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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世界金融一体化挑战IMF监管与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
在世界金融一体化背景之下，各国金融机构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各国金融市场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增加，金融体系中出现的任何差错都会涉及到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即所谓的“伙伴风险”在不断增大。进入90年代以来，世界金融风波接连不断，如1992年席卷欧共体各成员国的欧洲货币危机，1994年日本出现的住宅金融专业公司巨额不良资产危机，1994年年底爆发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7月开始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及由此而引起了全球性金融危机，不断显示了国际金融领域的“伙伴风险”以及有效监管的失控和乏力。1998年、2000年又相继爆发了俄罗斯金融危机和阿根廷金融危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所执行的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国际收支的调节政策和国际储备的管理营运，各国的金融波动，都将对其他国家产生较大的影响。为此，需要一个超国家性的组织从全球范围内协调各国的经济政策。
由此看来，为维护世界金融体系的安全，如何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如何化解金融风险的国际传递效应，应提到IMF的议事日程上。
国际金融领域的风险，亦与大规模的国际金融创新，尤其是大量金融衍生工具的出现相关。所谓金融创新，是指金融业各种要素的重新组合，具体是指金融机构和金融管理当局出于对微观利益和宏观效益的考虑而对机构设置、业务品种、金融工具及制度安排所进行的金融业创造性变革和开发活动。70年代以来，在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各种金融工具推陈出新，如欧洲票据，浮动利率债券等。据统计，至今为止，国际金融市场衍生工具多达12000多种，衍生工具合约正以每年40%的速度膨胀。新的金融衍生工具刺激了越来越多的国际银行从事投机交易，如此宠大的交易规模，使“虚拟经济”越来越脱离实际的运行，并使得市场的稳定变得更加困难。而金融市场上的杠杆效应，进一步使金融交易量膨胀，如美国的LTCM公司，其自有资本不过50多亿美元，而1999年9月从事的交易量未交割的曾经多达1.25万亿美元。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浮动汇率制度普遍实施，20世纪80年代未90年代，经济全球化愈来愈明显，在这一背景下，金融一体化也逐渐成为一种趋势。同时大量金融衍生工具、衍生商品的出现，一方面为规避风险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也使金融风险的累积不断增加，为国际投机行为创造了机会与条件，他们利用金融衍生工具的杠杆效益，甚至一天之内数千亿美元在国际金融市场进行投机活动，任何单一国家的中央银行都难以抵挡。衍生工具的发展，逐渐从避险的工具演变为加大风险的工具，加上市场信息传播的高速度，媒介的某种倾向性，使市场信心越来越难以稳定，越来越容易波动，而且也越来越容易受到操纵。据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全球外汇市场日平均交易量1989年为5900亿美元，1992年为8200亿美元，1995年为11900亿美元，1998年上升到15000亿美元。2003年上升到约2万亿美元，是发达国家外汇储备量的两倍，其中85%是属于投机性交易。巨额的游资的无序流动，在金融衍生工具杠杆效应的影响之下，使虚拟经济与物质经济的差距越来越远，蕴藏着巨大的风险，但各国甚至IMF这样的国际性大机构，也缺乏对游资的监管，缺乏对投机行为的监管。同时，在全球金融市场的发展中，由于各国金融深化程度不一，金融规模不一，对金融市场的监管牵涉到不同国家的利益，不同集团的利益，这又反过来影响IMF的监管态度。成员国的矛盾与冲突，也必然影响IMF本来已经不足的监管能力。
六、世界金融一体化挑战IMF治理危机的方略
在世界金融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各国金融紧密联为一体，因此金融危机的传染率也越来越高。20世纪90年代初，IMF主要关注三类国家：非洲极度贫困的国家；东欧转轨经济国家和深受外债问题困挠的拉美国家，而对亚洲的一些国家关注不够。1997年泰国货币危机爆发以后，IMF对此反应比较缓慢，在控制货币危机至关重要的最初几个星期里，却只向泰国派遣了两个专家组，协助泰国中央银行处理泰铢浮动技术性问题。直到1997年8月11日，由IMF主持的援助泰国会议才在东京举行。由于IMF决策的失误，致使泰国货币危机迅速变为东南亚货币危机，并进一步发展为东南亚金融危机。
由于国际资金流动的电子化程度越来越高，资金的结构和资金在国际间的配置越来越难以平衡等一系列原因，造成了国际经济和金融市场中的发病种类越来越多。然而，在这场金融危机中，IMF采取的还是以前对付拉丁美洲结构性通胀的老办法，采取休克式改革措施，这个不仅没有使各个受援国迅速摆脱危机，反而给这些国家经济发展带来了一系列负面影响，因而IMF的“诊病开方”的能力遭到怀疑和批评。当一国金融危机向地区性金融危机转化，甚至向全球性金融危机转化时，IMF这个“最后贷款者”在自身资金量有限的情况下，将越来越难以应付。因为，当前国际金融市场的规模已不可与IMF成立之时的1946年同日而语，而IMF的份额虽经9次调整，到1992年总计不过是1420.203亿SDR，约合1700亿美元。
