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经济学方法论中的两个经典隐喻——兼论其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启示摘要：抽象与具体、实证和规范是经济学方法论中两个恒久的话题。在方法论研究中，有两个经典隐喻：“李嘉图恶习”和“休漠的铡刀”来表述抽象和具体、实证和规范的关系问题。本文在分析两个方法论隐喻的基础之上，详细讨论两个隐喻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启示。关键词：经济学方法论 李嘉图恶习 休漠的铡刀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THE TWO CLASSIC METAPHORS IN ECONOMIC METHODS——review its apocalypse to Marxism Economics study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bstract method and concrete method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sitive method and normative method are the two main questions in economic methods, which always induce controversy. In the study of economic methods, “Ricardo’s bad habit” and ” Hume’ s lever-knife ” are the two famous metaphors, which are used to illumin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This article analysis the meaning of the two economic method metaphors and review the apocalypse of them to the study of Marxism Economics. KEY WORDS: economic methods; Ricardo’s bad habit; Hume’ s lever-knife; Marxism Economics.导言经济学方法论是一门有关经济理论分析中运用科学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的规律或规则的学问 。经济学方法论是有一定的层次性的，它既包括具有哲学意味的一般方法论，如有关实证和规范之间关系的讨论，关于从具体到抽象，从抽象到具体的运动讨论等都属于一般方法论的内容；又包括反映着经济科学本身的性质和特点的具体方法论，如借用物理学概念而发展起来的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理论，主张经济理论必须着眼于个人态度和行为或者集团行为而形成的个人主义方法论或整体主义方法论。经济学方法论的主要作用在于它具有独特的导向功能。如果没有个人主义方法论在19世纪末的广泛传播，微观经济学中的诸多理论就难以在当时产生和得到深化；如果没有建立整体主义的方法论，制度主义这一经济学“异端”也不可能取得长足的进步。另外，一种学说使用的研究方法和工具总是会受到某种方法论的制约或支配。虽然很多经济学者对经济学方法论研究抱有否定的态度。但是，在对西方经济学 引进的过程中我们会遇到越来越多的观点和学说，而在理论探讨的过程中，辩论双方基于各自的方法论基础和前提假设进行讨论，已经在我们的实践中造成了太多本不应该存在的争议和概念的模糊。这种因为缺少对方法论研究而造成的智力方面的浪费是惊人的。最突出的一个例子是关于劳动价值论的争论。在马克思总体方法论的基础上，对劳动价值论的探讨，不能脱离“生产总体”及其不同的环节和过程，另一方面也要十分清楚这个环节和过程在整个经济关系总体中的地位和作用。如理论界争论较多的生产要素分配问题，实际上主要是分配环节和分配过程的问题。发生在生产环节和过程的价值形成，决定的是可供分配的价值总额，生产要素所有权等规定决定着对既定价值的分配份额。从价值的形成到价值的实现、再到价值分配，存在着系列的转化过程，这是总体内的辩证运动的过程 。不能对马克思总体方法论有深刻的理解，必然会造成对劳动价值论的重大争议。这个例子的引入并不是为了比较某种方法论的优劣，虽然很多时候这种比较是必要的。因为对于不同的分析对象毕竟存在与之更加契合的分析方法。这里想突出的是，方法论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实际意义。本文的根本目在在于从思想史的角度，对经济学方法论中两个隐喻“李嘉图恶习”和“休漠的铡刀”进行分析，并在分析的过程中引入马克思经济学研究中对这两个隐喻所涉及内容持有的态度，在此种意义上，后面的分析含有比较介评的意味，但是我们并不把某种态度作为标杆，而是在这种比较分析中，让各种方法自己显现出它的优势与不足。
