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上世纪50年代，韦大卫经驾蒋纬国专机冒险起义，飞赴祖国大陆，相继受到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彭德怀、叶剑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台湾大陆，他曾两度入狱，数次逃亡。日前，年已八十的韦大卫接受《新民周刊》专访，讲述了他的传奇式经历。
撰稿·季天琴（记者）
韦大卫如今虽然已经80岁，仍然无肉不欢，无酒不贪，英雄豪气不减当年。除了吃饭和睡觉，他嘴里永远叼着烟卷；二锅头在他看来宛若清水，仰面就是咕咚一口——还必须是56度的红星二锅头，度数少了他不干。 在餐馆里，他跟河北籍服务员套近乎，“咱们是老乡”——其实他是广西人。这个老头儿天真顽劣，但是后生小辈们见了他无不尊称一声“韦公”。1956年1月7日，他驾驶蒋纬国的专机起义，飞赴祖国大陆，相继受到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彭德怀、叶剑英等领导人的接见。台湾大陆，他两度入狱，数回逃亡，每次都是死里逃生。 他更喜欢说起自己得逞过的种种小聪明和阴谋诡计，当年，就连对手都不得不佩服地称他是个“越狱专家”。他说得眉飞色舞，得意非常，一副跌宕自喜的样子，对自己的人生甚觉“满意”，旁人细想之下，才惊觉这些小把戏的背后无一不是辛酸和不得已。 对自己历经的那些波澜壮阔，他认为是他刚烈如火、敢作敢为的个性所致，因为“想干的事我就去干了，而且干成了”。风云谲变的时代又赋予他更多的传奇色彩，人如沧海一粟，终与国运沉浮。 给骗到台湾 我出生在桂林，11岁的时候，我就考取了空军幼年学校。我三个叔叔都是飞行员，两个在抗战的空战中牺牲，还有一个是飞行表演时摔死的，家里人都认为空军太危险了，不让我去。 那时的广州兵荒马乱，国民党的各支部队都在招兵买马，到处都是招贴广告——海军军官学校、陆军骑兵军官学校……我就报考了海军军官学校，想去台湾找个读书的机会。我哪想到它会那么远？ 1949年8月，我们到了黄埔港，上了一艘叫“惠民轮”的军舰。一上船就知道被骗了，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军官学校，就是被拉去台湾当兵。那时国民党征用了一些商轮、客轮，每天往台湾那边一批批地送人。知道真相后，我十分愤慨，当时我就火了：老子一定要回来。 国民党派兵把我们押送到凤山陆军训练基地。受训完了，我们被派驻到红毛港，红毛港在台湾的西部海边，是国民党的“前线”。不到一个月，我就从那跑了。 七年谋划 我在屏东住了下来，找了个临时工的工作，呆了5个多月。后来海军士官学校招考学员，我就去考了，海军受训不到两年，毕业后当了海军的士官。 我本来想从海军弄条船回来。当时海军成功起义的是“重庆号”，这艘舰是英国送给国民党的，蒋介石把它当宝贝。不过，那时有两艘军舰起义回大陆，舰上有人赞成有人反对，相持不下，打起来了，台湾当局派军舰拦截，还枪毙了舰长和部分船员。 海军起义不容易，想来想去，我决定去考空军，后来果然考上了。考取之后，海军不肯放人，要求我工作５年以上才能离开。我一直往上找到海军总司令，表示不行的话，我只好开小差了。他说：“开小差？！三天不到我就把你抓回来。” 那咱们就试试。我跑到台南的空军办事处，找到一个空军上校，空军招个人不容易，他们一看我就很喜欢。那个上校给了我一点钱，让我在空军新生社里住下，海军根本没法抓我。 海军知道我去空军报到后，就跟空军协商要把我领回去。空军不给人，海军打报告去“国防部”告状。后来在台北空军作战部，空军总司令王叔铭一见我就说：“呀，你就是大名鼎鼎的韦大卫啊，为了你，空军和海军打官司，国防部的卷宗都那么厚了。” 我在空军学飞行，海军政治部又来了文件，说我有共产党嫌疑。