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令外宾印象深刻的，不止是这一届各方体系运行良好的奥运会，还有中国自信能干、学识渊博、充满国家责任感的青年人才们，他们是一个国家的“潜力股”。
撰稿·任蕙兰
一场无与伦比的奥运会结束了。 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曾说过：“没有志愿者，就没有北京奥运会的成功。”在北京奥运期间，有一类志愿者常被视为志愿者中的“贵族”：出入高级饭店，乘坐豪华名车，随意进出场馆，结识高官名流——这就是“奥运大家庭助理”（Olympic Family Assistant），俗称“贵宾陪同”。 在150万志愿者中，有1000多名“大家庭助理”，他们来自各个院校外语专业，为奥运期间赴京工作的各国涉奥官员提供陪同服务。有人称他们是中国的“活名片”，也有人称他们是民间“外交家”，他们的服务水平直接体现北京奥运会的水平。 80后登上奥运外交舞台 奥运期间，金碧辉煌的星级饭店大堂变成蓝色的海洋，几百名身着统一服饰的志愿者在此用熟练的外语与各国贵宾交流，他们是外宾在京期间的助理、翻译和秘书。OFA一通电话，一辆辆黑色奥迪A6缓缓驶到饭店门口，载着贵宾奔赴奥运村、主媒体中心或是各比赛场馆。 OFA的服务对象一般包括三类：国际奥委会委员（IOC）、国家或地区奥委会主席及秘书长（NOC）、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主席（IF）。大家耳熟能详的罗格，费利等IOC重量级委员也都是由这些80后陪同。他们的服务内容主要是在奥运期间为这些官员安排行程，比如观看比赛，会见国际奥委会或其他国家官员，出席颁奖礼，参加宴会等，闲暇时，陪贵宾逛街购物，游览北京的旅游景点。志愿者们外语流利，谈吐得体，举止有礼，行事稳妥，他们的出色表现使许多外宾在回馈表中勾满所有“EXCELLENT”（出色）。“80后”曾被认为是叛逆、自我、缺乏责任感的代名词，而这群80后“外交家”成功地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软实力”。 “贵宾陪同”的选拔与培训早在一年多前就已展开，顺利通过考试“关卡”的志愿者不但具备过硬的外语能力，其他如沟通技巧、应变能力乃至政治素养等“软性”条件同样备受认可。
来自国际关系学院的毕轲同学陪同的是加蓬奥委会秘书长，他是一位对中国历史文化兴趣浓厚的老人。毕轲经常会趁在车上的时间给他“上课”，讲解中国人文百态。“‘贵宾助理’不等于‘司机助理’，除了安排行程，我们还应把握机会体现自身价值。”毕轲说，“有一次他问我故宫为什么叫‘禁城’，我告诉他因为这以前是皇帝的家，平民是禁止入内的。治饰遥使敲创螅实垡患矣泻芏嗳寺穑课蚁蛩馐推渲杏幸徊糠质腔实劢蛹僭保傩幸鞘降牡胤健Ｕ庖涣木痛蚩酥泄返幕跋蛔印！北绕鹄浔墓俜绞郑钌挠镅愿哂兴捣ΑＡ钔獗鲇∠笊羁痰模恢故钦庖唤旄鞣教逑翟诵辛己玫陌略嘶幔褂兄泄孕拍芨伞⒀斗岣弧⒊渎以鹑胃械那嗄耆瞬琶牵鞘且桓龉业摹扒绷伞薄?br> 中国人喜欢交朋友，80后的“外交”就是“和外宾交朋友”。不少志愿者都和各自的服务对象结下了国际友谊。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田晨同学是一名NOC助理，她陪同的是布基纳法索奥委会秘书长，这个非洲国家还未同中国建交。不过，经过近一个月的陪同，田晨已与这位秘书长“建交”。“秘书长听说我爸爸是鸟巢的设计师，一定要来拜访他。晚上，妈妈给她做了好多传统中国菜，她赞不绝口。”身处异乡，无论是高官还是平民，对这样充满温情的“家宴”都是无法抗拒的。 理性服务，赢得尊重与赞誉 许多人羡慕OFA工作风光体面，但其中艰辛却不足为外人道。“早出晚归”是几乎所有服务对象的习惯。原则上，志愿者的工作时间是早上9时到下午5时，但几乎所有志愿者都超时工作。官员们晚上一般都有应酬或会议，需要用车，也需要用人。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的罗银玲同学说，“有时他们开会到凌晨1点多，我们在会议室门口的沙发上都快睡着了，还要担心太晚回去司机会不会疲劳驾驶出事故。”