在小岗买了商品房——凭此亦可获得补贴。 住在严家，最深切的疑问便是为什么一家人又重新聚合——与当年分田到户完全不同。严宏昌对这种“新合作主义”的家庭聚合的解释是:“凭孩子们各自的力量，很难做成各自的事业，所以至少这个阶段团结起来很重要。这也是人们的责任。”严家的农田与他自己的各项收入，在小岗地界支撑这个大家庭，能力也算足够。 与小岗村人对上面派来的干部充满警惕不同——这种警惕与不良评价，很关键的因素之一是他们的到来，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乡村精英“升迁”的路径，却没带来任何资金与支持帮助他们积累财富——我们在小村串访，差不多各家都对一位叫沈浩的外派而来的村书记赞美颇多。这位从安徽省财政厅下来的干部，在此地已经干了5年多。那条友谊路，江苏张家港长江村的郁全和无偿资助修了800米水泥路——也因此而将此路命名为友谊路。沈浩找来款项将它修完了，今年各家建房的补贴款同样由他努力促成。 沈浩自己对此的解释很低调:这是“新农村建设”的政治大势。如果以严宏昌的重新聚合作比拟，一直凭自身努力的中国乡村，比如小岗，在完成分田到户这项推动制度变革的创举后，其成本是乡村“公共财政”的结构困境。这一同样是中国乡村的常态，或许亦需要外力特别是上级财政的转移与“新合作主义”，“才能做成各自的事业”。 乡村的奇妙在于它的彻底的现实主义。严付昌面对外人很激烈地表达了他对哥哥严宏昌的不满，但临近我们告辞，他却补充了他对严宏昌与严俊昌的感激:“今年政府每个月给我们当年这些大包干带头人发500块钱的补助了。严宏昌、严俊昌说了，当年我们说有难同当，但不能有福只有我们两个人享受（拿退休工资）。他们两个人也帮我们争取这笔补贴，宁可自己的退休工资都不要。”除了这笔补助，太平洋保险公司也给这批带头人每月100块钱。严付昌的叙述，经由严宏昌核对，他和严俊昌的作用却没有描述得那么大，“这其实是沈浩的努力”。乡村的权威与秩序重建，似乎开始摆脱曾经的轮回，进入一个新的通道。 与村人比较，严宏昌的表达能力远胜他人，他并不特别乐意主动跟我们这些吃住在他家的记者聊什么，总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面对我们的问题。稍有例外是我跟他讨论“失败”那个话题的第二天，在饭桌上，他似乎不经意、却深思熟虑地表示他不同意这个词所意味的判断，他说，“也许用‘奋斗’更准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