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这种规律性的舞台换景方式,决定了舞台上的演员的行为,还是舞台上演员的行为,导致了规律性的移步换景方式,真是令人困惑。
撰稿·刘洪波 专栏作家
8月15日,非洲乍得共和国的法院判处前总统侯赛因·哈布雷死刑,他被控的罪行有“危害国家安全”、“危害宪法秩序、领土完整及安全”等。 其实,哈布雷的死刑判决,是一场缺席审判。而审判哈布雷,已经成了一场国际争夺,2005年以来,比利时、乍得、塞内加尔、联合国反迫害委员会都要求审判这名1990年被政变推翻后逃亡到塞内加尔的乍得前总统。塞内加尔甚至通过了宪法修正案,以便塞内加尔法院可以依据国际人权法审判哈布雷。 乍得官方的一个调查团称,哈布雷在执政期间,涉嫌杀害4万名政治犯,另有20万人遭受酷刑。比利时司法部以涉嫌严重反人权罪、反人类罪和滥用私刑罪,对哈布雷发布国际逮捕令。乍得公民集会要求引渡哈布雷回国接受审判。联合国反迫害委员会指责塞内加尔不对哈布雷采取行动,要求引渡哈布雷。塞内加尔将哈布雷问题提交非盟组织,非盟组织要求以“非洲方式”审判哈布雷。 我对非洲并没有长期的关注,自然更谈不上深入了解。世界上很多地方,对像我这样的普通人仍然是神秘地方。例如非洲,我的印象中,“前总统”在那里就是一个意义独特的称呼,拥有这一称呼的人,大多要被政变或者反政府武装推翻,而且生命不保。如果说在政坛上有什么“非洲方式”,我的印象就是,在那里没有制度化的办法,或者说政变和反政府武装在那里就是独特的制度化办法,有是正常,没有反倒是反常。哈布雷就是1982年政变上台,1990年被政变推翻。 活跃在非洲舞台上的人,哪怕我们知道他的名字,也不过知道他的名字而已。这个国家的状况如何,他以怎样的方式来领导国家,那个国家的人民有何感受,这些都是空白。一个非洲前总统成为多国争相审判的抢手货,是因为其在任期间的罪行,而他做了些什么,当其在任之时却不会为我们所知,我们能够知道的,大概只是这个人是个领导人,以及他“很友好”,其他则一无所知,也基本没有知道的愿望。 今天的乍得,拥有一个自1990年推翻哈布雷以来一直在任的总统,1996年的宪法修改确认乍得是一个建立在民主、法治原则和公正基础上的共和国,并取消了总统连任的次数限制。今年2月反政府武装曾经占领首都,总统伊德里斯·代比在国际力量帮助下恢复了秩序。乍得被《福布斯》杂志评为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之首,在透明国际的清廉指数排位中垫底,在联合国公布的人类发展指数中排名倒数第五。这个面积大于南非,人口1000多万的国家,80%人民生活在贫穷线以下,电力覆盖率为2%,可使用基本卫生设备的人口更只有2%,人均预期寿命为47.2岁。一个近于花边新闻的报道是,2007年7月2日,代比的长子、27岁的布拉希姆死于巴黎寓所的车库,法国警方怀疑这是一起暗杀行动,反政府武装领导人说:“他经常打政府部长们的耳光,老一辈的乍得官员在代比的儿子面前颜面尽失。” 这样的材料,使人很容易对“历史进步论”产生沮丧之感。有没有哈布雷,是不是哈布雷,情况会有多大的不同,实在难说。权力会一直延续到下一次政变,或者下一次反政府武装行动得手为止。是这种规律性的舞台换景方式,决定了舞台上的演员的行为,还是舞台上演员的行为,导致了规律性的移步换景方式,真是令人困惑。 博卡萨、蒙博托、阿明、多伊、查尔斯·泰勒、哈布雷、穆加贝……非洲大地有着难以尽数的风流人物。但这片上世纪60年代的骄傲土地上,却生活着难以数计的苦难人民。我不能对这种现象作国际政治方向上的评述,仅仅基于人的感受,感知一个风流人物辈出的大陆上人民的苦难,并希望了解人民的苦难与风流人物辈出之间的关系。 人们已经是如此习惯于听到来自非洲的“坏消息”,饥荒、战乱、政变、屠杀、疫病等等,人们也已经如此习惯于听到来自非洲的各种离奇故事,好像那里出现怎样不可理喻的强人都不足为怪。每个国家以及生活在那里的人民都难免给世界一个虽然模糊但也相当强固的印象,就像我们既不会奇怪于来自非洲的“坏消息”又很自然地认为那里有一个对我们“很友好”的气氛。有人认为这只是媒体强国的形象塑造,而非真实状态,但我想问,坚持这一个说法的人如果有机会选择居留地,他会怎样做呢?有时候,我会返观自身,我不知道我们在别人的眼里是什么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