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雅典到北京:奥运安保最后倒计时



更为复杂的国际形势、多方恐怖威胁的真实存在,以及将有80多个国家和地区领导人出席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盛况,无疑也使奥运会安全面对严峻的挑战。一场成功的奥运安保是应急和预防完美融合的杰作,它背后是强大的国家能力和人民充分享受奥运会的快乐。

    ◎朱文轶

  总参作战部,应急指挥大厅,这个面积相当于两个篮球场的大厅,是中国所有重大事件的应急指挥中枢。毫无疑问,这里现在是奥运安保指挥的军事腹地。随着正式进入“奥运时间”,这个高度运作的指挥系统和奥运一起进入了最后的倒计时。所有细节显示了这里工作的特殊与严密:军人佩戴不同的臂章以显示在这个联合指挥机构中的身份和军种;整个大厅没有任何投放废弃物的普通纸篓,所有使用过的纸张都会投入专门的麻袋内。“尽管我们仍然面对多种威胁,但我们有信心,北京奥运会面临的安全形势总体是稳定的。”田义祥在这里接受记者专访时说。这位总参作战部应急办主任,现在的职务是北京奥运安保工作协调小组军队工作部部长。

  事实证明,一场欢乐的奥运会需要安全作为保证。1972年慕尼黑惨案,让安保松懈导致的灾难性后果开始被高度重视,恐怖主义也开始成为奥运会如影随行的敌人和对手。这是军方力量日渐成为奥运安全保证支柱性力量的重要原因。安保专家们认为,非传统安全威胁出现,要求军队的职能必须适应更宽泛的“国家安全”概念需求:保卫奥运会安全这样的“非战争军事行动”,应该成为各国军队的责任。

  “为了做好北京奥运会的安保工作,我们也考察了很多国家的安保工作。”田义祥对这些军队安保经验印象深刻,他说,“悉尼奥运会调集4000名官兵组成陆海军三军联合指挥部,配合警方行动;雅典奥运会军队启动一级战备机制,采取了‘二战’以来的最大军事行动,动员兵力53363人。”据他透露,中国军队此次将有3.4万多人的兵力直接参与奥运安保,动用的武器装备将包括74架飞机、48架直升机、33艘舰船以及部分地空导弹、雷达和防化工程保障装备等。

  奥运安保本身也是大国责任感和国家实力的体现。事实上,随着恐怖主义的升级,各届举办政府无一例外在安保资金和防范措施上加大投入。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在安保方面共投入8250万美元,2000年悉尼奥运会安保金额升至1.98亿美元。“9·11”事件的阴影,使2004年雅典奥运会在安保方面的投入达到了史无前例的11亿美元。雅典奥运会上空出现了24小时“空中守护神”硬式飞艇,通过各种感应器和嗅探器,从空中对奥运体育场进行全方位的监控。

  决策者、军事专家和安保专家们考虑的还不只是技术问题。在他们看来,如何建立密不透风、行之有效的安保体系和指挥体系,是有效调动多方力量、将军事和装备实力转化实战能力的关键所在。田义祥更为看重:在这个体系中,能否实现“各部门之间的有效协同,军地联合指挥的有效对接”。

  “军地合作”在汶川地震等突发事件的重大时刻已经被多次演练,但这并不意味着,这套多方合作的经验就可以一成不变地完全复制于奥运安保。后者要调动和涉及的机构更为庞杂。

  “公安、武警、军队、专业安保人员,人数众多的志愿者,还有机场、海关的工作人员。”田义祥说,“如果没有奥运会,各个系统之间的横向联系没有这么密切。”这些性质、分工不同的部门如何实现高效的合作,不光是安保专家们的难题,也是奥运安保的挑战之一。“要成为一个整体,无疑涉及到指挥的体制、机构、机制的建立,还有指挥通讯的通联。”田义祥说。

  各个机构之间协调的问题在2001年就被提上日程。北京奥组委安保部部长刘绍武回忆说,奥运安保部大概从2001、2002年开始筹备安保工作时就以北京市公安局为基础开展了奥运安保工作组织机构的筹备工作。2002年,安保专家联名提议设立奥运村附近的仰山奥运安保指挥中心。这一耗资6000万元的重要建筑,在北京市公安局指挥中心和各个场馆指挥中心之间建立起通联枢纽。“由此基本形成了三级指挥网络。”

