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单身女性的隐私：新单身女人(全文)》
和许多没有孩子的单身女性一样，埃米莉和保拉在公共事业部门工作，这使她们与年轻人有密切接触的机会——埃米莉是个治疗学家，而保拉是位音乐教授，还是合唱团指挥 威星也有过这个观点，莫雷尔也注意到没有孩子的女性经常投身于强调抚育的社会运动中（例如，和平与环境运动），没有自己的后代，她们更容易将遗产捐赠给公共事业，而不是留给家庭成员。。但她们想与孩子建立更直接、一对一的关系。她们与远在千里之外的侄女、侄儿关系很好。两人都找到一种与年轻人形成创新性关系的方式。 埃米莉·雅各斯与玉兰树俱乐部 埃米莉蹦跳着进入房间。41岁的她有着短小的身材，看不出她二十岁出头时还是国家级足球运动员。她那充沛的精力，说话直接而利索的特点显示出她曾有过的成就，在成功的运动生涯之后，她在描述创造平凡的职业生活时遇到的困难。 埃米莉出生在康涅狄格一个中上层的天主教家庭，是家里七个孩子的中间那个。她父亲是律师，母亲是家庭主妇。小时候埃米莉就喜欢运动，是家里最有运动天分的孩子。10岁时打网球，她哥哥们都成了她的手下败将，气得她哥哥扔掉球拍，她母亲赶来训斥她。从那之后，埃米莉主要和女孩子对打。埃米莉记得：“进行体育活动不错，我有女性特征，留长发，用丝带梳成马尾辫，我爱微笑，从不乱吐痰。” 雅各斯一家的几个孩子都被期望上常春藤联合院校，父亲有雄厚的资金来支付孩子们的学费。埃米莉的思想叛逆，想到新英格兰以外的学校就读，为逃离父亲金钱的掌控，她要去踢足球。让父母痛苦的是她拒绝了哈佛和耶鲁大学提供的全额运动奖学金——1980年对女性来说这种机会如凤毛麟角——选择了南部一个不太知名的学校。在那里，无论在学术上还是运动上埃米莉都得到了丰厚的回报，但学校在社交方面比她预想的要保守些。 8年来，在上学时或之后，埃米莉在国家女子足球队踢球。对于她来说那些年是美好的。埃米莉珍惜队友之间的友情，喜欢参加国际比赛到外国旅行。当她还是异性恋者时，父母常过来看她的一些比赛，过来支持她。 大学毕业后，埃米莉当时还在国家队，就在一家新英格兰精华寄宿学校（男女合校）找到一份工作，这反映了她对学校和有信仰家庭背景的依恋。因为学校缺一个教练，她也教历史，兼宿舍管理员。埃米莉在学校工作两年，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也增加了信心。她的腿部骨折之后，就离开美国队，决定在加州伯克利大学主攻心理学硕士学位，一年后攻读临床博士学位。虽然她喜欢教学，她更喜欢压力不大、更加自由的治疗学家的生活。她也希望通过接受临床心理学的教育，对个人问题能有自己的见解。移居到加利福尼亚使她远离那个保守家庭，她可以在这种环境下思索如何处理性方面的问题。
在高中和大学期间，埃米莉只和男人约会，有过几次严肃的关系。她坚持自己会结婚生子。但在大学三年级末，她与一个女同学有过短暂的特殊关系。80年代中期，一些大学已经建立了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俱乐部，但她所在的南部学院还没有。埃米莉回忆说当时人们对女子团队的同性恋者有憎恶情绪。“如果你想继续留在美国队，这件事你就得私下里进行。运动队选拔委员经常告诫我们要注意自己的形象，尤其是到外国参加比赛的时候；周围的人们对同性恋极其厌恶。”搬到加利福尼亚后，她只和女性约会。32岁时，她还没和父母透漏此事，她告诉和自己关系好的两个姐妹，她们不很支持她。一个说：“别担心，这只是个发展阶段。”另一个妹妹是个实习的天主教徒，不想对她评价什么，但建议她去做礼拜，在那她会发现优秀的团队。 1994年，埃米莉没有心思发展有承诺的关系。她觉得前途未卜，于是她全神贯注地写博士论文，开创自己的事业，也更加了解自己。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不崇尚理想心灵伴侣的人，埃米莉不想在任何关系中有部分地妥协。她还不知道自己会为何事愿意做出妥协。但埃米莉接下来说：“我不敢想象自己没有孩子，与其想象自己处在某种特殊关系中，不如说我更容易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妈妈。我不知道为什么会那样，可能是因为我太爱小孩子了，我一直想要孩子，那是非常肯定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