一、“李嘉图恶习”大卫·李嘉图（1772－1823）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杰出代表和完成者 。1817年4月,李嘉图的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出版，这是一本标志着英国古典经济学最后完成的著作。全书共分三十二章，马克思指出，他的理论完全包括在前六章中，而主要在第一、第二章（“论价值”，”论地租”）中，除货币一章以外全书其余各章只是这两章的补充和附录。确保李嘉图在经济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的是他锻造了一般分析体系的能力，这种分析体系基于相对少的原理而获得广泛的结论，他的“体系”是演绎推理过程的一个纪念碑 。在李嘉图的著作里，历史、制度和事实这些在亚当·斯密的著作里得到突出的描述的东西都淡化为一种背景，有了他，经济学丧失了以亚当·斯密的方法为特征的经验倾向而变得严格和抽象了，从而经济学变成真正自治的东西。即它基本上不依附于除了从它本身的思想体系的内部逻辑中产生的原则以外的任何原则。他的写作风格的特点是要缩小抽象的结论和具体的运用之间的区别。李嘉图擅长把复杂的经济现象高度抽象成很少的变量，然后通过对这些变量的解释进而对整个社会经济的运作进行诠释。熊彼特把李嘉图这种将高度抽象的经济模型直接应用于错综复杂的现实世界的倾向称为“李嘉图恶习”（熊彼特，1954年）。李嘉图拥护一种抽象的演绎方法是独创性的，它指出了通向现代经济分析的道路，并产生了最终转化为数学形式的定理。李嘉图创立了许多抽象的名词来观察经济也具有独创性。没有比李嘉图更抽象的思想家了，但也没有人在考察所涉及的原理时更忠实于“奥卡姆剃刀 ”这样的逻辑了 。李嘉图抽象研究方法本身并没有问题，他严密推理的分析体系显示了一种方法论的严密性，这种严密性是他的前辈和他的同时代的经济学家所不及的。抽象在经济学中是必不可少的。“经济人”假设是一个最普遍、最重要的抽象了，即使是现代经济学中一般均衡理论中的阿罗－德布鲁定理、产权理论中的科斯定理等也都建立在抽象的基础之上。这些“参照系（reference）”本身的重要性并不在于他们是否准确无误地描述了现实，而在于建立了一些让人们更好地理解现实的标尺 。李嘉图的这种抽象方法与马克斯·韦伯的“理想类型（ideal-type）”有相似之处。韦伯在自己的著作中经常使用“理想类型”的概念。虽然名称如此，但是它并不指任何规范的或者值得称赞的东西，而与现代经济分析中所使用的“模型”有亲缘关系。一个“理想类型”就是一种思想上的构造，它并不描绘现实，而是通过夸张它的某些特征并丢弃其他的特征而从中抽象出来的。它简化了对经验上观察到的物质的假说、系统化和分类的形式化。李嘉图出现问题的地方在于把这种抽象直接应用于现实。李嘉图研究经济现象运用抽象方法，以逻辑推论来发现其中的“法则”，即经济现象间的内在联系。马克思对李嘉图的这一方法给以高度评价，并做了精辟的论述。马克思说明了李嘉图采用这种方法的“历史合理性”和“在政治经济学史上的科学必然性”，也指出了它所存在的“科学上的不完备性” 。这种方法的“科学上的不完备性”主要表现在，“这种方法跳过必要的中介环节，企图直接证明各种经济范畴相互一致”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此亦有经典的评价，“他让原始的渔夫和原始猎人一下子就以商品所有者的身份，按照物化在鱼和野味的交换价值中的劳动时间比例交换鱼和野味......看来，除了资产阶级社会形式以外，“欧文先生的平行四边形”是他所知道的唯一的社会形式” 。抽象是必要的，但是直接用抽象的东西去解释错综复杂的现实却是一种“恶习”。如何避免这种倾向呢？马克思在1857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论述的建立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方法是一种正确的方法。马克思把这种方法归结为“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即“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抽象上升到具体是一个由简单的经济范畴上升到复杂的经济范畴的过程，也是一个由经济范畴的简单规定性上升到经济范畴复杂规定性的过程。马克思认为，“如果想不经过任何中介过程就直接根据价值规律去理解这一现象（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同劳动价值论之间的关系，李嘉图企图在价值形成的逻辑层面上直接说明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这一分配问题。）……就是一个比用代数方法或许能求出化圆为方问题更困难得多的问题” 。李嘉图的错误就在于试图把“方”直接变成“圆”，在阐述方法上缺少历史的和逻辑的“中介过程”。由于“中介运动在它本身的结果中消失了，而且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因此，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意义就在于运用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揭示从本质到现象转化的“中介”和“中介过程”。二、“休漠的铡刀”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的区别，“科学的”经济学和关于经济政策的切实建议的区别，可以追溯到那骚·西尼尔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西尼尔因为其对经济理论和方法论以及应用经济学的贡献而为人们所知。关于经济学的本质与范围，以及经济学家的职能，他的观点十分著名。他认为，政治经济学是论及财富的，必须与立法科学鲜明的区别开来，后者包括幸福与福利这样的主题，而财富与福利是毫不相同的两个问题。经济学家必须时刻牢记，在寻求政策问题的解决办法的过程中，对财富的考虑不是唯一的，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因素。西尼尔渴望将经济学确立为一种具有一般有效性的、实证的和演绎的科学 。穆勒受到了法国实证主义者孔德的影响。孔德的思想与我们论述相关的是他的一致同意理论和实证方法。