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对于正在中国经济舞台上活动着的企业来说，人民币就像空气和水一样。 这不仅仅是指它的不可或缺性，更是说明那种无声无息的无摩擦状态，甚至有时会令人忽略它的存在。对于企业来说，人民币和美元间的1:8.2的汇率，上下浮动不超过1%是已经存在20余年的生存环境，几乎没有企业认真想过如果比率改变，对自身会有多大的影响。 现在，则到了必须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了，因为你站在了国际舞台上。眼下，中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美国、日本和欧洲，纷纷对人民币施加压力。中国面临着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最大的国际压力，人民币汇率问题已不再是遥远的宏观决策层面的问题。 一个极有可能的事实是：8月份，出口企业的退税率可能发生变化，退税率会下调3-5个百分点。如果相关部门出台这样的政策，就意味着人民币将会变相升值。 相关的企业对此有充分的准备吗？ 调查和采访给我们的感受是：喜忧参半。 能够承受多大的压力？ 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罗奇曾做过这样的测算：如果人民币升值10%-15%，几乎对中国的出口没有影响，大概也就是0.1%的样子。也就是说，人民币升值对出口的负面影响非常有限。 但创维集团董事局主席黄宏生得出的结论与罗奇完全不同，这位中国彩电出口大户的老总面对升值的前景忧心忡忡，他认为，中国出口的大多是技术含量低的产品，高科技产品很少。人民币如果升值，中国的国际地位也许提高了，但制造业在全球的竞争力将逐步丧失。 他算了一笔账，如果人民币升值10%，就等于出口价格提升了10%，而中国国内制造企业好一些的利润也只有5%左右，加上一些财政贴息，中国企业盈利水平平均也不到3%。平均3%的利润率怎么可能调节10%的升值压力？肯定会出现大面积亏损。 黄宏生以创维为例，勾划出中国企业对人民币升值的心理底线：“现在我们在美国市场很难有大的提升，很大原因是其他世界工厂产品跟我们的价格一样低。比如来自墨西哥的彩电、欧洲土耳其的产品很便宜，我们提一美元都不可能。我们今年在美国市场希望能提高3000万美金销售，但是如果人民币升值了，那么这个计划就流产了。”
而本刊调查的结果比黄宏生的判断更悲观，接受调查的企业中，67.6%的企业选择了可以接受人民币汇率在±5%之间浮动，另有26.5%的企业认为在±10%以内都可以自由浮动。比亚迪公司董秘邓国锐说：“如果升个5%还是有承受能力的，太大的幅度对我们来说压力会非常大。”只有两头在外的公司能稍稍乐观些，格兰仕集团财务经理沈朝辉就表示，“微波炉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中国在这方面有相当大的优势，这种优势即使汇率做一点调整，恐怕也不是很容易被抵消的。”
眼下，欧洲、美国和日本，联合起来向人民币施加压力，大部分企业对此已有了心理准备，既然“是祸躲不过”，那就希望它来得晚一点，震荡小一点。
什么样的升值方式对企业来说震荡最小？在这个问题上，不同的企业表现出了惊人的一致性：在1:8.28的比率与1%的波动幅度之间，几乎所有的企业都偏向调整幅度，波动幅度可由1%扩大到5%。因为幅度的变化有可能会使人民币升值，但相对于人民币币值的确定性变化，至少从字面上来讲，它并不一定就是人民币升值。
约有70.6%的受访企业预测，中国的汇率制度可能会在3年之内发生变化，其中接受本刊采访的大部分企业家都认为，汇率变化会发生在一两年之内，他们强调，调整一定要缓慢，以便于企业吸收波动的影响。
专门从事服装出口的利安达集团董事长兼总裁黄丽泰告诉记者，如果人民币升值不可避免，政府应该早一点，比如，提前三个月或半年，告诉企业，让他们有一个适应的过程，他们可以据此调整自己的报价和接单。
酸甜苦辣 各有滋味
虽然人民币是所有人的人民币，但不同的企业，对汇率风险的感知度有着明显不同。
