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汤世生 公平与效率如何兼得既困扰学者，也困扰政治家。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社会取得的成就、面临的问题某种意义上说即是渊源于此，思想界各流派的纷争也集中与此。或主张公平优先、或强调发展第一，或提出公平效益兼顾、或倡导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效益等等，莫衷一是。思想需要百家争鸣，实践却必需求取共识，根据相对最佳立住脚根，稳步推进。迄今为止，改革基本是在政府强力主导下搁置争议，以“发展为硬道理”，选择效益优先、以GDP为指标的经济发展模式，采取“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目标与策略一路走来。换言之，在公平与效率之间，我们选择了后者，公平沦为兼顾的对象。 “中国的巨大成就，似乎是通过加大不平等来实现的” 首选效率，应该承认这一抉择是明智且成功的。三十年来的经济高速增长、国家综合实力的增强、国民富裕程度的提高、社会发展水平的上升都在证明了这一点。尽管改革的动因各有说法，但一个基本的共识却是，这一抉择主要是历史性的补课，是自晚清以来中国积贫积弱状况下“富强”使命一再被打断的历史性补偿。近代以来国人过分强烈的公平追求，在没有发展的历史状况下，一再扭曲为极端平等甚至极端平均主义的追求，其结果，是社会的整体贫困化。矫枉必须过正，于是每个时代任务与使命，就是寻求富强。强行中断这一主题，去追求超历史的合理性，结果只会掉入乌托邦陷阱。换言之，改革的逻辑之所以变成单一的经济发展逻辑，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别无选择的补课，对历史宿业的偿还。 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结果就是新旧问题纠结、交替与激荡，引发一系列新问题，形成一些牵动全局的问题丛结：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自然资源的过度采伐、城乡二元结构的普遍强化、社会贫富阶层的加剧分化、弱势群体的日益壮大、社会冲突的频频发生、群体事件的骤然急增。社会层面如此，经济方面亦如此，内需不足、国内消费市场疲软等症候，也预示着经济高速发展背后的深层忧患已经在孕育之中。这一切，国际国内学界已经提出了严峻警告。如美国经济学家卡尔8226;里斯金在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交的报告就指出：“中国已经进入全球收入最不平等的40个国家之列”。诺贝尔经济学得主阿马蒂亚8226;森也指出，中国收入持续增长的巨大成就，似乎是通过加大不平等来实现的。乔治8226;吉尔博伊更是以《中国的拉美化》为题发表文章，对中国社会发展进程表示忧虑。这样的盛世危言在中国学界也早已出现，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有经济学家指出，这种发展模式不调整，必将走向“膨胀——紧缩——萧条——再膨胀——再紧缩——再萧条”的恶性循环。有的经济学家更以“改革的终结”为题提出反思与批评，甚至质疑改革的合法性。应该说这一切并不是危言耸听杞人忧天。 现实与理论的双重压力，使我们不能不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改革与发展，为了什么？太阳下面没有新事物。回顾历史，所谓发达国家在其发展历程中也曾经历这样的困难、有过这样的反思与拷问。对发展模式的思考与选择，曾经主导着上个世纪后60年的政治走向。美国在1963年开始放弃以单一GDP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模式，而引入“公平”这一发展或评价参数。由此衍生并繁荣起来的“发展经济学”提出了“经济+社会”的发展模式。90年代，综合发展理论又提出“人的中心价值取向”，将发展模式定位为“社会+人”。中国经济发展走到这一步，我们又能说些什么？做些什么？ “公正”却又是那么的稀有、短缺部分经济学家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建议，立刻获得思想界与学术界的广泛共鸣。