一致同意是个非常有成效的思想，可以说预示了经济学中的瓦尔拉斯一般均衡。该思想坚持认为所有社会现象都是相互依赖的：一个时代的宗教和哲学的倾向；其文学和艺术的创作；其技术与其政治经济制度，并不只是并排而立，而是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他们由相互作用的过程联系在一起，通过这些过程，某一部门的任何深刻的变化都与其他部门的相关变化相伴随，或者在先，或者在后，或者碰巧同时发生。孔德的实证方法，是归纳法的先导，曾被看作是得出一般结论的唯一合适的方法，然而，一旦从特定经验中得出一般结论，它可以按照演绎法加以检验。关于经济学，孔德对其加以批评，认为经济学存在本身破坏了前者，而经济学的方法则不能满足后者。其实戴维·休漠很早以前在其《人性论》里就写下人们不能从“是”推断出“应该”这一命题，即纯事实的描述性说明凭其自身的力量只能引起或包涵其他事实的描述性说明，而决不是做什么事情的标准、道德准则或规定。这个命题已经贴切地被命名为“休漠的铡刀” 。“休漠的铡刀”在他之后的年代一直都不缺乏拥护者。对二十世纪社会思想产生深刻影响的马克斯·韦伯就坚持对休漠在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之间所做的区分进行严格的考察。他警告说，社会科学家会滥用他们的立场，如果他们作为科学命题提出什么是真实的，这只是他们个人的偏好或政治上的判断。社会科学必须完全免除价值判断。韦伯为在成为现代社会社会科学的特征的在人的个人态度和人的职业的或学者式的态度之间的二分法准备了基础 。韦伯鼓吹社会科学有摆脱估价的可能性，此外，摆脱估价对他来说并不意味着对人类的估价不可能加以理性的分析。相反他主张关于估价的讨论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有最大的效用 。在经济学中关于规范和实证的讨论从来就是经济学方法论的核心问题。根据萨谬尔森的意见，所谓经济学中的实证分析，是描述经济中的事实、情况和关系。而这些问题，只有通过诉诸事实才能解决。实证分析是我们为适应世界而正确认识世界的一种有效的逻辑手段。我们在此需要区分实证分析与实证主义。他们的区别在于，实证主义对实证分析的结果过于推崇或过于自信，所以才被成为实证主义。这种对实证分析的过于推崇与确信，是相对于规范分析而言的。在马克思的时代，实证主义的代表人物是N·W·西尼尔；在当代，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弗里德曼。虽然弗里德曼不能不承认“在某种程度上，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之间的混淆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他仍然宣称“经济学中不存在价值判断” 。因此经济学中的实证主义，可以定义为在经济研究中只承认实证分析的结果，而不承认，至少是尽可能地排斥规范分析的研究方法 。其实，在有关经济学方法论中实证和规范的关系问题上，赫伯特·西蒙持有如下观点，“经济学的心脏地带，是对国际经济、国民经济及其市场所做的规范性研究……。我想用“政治经济学”一词指这个心脏地带。……具有政策倾向的全部规范经济学，当然有着一套令人难忘的描述性理论，或称“实证”理论” 。其实森关于“基本的”和“非基本的”价值判断的观点更具有实践意义，森认为“如果一项价值判断被认为在任何可以想象的环境中都可以应用，那么它对一个人来说就可以叫做“基本的”，否则就是“非基本的”” 。只要一项价值判断是非基本的或非纯粹的，关于价值判断的辩论就会采取一种求助于事实的形式，并且有利无弊，因为解决关于事实的争论比解决关于估价的争论有着较为坚实的传统 。接下来我们分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实证与规范问题。在多数学者当中，尤其是受到西方现代经济学教育的学者中，存在一种判断，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方法论上强调的只是规范分析。其实，马克思本人并不是这么强调，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同等地对待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两种方法，马克思主义者只会明确地反对实证主义。马克思当年，还没有实证分析这个方法论术语。但是他显然十分重视我们今天所说的对事实的分析。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序言中他宣称:“物理学家是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实，最少干扰的地方考察自然过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从事实验的。我要在本书中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最典型的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 。在《资本论》这部叙述资本主义运行内在机理的学术著作中，主要阐明历史过程的“是”与“将是”，而几乎没有叙述关于“应是”的命题 。但是我们并不能由此推断他是排斥规范分析的。但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更多的仅是去诠释马克思的经济著作，当然在方法上也更多的使用的规范的定性分析方法。表现出的这种过多倚重甚至迷信规范分析方法的原因，其主要根据大多是马克思《资本论》中的那句话，即“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代替” 。