与制造企业相比，那些在汇率风险最前沿的外贸企业是变化的最强烈的感知者。毕竟，他们的收益完全建立在对汇率的把握上：稍有偏差，微薄的中间利润立即付诸东流。这有点像赌博，不知道会赢还是会输，靠的就是运气。
东方科学仪器进出口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黄方宁，向记者讲了一个因为欧元升值—也就是人民币贬值，导致亏损的例子。2003年年初，他们有一笔交易，签约时欧元和美元的汇率还是1:0.9，等到交货时，涨到了1:1.1了，他们又没有采取锁定汇率的措施，于是赔了。“即使我们有10%、20%的中间利润，也都抵不上升值的损失。只能自己补上去了。”黄方宁说。
人民币贬值导致亏损，是否意味着升值就会赢利呢？也不一定。曾经有一次，欧元和人民币的汇率从1:8.5一直下跌，跌到了1:7.3。东方仪器代理的设备出口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因为是用欧元结算的，欧元贬值后，同样的商品出口，人民币收入少了一大块。“我大概算了一下，工厂的损失在10%左右。如果不是代理业务，这部分损失肯定是我们背了。”他说。
对于外贸企业来说，无论是人民币贬值还是升值，影响从来不是单向的。具体的影响取决于在汇率变化时，外贸企业做的是进口业务，还是出口业务。这与制造企业存在很大的差别。
对于出口型制造企业来说，影响则是基本确定的：人民币升值，是坏消息，人民币贬值，则是好消息。虽然出口企业的海外采购成本降低，可以抵消一部分出口收入下降的损失，但对于出口型企业来说，出口的量，相对进口要大得多。因此，黄宏生才说，人民币升值会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人民币升值不仅影响企业的出口收入，更重要的，它甚至会影响企业的采购体系和投资战略。
一些原来在中国进行生产的跨国企业，可能会将投资转移到墨西哥或马来西亚，20世纪80年代，台湾也曾经历过中国现在的压力，在台币对美元的汇率从1:40涨到1:25后，一些传统的低附加值产业，纷纷转移到东莞。同样，有专家分析，如果人民币升值，这些传统产业又会从东莞转移到像中亚、越南等更不发达的地区。本来，中国还有很多地区，比如西部，可以容纳这些产业，但因为货币的调整是针对所有企业的，可能使得中国被迫提早经历产业空洞化的过程。
当然如果仅仅从进出口的角度考察人民币升值的影响，无疑太片面了。从扩大海外投资以及降低外债成本的角度，升值当然是一件好事。ING的报告就认为，像东航和南航这样的公司就能从中获益。中国石化副董事长邵金扬在接受采访时称：“如果人民币升值，海外资产对我们来说会较便宜。”如果人民币升值5%，中国石化2003年进口的石油，以目前的价格计算，成本将减少逾1亿美元。
只是，在目前阶段，扩大出口仍是重中之重，出口企业处于主导地位，而海外投资企业仍属于弱势群体，他们的声音，在制定政策中往往不受重视。
最后，还有面子问题。升值说明一个国家经济的强劲，许多企业也赞同这一点。“从企业的角度，升值的幅度不能过大，但从综合国力的角度，人民币应该更坚挺，我们介于这两种希望之间。”上海东浩国际服务贸易集团总裁戴柳的话很有代表性。
腾挪的空间有多大
趋利避害，是企业的本能，尽管面对升值压力，企业展转腾挪的空间并不是太大，但在接受本刊调查的企业中，目前已经制定了相应的规避汇率风险措施的企业超过了一半，达到55.9%，规避的方式，主要是银行远期的结售汇业务和远期外汇买卖。
戴柳说，他们已经建立了这样的货币管理制度，随时可以关心每一种货币的走势：如果一种货币处于强势，则要关心是不是已经走到顶了，到顶了，就应该抛；一种货币即使非常弱，但也非常关心它是否已经进入上升通道，如果是，马上买进。“上个星期，我一天之内抛掉了三笔美金，因为我认为，美元和人民币升值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即使人民币升值不是很快发生，但我的量非常大，换成人民币存款，更安全一些。”