空军政治部不敢怠慢，赶紧审查我。空军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每个飞行员都必须成为国民党员，我坚决不入，政治部就天天找我谈话，每天都谈到晚上１２点以后，凌晨３点多我又要起飞，睡眠严重不足。 有个看出门道的教官很同情我，他说：“韦大卫啊，为什么老找你个别谈话？”我说不知道。他说：“这还不清楚，他们没别的办法整你，只好希望你睡眠不足摔死。”那飞机不也得摔坏了吗？他说摔个飞机算什么，重要的是你这个人。 那时我单飞很长时间，也考虑跑了。这时一道命令下来，要调我去台北空军作战司令部，我那时既没毕业，也没作战经验，知道这一去凶多吉少，但是不去又逃不掉。结果，我就去报到的当天就被抓起来了。 当时一共抓了８个人，其实没一人是共产党。我们在台北关了１０天，既不问也不审，就被转移到台南的空军监狱。找律师打官司，律师也不敢接，说军事案件管不了。后来我们才知道，当局已经打算把我们送到火烧岛，就是后来的绿岛去了。真去的话，一辈子只能在那等死了。 我们８个人里，有个同学的姑父正好是周至柔。周是蒋介石的亲信，原来是空军总司令，退休后任“国防部“的参谋总长，他打电话把他的继任臭骂了一顿，下令把我们全放了。我算是沾光了。 出来以后，我悄悄地溜到了台北。我没证件，又是个大陆人，找工作十分困难，只能去歌厅唱歌。我混到台北的“中国之友社”，很多外国人在那喝酒跳舞，待遇也比较好。我认识了一个美国人，他把我荐到美军顾问团去做事。 后来，我“活动”到松山机场里的台北飞行社，在那当飞行教员。那里有２０多架飞机，但是速度慢，油量少，不适合飞行。只有一架美国造的“塞斯纳”，性能无与伦比，那是装甲兵总司令蒋纬国指挥地面作战时的专机。这架飞机保密性很强，有专门的飞行员、机械师和警卫，别人根本不能靠近。 我从外面找了关于“塞斯纳”装备的资料，工作之余，就拿望远镜来观察它的飞行状况。当时台北有个“西方企业公司”，其实是美国的特务机构，他们经常利用这一架飞机，秘密飞出去又飞回来，谁也不知道干什么去。 这架飞机有6个警卫员轮班，我有钱，就请他们抽烟喝酒，没多久就混熟了。 告诉蒋介石，老子走了 1956年1月6日傍晚，看守“塞斯纳”的正是跟我最熟的那个警卫。我跟他说，这架飞机明天飞花莲港，早上让我试机。他知道我不能飞这架飞机，但“试机”是什么他搞不清楚。我让他帮我把飞机加满油，把零部件装上。 有两个朋友早就说好了要跟我走。这天晚上，我们去歌舞厅喝酒跳舞，通宵未眠。事先我已经打电话或写信给我空军的同学，告诉他们不要再给我写信，把跟我的合照都毁掉，他们都心知肚明。我倒是没多少感觉，反正不成功，便成仁。
1月7日凌晨５点多，我们离开舞厅，叫了个出租车，直奔台北松山机场。当天上午6点至8点值班的还是那个警卫。我本来打算把他也带上，他是国民党陆军79军退下来的，那支部队反共最激烈，他也不例外，他在大陆也没亲人。我一看，还是算了吧。 我让警卫把飞机推出机库，用自己配的钥匙启动了磁电机。确认一切运转正常后，我把警卫拉到值班室去喝咖啡，藏在暗处的两个朋友便趁机上了飞机。 不过，我第二次上飞机后，磁电机却启动不了，原来钥匙被拧弯了。我只能让他们下飞机隐蔽起来，去工作室叮叮咚咚敲打了一番，回到飞机上，又发动了。两个朋友急急忙忙冲上飞机，结果被那个警卫看到了，他知道出事了，冲出来大喊大叫。 警卫看我不停，马上掏出枪往飞机上射击，还好，5枪都没打中要害。我没有通行证，进入不了跑道，只能从停机坪起飞。停机坪距离很短，两边又停着很多飞机，稍微一点刮碰就飞不起来。那时候顾不得这么多了，虽然速度不够，我还是拉着飞机摇摇晃晃离开了地面。 塔台已经发现停机坪上居然起来了一架飞机。无线电里不停喊话：“谁从这里起飞？赶紧落地！”我说：“我是韦大卫，你告诉蒋介石，老子走了。”这句话据说后来在台湾传得很厉害。 塔台又命令桃园新竹两个机场的F-86喷气式战斗机进入一级战备警戒状态。