将马克思的这句话理解为马克思经济学只是提倡和注重规范分析，是不对的。准确地说，“抽象力”，或曰抽象分析并不否认实证分析，因为数学本身就是一种高度抽象，是逻辑的最高层次。马克思历来也很重视实证分析，他的经济研究实践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凡是了解西方经济学说史的人都不得不承认，与英国的斯密、李嘉图，法国的魁奈、西斯蒙第以及德国的李斯特等同时代的经济学家相比，马克思是经济大师中运用定量分析最多和最好的典范，如马克思对分工、生产、交换、市场、利润、利息等范畴的考察和分析是相当实证的，《资本论》在数学方法上，除了运用简单的加减乘除之外，还有比例关系、函数关系、不等式以及众多的统计图表。有人甚至认为：没有数学，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三、两个方法论隐喻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启示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我们对西方经济学理论采取了全盘否定和排斥的态度，这是不正确的、片面的。改革开放以来，对于西方经济学完全否定和极端排斥的片面倾向得到了纠正，西方经济学在教学中得到了广泛普及，在经济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对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在学习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问题上，出现了另外一种片面倾向，这种倾向把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主流经济学当作惟一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基于上述两种倾向的存在，如何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成为我国经济学者长期争论的热点问题，并有大量的论著问世。“两个范式之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今天的现实状况是，马克思经济学越来越受到忽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和教学中存在一下一些突出的问题，“经济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高水平的教员比较缺乏……，重视西方经济学而忽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倾向仍然比较严重” 。在实际学习中，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过于抽象，脱离实际，意识形态的意味太重等成为大家不愿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要理由，上述这些看法与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但是这些表面的判断成为远离、甚至厌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由实际上意味着对经济学方法论层面关于抽象和具体、实证与规范等基本范畴的理解过于粗浅。在“李嘉图恶习”和“休漠的铡刀”这两个隐喻的分析部分已经表明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待这两个范畴的科学态度。其实关于这两者的争论背后隐藏的是对关于社会科学和意识形态关系的更为一般的关注。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作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研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存在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武器，不仅使其它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而且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自己长期处于“学术与政治”的现实语境之中，而且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时充当错误政治和政策的辩护工具，这些都极大地败坏了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声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的话语方式下的确导致很多学者把意识形态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紧密联系起来，从而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学性和阶级性的统一。有关意识形态的讨论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遭受忽视和攻击的主要原因。因为摆脱意识形态的统摄而独立就是通向客观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途径”被多数学者视为方法论前提。