公正的发展，以公正求发展，谋求公正却又是那么的稀有、短缺。 相对与以创设市场机制为中心、以资源配置为主题的第一阶段改革而言，以公正配置为主题的新价值的确立与新制度的创造，将是一场更为艰难也更多风险的转换，对公正的重新认识与定位，将成为这一转换的关键。因为说到底这是政治制度的变革，是创造以公正为核心内容的政治文明体系的制度建构。面对这样重大的变革过程，作为改革主导的执政者，不得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在制定长远战略时慎之又慎。政治制度改革的艰难抉择，其原因，并非理想状态下的思想实验，而是出于现实利害的考量的见招拆招。政治理性，最终表现在对利弊的权衡时机的把握之上。普遍价值优先功利目标的原则，在理论上永远正确，但这并不意味技术问题的必然解决。颠覆往往不因为大山，却因为路边的小石块！“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政治理性对“稳妥”的追求，对最优结果的考量，自在情理之中。 希望所有的参与者都将是受益者 与发展的协调推进等等经济伦理，成为各界关注热点，而经济学也经历了由主流经济学向制度经济学的转变。制度经济学的引入，为中国理论界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发展还是公平？”这种改革启动时代的“是……还是”式的选择，让位于“既……又”、“只有……才”的话语模式，“既发展，又公正”、“只有公正，才能发展”，成为后改革时代“新思维”。转变增长模式、建设和谐社会决策的出台，“经济和社会发展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命题的提出，与其说是新一代领导人的新政，不如说是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必然。当然，曾经为改革提供学理依据的经济学范式的转变，意味着经济发展已经向社会公正发出了盛情邀请，意味着优先发展、悬置公正的时代已经结束，配置公正的时代已经来临。建立一个公正优先的制度平台，谋求一个公平的起点，创造一种新的增长模式，设计一种新的以和谐与发展为目标的宪政框架，成为21世纪中国政治文明话语的主要旋律和基调。 经济学家强调公平与效率并重以及各自的独立价值，认为对两者的追求，不仅仅在于它能否为地球村居民在现实中寻求到公平和正义，更重要的是在于它作为一种理想，植根于社会制度和人们心中，成为人类世世代代追寻的目标。对于社会主义政治话语，更是基本原则与终极价值。它镌刻在我们的宪法之中，是我们实践的永恒动力，理想的终极目标。然而，作为一种现实需求“，公正”除了服从政治理性，仰望政府等待时机，我们是否还有别的途径思其所当思为其所当为？ 是的，我们还有社会，只要我们转换思路，在这个广阔天地里就可以大有作为。例如，改变资源配置时代的思考模式，那种建立在资源有限假设之上的博弈理论，“零和博弈”理论。在这种理论主导之下的改革行为，容易演变成对资源的掠夺与对财富的投机。公平配置、公共资源配置所依据的理论体系，是也应该是“非零和博弈”。在这种理论中，配置公正的过程，既不是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让渡，也不是穷人们的劫富济贫，更不是主政者主导下的平均主义再分配，而是各利益群体、全体国民共同利益的增量。无论是既得利益群体还是弱势群体，都将是这种增量游戏的受益者。而作为主导的政府， 将是更大的受益者：公信力提升，合法性提升，执政能力提升。在这一过程中，所有的参与者都将是受益者。 从常识看来，追求公正是弱势群体的冲动，是分享财富的心态。以这种眼光看公正配置，易造成精英阶层的心理恐慌，对于失去财富担忧，对弱势群体疑惧。其实，这种思维停留在血雨腥风的“红海”。确实，不可否认，底层与弱势群体对于公正的追求，至少在迫切性方面显得更为强烈。不过，这种强度主要是制度滞后因某种压抑扭曲造成的反弹，而并非常态。从长远看，弱势群体对于正义的追求，主要是基于生活与生存的需求，很少也很难提升至长远的制度规划层面。但相关制度的设计安排，却是公正配置的核心和保障。这就需要精英阶层的参与。从历史看，也确实是这样的精英阶层对于公正的追求更加强烈而持久，不仅注重暂时的政策，更关注制度性的建构；如古希腊的“公民”，如工业革命后的“第三等级”。