我本来想沿着淡水河飞到出海口，我计算了一下，大概需要８分钟，依据F-86的速度，那时它也能赶到出海口了。我只好就改航。 那天下雨，云层很厚，我贴着地面低飞，从阳明山蒋介石的官邸上头钻出去。F-86的速度很快，地形也没我熟，不敢飞这么低，所以他们看不见我。飞出海一看，前面有3条军舰，那是美国第七舰队DD级的驱逐舰。这个武力太雄厚了，我只能掉头。 我回到基隆，从屏风山俯冲下去，贴着海面飞了出去，避开了第七舰队的范围。无线电里一直劝我“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我说算了吧，老子都被你们骗了７年了，你们能打就打，反正我死也不回去了。 我本来想飞到福州，但是我跟大陆这边无线电联系不上，福州是中等城市，又是前线，火力比较强。还好我没飞福州，后来我在北京见到吴宝智，他就是当年带队飞我的中队长，1961年到大陆拍照的时候跳伞被俘了。他告诉我，有两架F-86在我起飞20分钟后就到福州上空等我了。 我往南飞到泉州。泉州湾的渔船很多，但是地面上空无一人，我意识到，这里肯定发警报了。果然，一进泉州湾，高射炮劈里啪啦就上来了。落地之后，他们告诉我，总共朝我打了270多发炮弹。 我一直往里飞，高射炮逐渐没有了。事后我才知道，福州军区司令员叶飞判断这架飞机很可能是起义的，并立即下令：如果继续朝大陆方向飞，就保护它；返回台湾的话就予以击落。 我一心一意想找个平坦的地方降落，但是福建那地方山特多。解放军的地面部队没接到命令，他们躲在树林里，机关枪、步枪的子弹十分密集。飞机中了四弹，我只能迫降。 落地之前，我把电门、油门全关死了。飞机刮着树枝，从树顶上“哗”地就下来了。大车道上烂泥很深，飞机虽然没栽跟头，但是不停地往前滑，前面有条很深很深的沟，眼看就要机毁人亡，刚到沟前面，飞机停了。 下来之前，我跟他们说，解放军让我们举手就举手，不要做引起误会的举动啊。 解放军匍匐前进，一直爬到我们跟前，嘴里喊着“缴枪不杀”、“优待俘虏”。老乡们倒想到我们是起义的，欢呼着跑过来，和我们握手。解放军问我们是干什么的，我说是起义的。他们还问“那你飞机上为什么不挂白旗”，飞机上能挂白旗吗？他们那时还没经验。 我赶紧让他们把飞机推到树林藏起来，上面盖了树枝，后来还拉来了伪装网。台湾是一定要派人来毁灭痕迹的，以前有先例，打不下来就炸掉。 我们一帮人到了官桥镇上，镇上已经搭了一个小台子，让我演讲。我当时心情仍然沉重，因为国民党在台湾宣传，说大陆把南方人搬到北方，北方人搬到南方，祖宗坟墓都平掉了。我就讲了我的思乡之情，还有个女孩子给我献了野花。 讲完之后，他们通知我，福州军区的司令员和政委在莆田等我们吃午饭，让我赶紧上车走。 下午我就到了福州，说了家里的情况。共产党办事效率还真高，到福州的第三天，在天津大学读书的小妹妹就给我打电话了，告诉我家里人都好。 43号跑了 1956年6月11日，国务院下了命令，安排我在民航当驾驶员。回来以后，我成了闻名全国的英雄，被邀请到各地做报告，领导人也相继接见我。见周恩来总理的次数最多，他经常到机场送往迎来，外宾还没到，他就来找我，有时我找他。 “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周总理找我谈话，他说你不理解运动，群众也不了解你，你就别介入运动了，去西安学习吧。我那时也幼稚，我说总理呀，我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第二次他又找我，还送了我两本精装本的《毛主席语录》，我一看他这么忙还关心我，实在过意不去，就说总理啊，你别再为我的事费心了，我去学习。他听了很高兴。 我和“两航起义”的领头人物潘国定秘密去了西安，在那钓钓鱼，散散步。几个月后，我听说北京贴出了批我的大字报，说我问题严重，躲到世外桃源去了。我决定会一会他们，急急忙忙跳上飞机回了北京。回单位也没事，我就跟他们干上了，他们贴，我也贴，一直贴到1968年我被抓起来。