北京饭店只有一定权限的贵宾才能进入，为了方便其他与会人员，陪同对象一般都前往其他酒店开会，原则上只要他们不回饭店，志愿者就不能离岗。 志愿者心中也有一杆秤，既衡量自己，也衡量服务对象。官员的价值体现在工作上，有些国家的奥委会官员放弃豪华饭店，直接住在奥运村；也有一些国家的高官但凡不进村，一去就直奔纪念品商店。如果说OFA之间也有攀比，那攀比的就是谁的服务对象工作勤勉，才能卓越。有人侃侃而谈服务对象房中高朋满座，从各国政要到投行经理；也有人默默陪服务对象四处购物却不知MPC为何物。 当今中国，“外宾”这个词已经走下神坛，随着对外交往日益频繁，国际化程度日益提高，中国人逐渐以更理性的眼光，更平和的心态对待国际交流。特别在北京奥运这个特殊的时刻，各界精英云集，“英雄见惯亦常人”，远离聚光灯的他们首先是一个独立平等的个体。“不卑不亢地服务更让人尊敬和认同。”志愿者的这份体悟透露着大气与远见，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东道主国家所应有的姿态。 规则的交锋 奥运会是一个各种规则交锋的地方。来自国际关系学院的教师张秋萍已经60多岁了，也是一名志愿者。她真切了解志愿者的酸甜苦辣，总是教大家如何游刃有余地在各种规则间找到平衡。 “学生们太年轻太热情，有时并不懂得保护自己，但是如何保护自己的权利正是我们应该从这次实践中学到的。”张老师语重心长地说，“测试赛时,一个官员在场馆看完比赛后接受记者采访,由于语言不通便让OFA代为翻译。当时官员作了一些负面评价,报道出来影响很恶劣。我们事后找他证实,他却暗示是OFA的翻译问题。”因此，我们应教会他们如何界定自己的服务范围,让志愿者们在称职服务的同时也学会保护自己。 张老师还谈到,初期许多志愿者在场馆吃不上饭。奥组委规定,志愿者工作性质是义务的，OFA自然也不例外，但有权在总部饭店及各场馆用餐。而场馆起初经常以没有提前报告为由拒绝提供。奥组委官员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对各场馆经理下了铁令：无条件解决志愿者就餐问题。如若无理拒绝,一经报告,立即上黑名单。这才为志愿者们解决了后顾之忧。 “初期没有明确的规定保护志愿者们的安全与利益,一些相关法规如《北京奥运志愿者法律知识手册》也只是总而括之，无法解决具体问题。志愿者们没有硬性的依据来拒绝服务对象的过分要求,只能牺牲自己的正当权利。”国际联络部NOC9组负责人丁涛说，一些问题上报后,奥组委发下一份紧急文件,明确界定了OFA的服务范围，如严禁OFA陪同服务对象进入娱乐场所；晚上10时之后OFA有权向服务对象提出结束工作,保障休息时间；等候服务对象超过1小时可电话联系后回休息室待命；收到服务对象香水、口红之类的礼品应当明确拒绝,并报告班主任。这样志愿者们就可以有理有据有节地拒绝服务对象的无理要求。“当然,规定并不能涵盖所有问题,在规则的盲点只能依靠大家自身的智慧和经验解决问题。” “目前我国还没有为志愿服务建立一套完善的法规。”北京大学志愿服务与福利研究中心主任丁元竹曾就这一问题发表过他的看法，“蓬勃发展的志愿服务需要一个良好的法律环境。”目前国际上有巴西、加拿大等12个国家有公民服务法，美国作为志愿服务高度发达的国家，虽然没有专门的志愿服务法，但是《劳动法》、《税收法》、《基金会法》等都为志愿服务提供法律保障。丁元竹说，“政府应允许和鼓励从事环保、文化、教育、社区服务等有利于社会进步的组织登记注册，为志愿组织的发展创造宽松的环境；并明确其权利、责任、义务，使其在国家法律的框架内规范有序运作。” 此次奥运，我国动用许多资源，提升国家形象，数以万计未来精英在“国家荣誉”名义下付出时间与精力，有识之士认为，政府所获得的荣誉和利益与志愿者付出的心血之间不应该是“零和”关系，只有当志愿者们的自身价值得到实现,又有完善的法律体系保护他们的应得利益,双方实现“双赢”时，一个理性的“志愿者时代”才会在中国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