我们的调查还发现，在建立规避汇率风险的制度方面，外贸企业又一次走到了制造企业的前面，他们都在最大限度地利用政策的空间。以上海东浩为例，“以前，我们是打报告上去，批了就做，不批就不做，现在，我们决定，根据市场的波动，该做的我们就去做，在外汇管理条例允许的最大的空间内，去用好这些政策。”戴柳如是说。
2003年以来，外汇管理部门在外汇管理上也有了相当程度的放松。以前，企业必须赚到外汇，才可以购汇。现在，只有人民币，企业也可以向外汇管理局申请购汇。政策越来越开放，企业可以利用的政策空间越来越大。
如果人民币升值，提高出口产品的报价似乎顺理成章，但几乎所有的企业都否认了提价的可行性，“坦白讲，我们很难对客户讲，因为人民币升值，所以要涨价，这个讲不出口的。”邓国锐说。原因在于，基于成本优势的出口非常脆弱，经不起任何破坏。
已经成长为真正的国际企业的明基在这方面要成熟得多。他们从台湾到大陆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所有贷款改成人民币，因为当时金融风暴余波未了，人民币可能会贬值。2000年年底，公司又决定，把所有的人民币贷款变成美金，对供应商的应付款也改成了美金。因为那时候，美元贷款的比例已经很高，同时，美联储又开始降息。他们预测，美国经济会走弱。
“我们每个月都要向总部汇报自己的外汇头寸，总部根据头寸的大小去避险，每个月都会做一次微调。”明基电通财务总监许明昌说。
应该说，在外汇收入与外汇支出之间建立平衡的关系，是最基本也是最简单的避险手段。更复杂的避险工具包括，无本金交割，远期外汇交易以及套期保值等等。但遗憾的是，在国内，目前还没有相应的金融工具可以用来避险，正如邓国锐所说，“目前我们无法通过金融工具避免损失，压力确实很大。”
给企业留个席位
汇率关乎国民经济，也关乎企业兴衰，需要国家和企业共同努力，寻找一条妥善的解决之道，但我们问及企业对国家相关政策的期望时，听到的却多是无奈和委曲，有的企业甚至翻起了WTO谈判和反倾销的“老账”，他们认为，当时，整个中国企业界根本就没有参与谈判过程。政府主导的谈判，使得企业在关税、配额、准入等方面，没有享受到应该享受的权利。对此，他们有失落感，更有不满情绪。
不久前，在反倾销行动中，创维、长虹、厦华等彩电企业纷纷拒绝有关行业协会“统一行动”的建议，而表示要单独应诉，就是这种不满的表现。
他们认为，这次的汇率谈判，必须切实考虑企业利益。
黄宏生说，企业的愿望就是有一个好的外部环境，配合政府提供有力的数据，让政府看到升值对中国的危害。但他说，目前还没有国家相关部门到创维去做调研。
企业界对政府的态度并不非常乐观，甚至对风传的利好消息都不愿相信，一位董秘在谈到对出口企业可能增加出口退税额度的政策时，干脆地说：“能把去年的退税款还清就不错了，都在打白条呢。何况，我今年的退税款到后年才能退回来呢！”
面对升值的压力和政策不明朗，一些企业进退维谷，黄丽泰的公司目前就处在两难处境：“以前，我们服装行业的退税是17%，现在可能要减少3-5个百分点。我们根本不可能把自己的报价提高3%。到底应该怎么定价，是把企业的一部分利润让给政府，还是怎么样，我们心里没底。今年的净利润可能减少50%。这是一个很大的现实。但我们也不可能不接定单，有那么多的工人要养，亏本也要做——我们也很无奈啊。”
他们也曾向政府反映情况，“但我们的政府毕竟不是最高的政府，我们是县级市，从中央到省，再到市、我们，有多少层，什么时候才能到我们这里？”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政府与企业之间在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两方面都能实现良好的互动，在每项政策的制定过程中，企业都能自己或通过代表其利益的中介组织来表达自己的意见。这种参与机制，使得政府在制定政策过程中与企业达成共识，成为政府意志和企业利益的共同点与结合点。只有允许企业参与，才能保证他们的利益不被忽视，既然人民币汇率变化的主要后果都要由企业承担，那么在有关这一问题的讨论会上，当然应当给企业留一个席位。
对于一个大过来说是必然的应从长远考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