这样做，不仅是为了他人，也是为了自己；不仅是为了自己，更是为了社会；不仅是为了当下，更是为了全体与未来——社会整体之长远发展与繁荣，将为所有人提供机会、财富与安全。 这一点，也应当是我们的共识之一。 创设公平的制度仿佛顺理成章是政府的责任 一般认为，配置公正，设立一套以社会公平为目标的制度框架，天然是政府的任务。中国经济制度改革始终以政府主导，制度性创设仿佛顺理成章该是政府的责任。这种思路主导之下的部分学者，开始提出建立强有力政府的呼声。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或者说是一种政府依赖性思维。制度经济学家在这一点上，却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的传统，强调社会自身活力的首要性，强调自由的绝对优先地位。他们提出，从长期看，社会公正的配置不能依靠政府行动来实现，而应该通过社会自身的努力。对于生活在西方社会中的人们来说，收入水平和生活标准上的严重不平等是难以接受的。这一部分是因为人们在一定程度上认同于他们最孱弱的人类同伴，一部分则是因为他们担心这会对内部和平及实现其他价值产生不良影响。在这些发达国家，社会公正往往是通过富人对穷人提供自愿的帮助来实现的，制度经济学认为，“这种自愿再分配，而不是政府为再分配产权而实行的强制性干预，具有良好的效果，即使对不参与的人也是有益的。”公共选择理论代表人物、经济学家布坎南也一再指出，“市场的缺陷并不是把问题转交给政府去处理的充分理由”，培养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不应该将注意力的焦点放在社会产品的最终分配上，而应放在先于市场过程本身的权利和需要的分配上。即不应该追求再分配的“结果均等”，而应是“机会均等”。 大学在校学生，城市学生占82.3%，农村学生17.7% 如果说几乎所有的文化都鼓励这样一种社会调节机制，那么我们传统中的儒家的论述无疑是最突出也最系统的，尤其在教育方面。“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之所以是一个梦想，不就是因为教育给予了所有人一个“一步登天”的机会么？ 确实，教育在追求机会均等过程中的意义，越来越引起理论界与实践家们的关注。通过教育配置公共资源，通过教育消除贫富差距，几乎不约而同的进入了我们的视野。因为，在知识经济学看来，贫富差距的核心问题，说到底是知识差距问题。找到这一切入口并不容易，可以说正是对教育问题的重视，找到了联结西方理论与中国传统的纽带。社会学家把社会主导者分为政治精英、财富精英和知识精英，而这个精英系统对社会其他阶层的开放性即社会的垂直流动，则是一个社会稳定、保持活力的根本要素。证实这一西方理论的最佳个案其实不是西方，而正是我们中国。中华帝国的相对稳定和曾经的独领风骚，正是凭借科举制将政治资源对社会的平等开放。“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就是这一制度背景下形成的价值观。 虽然时移世变，沧海桑田，但“知识改变人生”又成为张艺谋拍摄改革开放纪录片的故事主题。其实，我们自己又何尝不是这一历史故事中或大或小的主人公？ 可以想象，如果国家加大教育投入，出台大学扩招政策，又会激起多少农家子弟的飞天梦想！虽然增加教育投入，提供均等机会，作为现实可行的社会公平方案得到全社会的认可，但现实的情况却并不叫人乐观。教育资源配置的结构性失衡，尤其所谓教育市场化，不仅未能提供机会均等，反而制造了新的更大的不公平，基础教育如是，高等教育亦如是！ 就基础教育而言，城乡之间教育投入的比例失衡，导致受教育机会的严重偏向。据统计，城市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是农村人口的一倍弱（城市9年多，农村5.5年），还不说教育质量等软性指标。再看高等教育，虽然大学扩招在整体上改善了弱势群体获取资源的比重，但过于高昂的大学收费，却人为地设置了一道栏槛，将贫困家庭子女阻挡在大学教育的校门之外。每年6000～10000元的学费（据估计，大学生四年的支出，是90年代农村居民17年收入的总和），使得许多农村家庭子女在大学门外徘徊，面对“不上学等着穷，一上学立即穷”的困境，本来，大学扩招应该作为社会资源的再配置，社会公正的再分配制度，为严重失衡的中国公正机制提供一套平衡或缓冲制度。