  经过长达3年的筹备,2004年底成立的“北京奥运安保协调小组”由包括公安部、安全部、军队、武警、外交部、海关总署在内的20个国家部委和市委、市政府的相关部门组成。作为国家级奥运安保的协调机构,它成为奥运安保全局中名副其实的指挥中枢。

  “这些机构各自承担自己的任务,同时由协调小组统一领导。”刘绍武说,“从实战的角度讲,协调小组下设了安保指挥中心和安保情报中心。安保指挥中心的主体是北京市公安局,目前一共有25个专业指挥部和10个地区指挥部,负责各方面的工作。这些专业的指挥部根据各警种的职责分工已经全面开展了要人警卫、场馆保卫、防爆安检、要害部门保卫等诸多方面的工作任务,工作不断往实战方向转化。”

  几乎是点对点的安保人力配备,也成为这场奥运安保战的基础。据奥运安保首席专家马昕保守估算,在奥运村内,运动员、教练的人数与安保人员和志愿者的人数,最起码1∶1。在安全布防这点上,人海战术向来犀利不凡,但一场以加强科技信息化为特征的新型安保战中,人海战术并不总能解决问题。它的效率的发挥,尤为依赖中枢指挥系统的打造。“这次比任何时候都更强调‘大脑建设’。”

 从雅典到北京:奥运安保最后倒计时
  “奥运安全,情报先行。”刘绍武说。情报的搜集在整个系统运作中至关重要。奥运安保情报中心是为此专门成立的庞大机构,由它提供的精确情报信息,也是北京奥运安保协调小组这个“大脑”向外发出指令的重要依据。刘绍武说,“情报中心到目前为止也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各项风险因素的评估,相关的背景审查,一些专业情报信息的收集,也编报了大量的情报信息,提供给安保协调小组,包括奥组委。一些深层次、专业的情报信息工作对奥运安保工作起到了重大的支撑作用”。

  指挥机构对应的现场同样复杂。90多个场馆、110多家签约酒店、700多公里长的线路型赛事、上万人入住的运动员村、多达2000多场次的奥林匹克文化节,如何保证这场全世界欢乐的聚会的绝对安全祥和,如何让任何一个节点上的细节都准确无误地进入安保系统的视线,做到万无一失,则更为微妙。除了从“申奥”成功就已经开始建设的覆盖北京的摄像监控系统,安保专家们需要对原本分属不同机构的安保力量进行精确调度,确保对各点的有力控制——它们构成了中枢指挥的触觉延伸。

  这是对执行者的考验,更是对决策者的考验:只有到奥运会圆满闭幕那一刻,所有安保预案才有最后的说服力。长达6年的准备要经过实战的检验,事实上,几乎不存在任何容错的空间。

  某种意义上,一场成功的奥运安保是应急和预防完美融合的杰作。以场馆为核心的所有安保节点,也并非完全被动的概念。它们同样具有主动防御的功能,并且,这种功能早在场馆建设之初就被赋予到这些建筑身上。“我们在2002年就提出了‘五个同步’的理念,也就是场馆的安防设施和安保科技系统,与场馆的规划建设要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同步验收、同步投入使用。”刘绍武回忆说,“当时,我们根据场馆规划,编制了30套安保设计的大纲,经过请示奥组委,纳入各场馆的总招标文件。业主在应标的过程当中就了解了这些安防设施的需求,在最终的设计工作当中,要按照这个需求把安防设施融入其中。”

  “封闭区线路的长度、每个岗位控制范围的大小,所有场馆都经过安保专家实地的模拟测算和模拟跑位。”马昕说。环境1号卫星,这颗历史上第一次为奥运会发射的卫星,将空中通讯平台与所有场馆的周界控制系统、报警网络、监视系统和实体防护联结在一起,使得总指挥中心、前沿指挥部对每一个场馆的情况了如指掌。

  科技手段的发挥仍在于整体系统的严密。“一个场馆的图纸出来了,我们在特定时间之内,15天内,我们的安防设计图纸也会出来;一个场馆完工了,封馆了,科技系统也完成了。”刘绍武说,“如果哪一个场馆的安检系统发现了问题,不但这个场馆的指挥所知道,我们的总指挥部也会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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