“许多社会科学家坚信：有效应用的最佳途径是客观地从事研究和理论建设，免除意识形态和哲学争执的干扰。……社会科学在过去几十年的进程就是由自然科学的模式如此引导的” 。其实，合理的评价的积极参与，从根本上说来，是认识的一个必要条件。因为它正是认识能动性的根源之一。其实，“所谓“非意识形态化”或“意识形态的终结”，一部分是出于一些学者的善良天真，更多地是出自“意识形态的掩饰”。……他们心目中的终结，是西方意识形态的对全球的占领，是反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 。D.麦克雷指出：“社会科学各学科中广为人知的这类词语包括‘稳定的民主’、‘发展’、‘人均福利费用’、‘实际国民收入’、‘社会流动’ ……这些词各有其社会价值评判的涵义。不过，我们可以小心地讲出它们来，就像它们没有那种涵义似的” 。其实，解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学中这个难题出路不在于“告别意识形态”，而在于对意识形态性和学术性做出正确的理解。与自然科学不同，经济学是有阶级性的。无数的事实说明，经济学家在研究、解释和试图解决经济问题时，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特定的阶级立场，代表和维护特定的阶级利益，接受反映特定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采取符合特定阶级利益的价值判断。“一般地讲，经济学家们所持的价值观念，就是在其所生活的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念，他们的专业能力……在于能够很好地理解一种经济体制是如何在不同的制度框架下正常运行的” 。凯恩斯也曾公开表示：“如果当真要追求阶级利益，那我就得追求属于我自己那个阶级的利益。在阶级斗争中会发现，我是站在有教养的资产阶级一边的” 。意识形态是系统地直接反映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以及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思想体系。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属于意识形态。例如，伦敦大学奇克教授说：在西方国家，不仅“宏观经济学难于同政治分开”，而且“在微观经济学中充满了意识形态的东西” 。意识形态作为社会历史现象，作为一定阶级意识、价值观念系统的集中表现，它们体现着各种不同的利益、需求和目的，其中有的妨碍人们达到客观的科学认识，有的则需要和有利于客观的科学认识。J.C.豪尔绍尼认为“价值判断经常在经济学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它们影响着经济学家所作出的政策建议以及他们对不同经济组织体制的优缺点所作出的判断” 。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需要避免的是“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的方法论困惑。理论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它与一定的意识形态相结合，但不能仅仅是对官方意识形态的注释和解说。马克思写给俄国《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中，针对俄国学者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的做法的反应，能更好的回答这种现实中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随便套用的庸俗的做法。你们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的确，用马克思主义来注释和解说某些政策，已经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带去了“过多的侮辱”。同西方经济学一样，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是学术，又是一种理论信仰和意识形态，应当在学术和意识形态两个领域都发挥指导作用，但要搞清各国政界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学界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本质联系与某种差别。理论研究的批判应该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如果只赞成马克思经济学作为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而不赞成其基本的核心理论，则会架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总之在讲授和学习马克思经济学时完全无需回避它的意识形态性，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直面这一问题，在于如何结合新的经济事实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如何从当前的现实出发，从整体的联系出发，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行创造性发展是今天马克思经济学研究面临的核心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