他们说我是“驾机叛国投敌阴谋”的首犯，我飞回来的那架“塞斯纳”也被当成了“反革命飞机”毁了。 1974年10月30日，我终于等到了这一天。两个看守忙着聊天，一个去拿工具，瞭望台上的警卫去厕所了，我瞅准机会，飞快地奔向瞭望台。两道高墙越不过去，只能从瞭望台上往外跳。我两只脚挂在电网上，身子半边到了墙外。还好，白天电网没通电，不然又玩不过去了。 很快，监狱里警铃大作，看守们不停地喊：“43号跑了！43号跑了！” 不过，他们第一步就走错了。他们派出5个人，骑着自行车往火车站赶，他们怕我往外走，因为到了外地就等于大海捞针了。其实我是往城里走，因为我要告状。我在菠菜地旁看到一辆空卡车，悄悄地爬了上去，正好，这辆卡车就是往市区开的。在牛街的红绿灯旁，我纵身一跳，开始钻胡同。 我辗转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的联合接待室。上访人员都要先填登记表，再统一接待，那得误时间啊。我拿出工作证，拦住一个从办公室出来的同志，运气还真好，他居然知道我这个人。我的情况被很快上报，叶剑英元帅亲自负责处理此案。 叶帅派了个联合调查组，调查了半年，证明我没有问题，后来就平反了。“文革”中我被打断两根肋骨，大出血一年多，专案组还宣布我“无权享受家庭幸福”，逼迫妻子和我离婚。我满腔义愤，离就离，出来了再和你们算总账。 纬国先生的遗憾 1981年，我恢复了工作，1982年加入民革，成为民革中央“祖国和平统一促进委员会”的副主任，后来经人介绍，跟小我15岁的国航英语教师靳玉珍组成了新家庭。1988年，台湾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的第二年，蒋纬国的机要秘书孟昭旭通过民革中央找到了我。 他说：“纬国将军很关心你，特地让我来看看你。”我很惊讶，我说当年把他飞机给飞回来，他不恨我啊。他说：“他不恨你，纬国将军还挺欣赏你的，知道台湾留不住你，也觉得台湾对你不公。” 蒋纬国当时是台湾的三星上将，也是“国家统一委员会”的委员。孟昭旭经常被他派到北京来，购买大陆拍的《华夏掠影》等风光片，拿到台湾去放映，很受欢迎。我和电影局有些联系，也为他们牵线搭桥。通过孟昭旭，我和纬国先生因了特殊的机缘而成了未曾谋面的朋友。 后来，中央芭蕾舞团去台湾演出，想请张学良和蒋纬国去现场观看他们的表演。白淑湘找到我，希望我能帮她联系上蒋纬国先生。白淑湘的父亲曾是张学良的部下，跟蒋纬国也算有点联系。我写了封信让她带去，后来张学良和蒋纬国都去了。他们人不少啊，150人，结果蒋纬国还招待他们吃饭，每人送了纪念品，还请白淑湘给我带了些书啊、领带之类的小礼物。 1993年，蒋纬国又让孟昭旭给我带来了两本他写的书。闲谈中，我得知蒋纬国在台湾搞了个“中华梅花之友会”，国民党是把梅花当“国花”的。我灵机一动，对孟昭旭说，回去跟将军商量一下，梅花之友会把总部设在北京会不会更方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我的意思很明显，就是想促成蒋纬国回大陆访问。 蒋纬国给我写信，同意将“中华梅花会”总部设在北京。国民党很合作，北京这边也很赞同。大陆这边希望他尽快能来。他也很想回大陆看看，他说，希望自己能够“走着回去，不要躺着回去”。 可惜的是，蒋纬国死得太早了，那时台湾那帮人对蒋家逼得也很厉害，４年后，他就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了。没能和纬国先生见上一面也成了我的遗憾，我两次申请赴台，都被台湾出入境管理局给拒绝了。 这么多年，我跟台湾联系一直没断，我在海军空军当年的那些老同学，只要来大陆，就一定会看我。我们经常聊聊过去，很多人说我是“传奇”，不过回头想一想，我这一辈子遇见的人，经历的事和跨过的坎，都和这个时代紧密相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