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单身女性的隐私：新单身女人(全文)》
35岁时，瓦努娜离开了丈夫。那时她的孩子年龄从11岁到17岁之间，她还是一位秘书，没有获得学士学位。她的丈夫打骂她和孩子，因为她羞于说出在家庭受虐待之事，她母亲责怪她离开丈夫，一年没和她说话。不管是她那大家庭还是小的家庭都谴责她，与她断绝来往。他们都说女人不应该离开丈夫。瓦努娜回忆离婚以及离婚以后的处境：现在“家庭”对她来说，仅仅意味着她和孩子。
离婚后，我们的家庭平静了。孩子们知道当他们回到家里时，不会再有打架，不会再有叫喊，他们知道当我说我们要做什么时，我们就去做什么。好像他们都减轻了压力。尽管有来自外面的侮辱，但我们的家庭条件改善了好多，他们会告诉你百分之百地改善了。我们的生活处境也改善了。如果我不离婚，我们就无法活下去了。那样也许我会死去或是精神崩溃，我的孩子也不会特别健康了。我一点也不怀疑我会重新好起来。我的做法会有点不同，但我会振作起来。 我探究瓦努娜为什么能下决心离婚。当我问到女权主义时她笑了。1980年她还没听说过这个词。后来，经过了大学教育，她成了一位忠实的女权者。在她离婚的时候，她一个单身的黑人女性也不认识。在她的超级大家庭里，每个人都是天主教徒，都结婚了。后来有4个表兄妹也离婚了，包括两个曾经躲着不和她说话的。她父亲虽然有时会喝醉酒，但从来没有打过她的母亲。所以瓦努娜知道家庭暴力不一定是家庭生活的一部分。大概最终成全她离开丈夫的因素就是她对就业情况和经济情况的无知。瓦努娜离开前没有攒下一点积蓄，她也没预想到她的前夫切断了对未成年孩子的经济援助。 最初的几年打拼是很艰苦的，家庭收入依靠三个孩子放学后到快餐店打工，加上她当秘书的微薄的收入。她和另外一个离婚的妇女交流经验：当无法准时偿还抵押贷款时，如何避免取消抵押品赎回权。她经常处于恐惧之中，但逐渐地，有了孩子们的经济帮助及她自己升到了助理管理的位置，她的生活步入了正轨并继续自己的学业。 朱丽叶·科恩看上去与瓦努娜相反，她高高瘦瘦的，是一名充满活力的创办基金官员。她是犹太人，还有点男人气。她也是在1980年离婚的，与瓦努娜是同一年，那年她32岁，比瓦努娜小3岁。朱丽叶离婚时，女儿4岁，她的继子10岁。过了几年，朱丽叶35岁的时候，她成了女同性恋者。与瓦努娜不同的是，朱丽叶的离婚得到了家庭和朋友的支持，但成了一名女同性恋者显然属于非传统的行为。 朱丽叶生长在长岛郊区的一个稳定的中产阶级核心家庭，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她的父亲是个中级商务管理人员，母亲是一名小学教师。他们都是平凡的犹太教信徒，属于罗斯福民主党派。朱丽叶不仅受有工作的母亲影响，还受到祖母、外祖母的影响，她们一辈子都在做家庭小本生意。就在朱丽叶填写大学入学申请时，她的母亲劝说朱丽叶尽可能不要选“家政学”这个专业。虽然她的妹妹、弟弟都属于传统型——分别在20岁和21岁时结婚了——朱丽叶却是个叛逆者。她去了加利福尼亚，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克鲁斯分校读大学，后来到伯克利研究生院攻读硕士。不论在本科还是研究生期间，朱丽叶都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她是学生民主社团的早期成员，后来又是其他的左翼和反战团体的成员。 1973年，她在伯克利的一个政治团体遇见了他，当时他们都是研究生。比尔有一个3岁的儿子，与孩子的母亲分居了。“我真正被吸引的一件事是他有一个孩子，因为我确实很喜欢孩子，”朱丽叶说，“我爱这个孩子，就这样我们组成一个速成家庭。”朱丽叶和比尔同居了，最后她屈从父母的压力——怀孕后要她结婚。他们同一年获取了博士学位，而且在波士顿不同的大学分别获得了教师的职位。他们生活在拥有平等婚姻的女权主义梦想里。就在他们在那儿的第一年，比尔患了精神分裂，被诊断为精神病。他们回到了加利福尼亚，便于家人朋友住得近些。朱丽叶找到一个压力不大的工作，她现在还从事那份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