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本刊记者 张娟 2008年5月12日下午，四川汶川。童稚的歌声回响在蓝天白云下，莘莘学子为理想着色，明亮的双眸憧憬收获的季节，麦田的农民守望着收获瞬间，天崩地裂，家园毁灭。 汶川地震震撼人心，志愿者、子弟兵、医护人员、女民警和村支书，冒着余震与瘟疫的双重威胁，在残垣、断壁间拼命抢救残存的生命人性在灾难面前释放的光华刹那绚丽，太多的感动让我泪珠涟涟。 高龄老人王永庆、唐山地震孤儿张青祥、中华慈善第一人陈光标他们竞相贡献滚烫的热情，用行动诠释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
然而，万科王石“捐款以10元为限”、“金钱不应成为企业和个人的负担”的言论砸向饱含悲伤的心。企业捐款走向人言的风口浪尖，由此引发的争论成为仅次于抗震救灾的另一个战场。有“愤青”爆料，万科捐款只是其2007年利润的0.04%，而王石12次登山花了3684万元（这是网友写的，我不做确定）。还有，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因为一条《马云为汶川捐款一元钱》的消息让其成为除王石外，在这次捐款事件中被骂最多的企业家。还有，那些在捐款上反应稍慢的大企业也被千夫所指，有的甚至背负了国际铁公鸡的骂名，进而被抵制。于是，万科、诺基亚、宝洁、可口可乐、百胜餐饮很多企业陆陆续续追加巨额捐助，而且纷纷表示这些捐款本来就已经是准备好了的。 对于这些企业所表现出的犹抱琵琶半遮面，我表示理解。大企业，尤其是跨国企业的流程本来就很复杂，反应机制自然比不得陈光标这样随时能够调兵遣将的民营企业家。后来的补加捐款，其实也能说明他们的社会责任意识，虽然慢了一拍。正如其言，没有想到此次灾难如此深重，挟裹的民意如此汹涌。他们除了追加捐款之外，还要危机公关、诉求商务部澄清事实。只是影响已在，本来是自觉流露的企业责任，现在却有点被胁迫的味道，而且不依不饶。 言及此，我想到富可敌国的比尔·盖茨和巴菲特，他们各自成立了慈善基金，在灾难还未来临的时候已经备上不时之需，而且用一句话感动了世界，那就是“财富取之于社会，要还之于社会”。 盖茨将慈善作为一项事业来关注，以“股神”的精明，巴菲特也看到了这一点，并将其370多亿美元的公司股份捐赠给比尔·盖茨夫妇基金会。世界上第二富有的人把钱交给世界上唯一一个比他富有的人，听上去有些滑稽。其实巴菲特和盖茨所做的，就是像赚钱一样严肃地散钱，这是那些亟待帮助者的幸事。在美国，还有很多同比尔·盖茨和巴菲特一样的企业家，包括坊间流传的“国际铁公鸡”，他们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应尽义务，诚如纳税行为。 我相信，并不是在美国的企业家就比在中国的企业家更有社会责任心。在美国，纳税的自觉性是由必要的机制来保证的，慈善行为也一样。美国对慈善机构和企业行为的最大鼓励措施是为捐款者减税，捐款者捐助款项数额会在每年缴纳所得税额时被相应地扣除，政府以这种“减税”的方式，鼓励更多公民参与“慈善事业”。与其挖空心思“偷税漏税”，不如行善造福社会，于是社会责任成为自觉行为。 几千年来，我们一直批判继承着孔家道德礼义。其实，孔老夫子对于慈善制度的建立早有灼见，他的“教条”和美国的制度实践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只是我们在批判的时候忽略了。《吕氏春秋》里有“子贡赎人”和“子路受牛”的故事，大意是孔子的弟子子贡在国外赎了一个鲁国人，回国后拒绝收下国家为此设立的赔偿金。另一名弟子子路救起一名落水者，对方用牛致谢，子路收下后得到孔子赞赏。孔子认为慈善不是超高标准，而且应该是大多数人可以企及的，且要以法规来鼓舞更多的人从善如流。子贡的行为拔高了道德标准，使人们不愿为之，就像今天我们太过强调无私奉献，孰不知，曲高和寡。 慈善捐款正如很多人所言，确实是一种道德行为，不能强制要求。但是，如果有制度激励其成为自然行为，那就是是锦上添花。地震早期的救援只是一场硬仗，接下来的家园重建工作和心理救助更将是一个艰难过程，一个月，一年，十年，也许更加长远。能力越大，责任越大，重建将需要更多企业捐助。如果必要的机制让企业社会责任成为我们企业（国内企业和外资企业）的自觉行为，汶川地震发生，人们也不会因为企业捐助的早晚或者捐助的多少而引发这场“捐款门”事件，无论是群众，还是被诘难的企业将有更多的精力投入抗震救灾活动。 汶川之灾，切肤之痛，由此带来的众生百态让我有太多太多的思考。蜚短流长，即使是一时激愤也会伤人无数。流言止于智者，期待这次汶川救灾之后能够打破藩篱，从法律、制度层面对于民间慈善的运作打开局面，给民间慈善一个积极生长的空间。制度层面推进的道义和责任，将避免本不必要的责难和辩解，甚至更为实在和牢固，对于民众和肩扛重担的政府无疑是福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