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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专题：《单身女性的隐私：新单身女人(全文)》
早在20世纪60年代，我在研究生院读第一年的时候，就决心要成为一名教授，但我知道这个目标很难实现。1962年到1966年我在芝加哥大学读研究生的那几年，先是学教育学专业，之后是社会学，我的内心一直充满矛盾。我喜欢学习，也很用功。灰色的哥特式的建筑，小型研讨会上的学术探讨，强调各学科间的交流，还有不重视级别和资格的学术氛围，及几乎提供给所有研究生的适当奖学金，这一切使我觉得我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不知不觉地，我在成为一个男孩子，以和男同学辩论来引起男教授的注意。但我还是女生打扮，尽管没有挑逗性，风格上——短裙、长筒袜、轻舞鞋。在一个12月份，我完成了所有课程并通过了申请博士项目的考试之后，我精心制作了圣诞甜饼（我母亲常做的），用盘子端给教授（全是男性）和秘书（全是女性）。他们都惊呆了，因为没有人认为我擅长家庭生活。 我没有真正的朋友，系里的一个女性朋友读完硕士就离开了，我一向看不惯那几个嫁给同班同学的女生，我和别的男同学都感觉她们不太严肃。几年后，她们中的一个人，还在婚姻之中，告诉我我令她感到望而生畏，相形见绌，我都不记得那时的我是什么样子了。我认识几个别的系的女生，但我们之间从不谈论个人问题。我也没有一个能密切交往的导师，尤其不喜欢给我上过课的两个女教授。我感觉她们很冷漠，她们的工作（作为夫妻团队的一员）我也不感兴趣。回顾过去，我确信看到男性在细微之处露出对她们的蔑视。在我读研究生的第二、第三年里，汉纳·阿伦德特是我敬仰的著名政治哲学家，就住在我那条街的对面。我能在自家的窗子前看到她进出家门，还去听过她的一些讲座。但是由于我敬畏她的博学，敬畏她那德国人的风格而始终不敢接近她。 虽然我从来没有考虑要背离这一职业道路，但是孤立于其他女性之外让我付出了代价，我经常感觉到孤独、彷徨。这一点以及我热衷成为知识分子的欲望，导致我与两个已婚教授的秘密恋情，他们中的一个在芝加哥大学的职业学院，另一个在国外的一所大学。这样我走进了有抱负的职业女性拥有的共同模式。虽然我心甘情愿地成为他们的第三者，但是这些关系没有给我带来快乐。 1966年我被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聘为全职讲师，在公共研究学院（非重点）给成人学生讲课。因为一个客座教授没来上课，就安排我给名校哥伦比亚大学上一门课。那时我还没有完成博士论文，也从来没有讲过课。26岁的我就被推到一个极其精英化和性别歧视的机构——几年后我才学到的一个词——在那里我是个很异常的人。接下来的两年可能是我一生中最孤独最难熬的日子。 在我去纽约前，有几个教授和同学就警告过我要当心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的教授，他们由于引诱女研究生而臭名远扬。因为我是受聘在那儿的第一位没有配偶的年轻女性，也不是那些男教授的学生，他们认为我肯定会被当做“一块鲜嫩的肉”吃掉。 我非常恐惧，从来没有到办公室看过他们，甚至他们邀请我时，我也没去。我也很少撞见他们，因为我的办公室是在公共研究学院的底层，而他们的则在更有声望的研究生院或哥伦比亚学院。我在系里的教职工大会上的确见过他们，会议是午饭时间在男职工俱乐部举行，每月一次，但我们都无话可说。在会议开始时主席不止一次地宣称，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午餐会议有“三位可爱的女士”加入，这是多么美好时，我只能生闷气了。这个俱乐部是出于礼节作为例外才让我们参加的。 另外两位女士很少和我说话，她们彼此也不说话。其中一人只比我大几岁，是一名助教，也是本系的毕业生。大家都知道她是那个最知名的教授的情妇（后来成了第二任妻子）。我一直也弄不清楚她为什么躲避我，是因为我们在学术上没有相通的地方，还是因为她把我当做一个竞争对手，或者是因为她也想成为一个男孩子，通过与另一个职位低的女性的比较来显现出她的完美。另一个女性年龄大些，大概在40岁左右，刚获得博士学位，教一门或两门课程。但是她的真正价值体现在她为系里的其他“明星们”编辑的学术期刊上。我很清楚我们三个都没有受到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