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胡正诚 一位在小城市做企业的朋友买了最新款的宝马车，得意之下，问我：“你们那边的老外玩不起吧？”他创业多年，弄辆在当地比较拉风的车，心头自然得意。我就讲个故事给他： 我去匹兹堡公差，在卡耐基的美国钢铁公司遗迹上的一间酒吧喝酒时，认识了一位意大利裔美国人，是个小工厂的小股东兼销售经理。这哥们儿把福特F150这种百公里至少烧掉15升汽油的油老虎当日常坐骑，还收藏着六辆老爷车，用仿古的新零件把它们收拾好，每个周末换着遛车，想开哪辆开哪辆。他的爷爷从西西里来到美国，和黑手党没有什么关系，老老实实地挖了一辈子煤，现在孙子通过上大学和正常的工作，过上了典型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在生意上，像他这种级别的企业根本用不着看政府部门的脸色，也不用陪着客户拼命装孙子，那是美国的华尔街大亨、石油大亨和军工集团们的专利，毕竟为了从别人那里合法地抢大笔的钱不能不付出这些代价。 我不好意思明说的是，中国的很多所谓成功人士能力超群、付出巨大，但无论是财富还是生活质量，还都远远不如普通的美国中产阶级。在那些艰苦奋斗、比较守法的中国民营企业主们看来，获得别人无法获得的财富并炫耀和展示出来，是对他们对辛苦工作几乎唯一的报答和安慰，因为他们实在是太艰难了。 统计数字总在描述美景，但同时我们感受到的是，大量的人口显性地和隐性地失业（例如保险公司和房地产中介公司的业务员穿着西服领带，但是拼命地、近乎绝望地骚扰每一个可能的客户）、大批企业的老板只能以近乎绝望地压榨员工的方式来求得生存，而这些员工根本就没有相对稳定的工作保障。从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的每一次政策调控，最先受到伤害的几乎总是弱小的民营企业。WTO让人们期待更大的商机，加入后还不满七年，大批的民营企业出现倒闭，受影响较甚的浙江省政府部门不得不向中央政府反映严峻的形势。最近的略微放松调控节奏、提高部分产品的出口退税率、放松对民间的小额贷款公司的管制等措施，表现了决策机构的效率，也反映了经济形势的严峻。 但是，最重要的问题在于，不要让绝望的情绪在民营企业中蔓延。那么，绝望从何而来？ 无论宪法怎么规定，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真的有社会地位吗？真的有足够的市场空间去施展吗？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大批下海创业的人们还认为自己拥有足够广阔的空间，甚至可以和国有企业较量一番。这个梦想很快破灭，一些国有企业从无法避免市场竞争的领域退出了，一批能够掌控关键垄断资源的国有企业站起来了。诸如陕北石油事件、江苏铁本事件等提醒民营企业主：你们这些底层的小伙计，只能在夹缝中求得自己的一点空间。在社会舆论普遍地谴责“无良”“黑心”老板的时候，更加本质的问题是这些老板也正在被挤压：人性本来善恶交织，大规模地出现黑心至极就不是简单的“良心坏了”所能解释。而查处的力度之弱，令我们怀疑纵容压榨最底层人士的举动是上边给予中间被压榨者（企业老板）的合理补偿。
与此同时，大批国外企业不仅仅在税收优惠和土地供给上获得看得见的利益，更在中国国企海外上市、部分关键市场领域的进入上取得惊人收益，而普通中国人则不能染指，如中国石油美国上市、建设银行引进外资等事件。仅仅因为没有体制内身份就不能让中国人挣的钱，可以让同样没有体制内身份的外国人赚走。 从已经发生的事件来看，我们有理由质疑在国有企业、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各部委之中，正在迅速地形成特殊利益群体。奥运前开通的北京地铁十号线无法开通手机服务，背后是以服务百姓为名的地铁公司和以国家利益为名的移动运营商出于各自利益的斗法，却毫不顾及他们所背负的责任；中国石化等所谓国有战略物资的经营者，在巨额收入的同时要求国家（实际上是全体纳税人）支付巨额的财政补贴，更诡异的是普遍出现的加油困难，正是最好的逼迫中央政府提价的手段。令人更加担心的是，这些利益集团现在的行动还不够隐蔽，他们的勾结行为还不够高明，设若有朝一日他们学会了所有的市场经济中恶的手段，同时又天然地具有和政府的良好关系以及自身身份的优势，不会受到法律的有力监管甚至制定有利于自己的恶法，谁还有足够的能力防止利益集团兴风作浪？这些动作无一不以剥夺民营企业和公民的生存空间为代价。 西方利益群体对中国任何大规模的财富洗劫，必然以中国内部的失衡为前提。防止民营企业的绝望，抱定民富才能国强的思维坚定不移，而不是简单地调整个别经济政策，才是决策层面最需要关注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