另一方面，IMF的“药方”暴露出其局限性。几次危机后，受援国一方面将贷款收入囊中，一方面又频频指责IMF的态度“简单”、“粗暴”，近似于“休克疗法”，在韩国，甚至将1997年12月2日接受IMF贷款日定为“国耻日”。IMF的药方一般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实行紧缩性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调低经济增长率；二是按照市场信号进行汇率浮动；三是对外国投资者开放国内商品和金融市场，进行自由化改革的经济政策。在1997年韩国政府接受IMF的援助之时，要求韩国政府必须接受如下安排：将1998年经济增长率由原定的8%下调到3%；将经常项目赤字限制在GDP的1%以内；提高利率，稳定汇率，将通货膨胀率控制在5%以下；提高税收，增加财政收入；采取多种手段整顿金融机构，对其进行必要的破产和合并，并允许本地或外国金融机构进行收购；允许外国金融机构在韩国成立合资或附属机构及经纪行；向外国开放短期债券市场；将外商在韩国上市公司的持股上限即刻调高到50%，1998年进一步提高到55%。
在IMF的高压之下，韩国做出了如下金融市场开放的承诺：
第一，放松对有价证券投资最高限额的限制，允许组建所有形式的信用卡附属机构及金融租赁公司，允许外方在国内银行参股； 第二，放松对外国证券公司进入市场的限制，允许直接开设分行，取消设立代表处的核准规定，取消对外资的歧视性资本要求，放松外国人参股的最高限额规定；第三，外国银行可开设分行和代表处，但必须符合一定条件（全球最大500家银行、符合有关外汇管理的具体规定、向中小企业的强制性贷款）。允许外资参股现有国内银行，其中个人持股额最高为4%（道一级银行为15%），保证无条件实行国民待遇。除对费率和信用卡放款最高限度加以限制外，信用卡公司可从事任何形式的商业活动（包括设立分支机构），并享受非歧视性待遇。金融租赁公司享有完全的市场准入及国民待遇的承诺。投资咨询公司可开设分支机构。允许收购现有国内投资咨询公司，但累计总额不得超过50%；第四，符合一定条件下，外国证券公司可建立合资企业（其条件是：外资参股为40%至50%，至少有一个股东应持有20%以上的股份，最低缴纳资本为500亿韩元），享有完全的国民待遇。允许收购现有国内公司，但累计总额不得超过50%。证券信托投资公司可建立各种形式的合资企业（外方股份不得超过50%）。
这些措施实行的结果，使受援国出现高利率、高税收、高失业率，以国内经济衰退为代价,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社会动荡，且使受援国逐渐失去经济的自主权。这当然为西方一些金融机构和跨国公司收购韩国的企业与金融机构打开了方便之门。到时，在IMF药方的治理之下，饱受危机的亚洲国家的经济复苏之日，恐怕也是经济被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控制之时了。这是一种强权政治新的对外掠夺方式。
从另一方面来看，IMF紧缩药方要发挥效用，使受援国真正走出困境，摆脱危机，还有待于受援国发展和引进先进技术，发展知识经济，促使其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提高产品出口竞争力等方面的努力。IMF的表现，哈佛大学的萨克斯（Jeffery Sachs）教授称IMF是“美国、日本和欧洲主要国家财政部的‘橡皮图章’”[1]。
七、世界金融一体化所要求的合作挑战IMF决策的垄断性
IMF成立之初，就受到众多看不见的手的操纵，代表少数国家的利益，以不同的声音说话。可以说，IMF实际上是一个以繁荣世界金融为宗旨的特殊股份公司，其投票与表决权取决于各成员国在基金组织中的份额，份额的性质相当于股份公司缴纳的股金，应缴份额的大小，按会员国的国民收入、黄金外汇储备、平均进口额、出口变化率和出口额占国民收入的比例等变量所构成的公式计算得出，份额越多，投票权与表决权越大。
各成员国向基金组织缴纳的份额构成该组织的资金来源，成员国在国际收支发生困难时可以动用自己的份额，并可从基金组织借用相当于份额一定倍数的资金。同时，份额还决定了成员国在基金组织的投票权和相应义务。目前，西方七国IMF中各占据近46.24%的份额，拥有45.34的投票权（参见表5-2-1）。
表5-2-1 西方七国在IMF的份额和投票权
资料来源：梅育新：《国际游资与国际金融体系》，人民出版社，2004年11月，第416页。
虽然2001年，IMF进行了一定的调整，该年2月5日，IMF理事会投票通过了关于中国特别增资的决议，将中国在基金组织的份额由原来的46.872亿特别提款权（约合61亿美元），提高到63.692亿特别提款权（约合83亿美元），从而使中国在基金组织的份额位次由原来的第11位提高到了第8位。增资后，我国在基金组织的份额与加拿大并列第8位，位居前7位的分别是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沙特阿伯。
但整体来看，这一“特殊股份公司”的股东凭借股份持有额来决定公司的经营方向、重要决策，受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所操作也就在所难免了。从建立之初的“凯恩斯计划”与“怀特计划”之争，到1983年年会上发展中国家要求增加贷款额的失败，到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中，IMF果断及时有效的援助与1997年东南亚危机中，IMF的行动迟缓，贻误战机，可以看出IMF始终是发达国家之间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利益争斗的论坛，始终以维护“大股东”利益为主，兼顾甚至不顾“小股东”的利益。
面对如此空前的批评，当时的IMF总裁康德苏在承认某些做法不妥的同时，已提出了对自身改革的必要。然而只有IMF自身的改革也许远远不够，正如有的专家所指出的“东南亚危机比墨西哥金融危机更加复杂”，不能指望“某个机构最后出面提供资金”就可以了结。IMF通过向某国贷款和要求该国进行开放性改革来解决东南亚金融动荡问题，不过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办法。近年来频频发生的金融危机的现象表明，二战以来形成的IMF和世界银行为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的现代社会中已面临严峻的挑战，改革现行国际金融体制，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维护各国金融安全应成为IMF改革的长远目标。
[1] Jeffery Sachs,“The ‘Rescuer’Greated the Crisis”Los Angels Times M.5.January 18,19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