但事实上，对于贫困家庭子女，对于那些弱势群体家庭而言，大学扩招意味着的不是机会的均等分配，不是竞争优势的获得，反而是竞争劣势的累积，是在贫困深渊的进一步沉沦。大学教育成了掏空弱势群体腰包的又一政策性制度。这些，还没有计及更为严峻的就业市场的不公。事实上，中国的大学扩招，不仅没有为农村人口提供更多的更公平的资源与机会，反倒使得他们遭受更强的不公平待遇。据2000年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大学在校学生，按生源计算，城市人口占大学在校学生的82.3%，而农村学生却只有17.7%，而这一数据在80年代却是30%。 “聚天下之财，散天下之人”，是慈善家们的最高境界 教育资源配置的严重失衡，使得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贫者恒贫，贫者更贫；富者恒富，富者更富的现象已经出现。这是一种优势积累、劣势同样也在积累的恶性循环。教育资源配置不仅没有起到谋求社会公正的功能，反而强化了贫富差距，造成贫困的代际传递。这种结果，几乎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始料未及的。
造成这种结局的主要原因，在于城乡二元化的户籍管理这种制度性歧视。城乡二元的隔离制度，造成了绝大多数农民无法进入城市；即使进入城市也无法享受城市居民的待遇，无法成为现代生活的主体，无论是作为生产者还是消费者。这已经不仅是三农问题，而是社会整体发展与持续发展的问题，是中国现代化进程是否可能与是否可欲的问题。如何解决城乡二元造成的贫富差距，填补制度性裂缝，已经不仅仅关系到弱势群体的公正，而关系到对社会公正这一原则的认可，关系到改革合法性的认同这一根源性的问题。在这方面，社会各界已经提出过包括社会保障在内的诸多建议，需要进一步实施。但显然，对于第一代农民工这个最大的弱势群体，社会保障等等再分配制度也许可以缓解部分困难，但制度设计却应有长远规划，需要将眼光移向下一代，尤其是处于“穷者更穷”境况的农民工子弟，为他们创造平等起点，提供发展机会——这才是当务之急。 在姚莉看来，通过教育，尤其是职业教育，为他们提供机会，谋求起点平等，是通向公正的阶梯，也是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准备。尽管中国教育投入整体上远远不足，但最为严重的缺口，却在职业教育这一中间地带。与发达国家高级技工占技术工人40%的比重相比，我国的高级技工只有3.5%。 职业教育、技术教育的滞后，影响的是国家工业化整体进程。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姚莉，这位女企业家，秉承着“教育照亮人生，技能立足社会”的理念，创办了“北京市百年农民工子弟职业学校”这所慈善教育机构，面向那些处在底层社会、无力进入高校深造的农民工子弟，提供免费的职业教育。希望通过慈善式的教育资源的配置，为他们提供新的机会，新的职业训练，改变他们的弱势处境与人生命运，至少，在人生竞争场上，能有一个较为公平的起点。 “百年职业学校”创办还只有五年，还只是苍茫暮色中的一点微弱光亮。但它的精神理想充满人性的感染力，运作模式富于制度的前瞻性，其意义远非“学校”这一简单概念所能涵盖。通过这种慈善式职业教育，被剥夺了的农民工子弟得以分享到一部分资源，打破贫者恒贫，劣势累计的循环，阻止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创建一种更为公平的社会机制；通过社会精英志愿参与教学，社会精英凝聚一体，分享着追求公正的幸福，也分享着农民工子弟的那份成长的艰辛与快乐；通过富人们自愿的财富再分配，社会精英们以自身积聚的力量与智慧，承担着政府之外的制度创设的开拓，承担着创造新社会的责任。 “聚天下之财，散天下之人”，是慈善家们的最高境界；人生而平等的追求，更是人类社会的至高美德。通过教育这座桥梁，改革时代的受益者，在反哺社会的同时，也在提升自己的生命境界，创造一个新的良善社会，一个更加公平、更加富有也更加人性的新时代。 这便是姚莉的意义，是她与她的同道们创办“北京百年农民工子弟职业学校”的意义所在。 （本文作者为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