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升值，改变一个世界
——人民币汇率调整背后记者 钟加勇调整汇率形成机制甚至可以说是国内经济政策的一个转轨：一方面可以帮助中国适应全球化、适应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另一方面，通过汇率政策等手段，有助于把现在中国依靠外需和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改变为内需推动、以内部为导向的增长方式，达到内部经济平衡人民币汇率调整的确如温总理所说，“出其不意”地发生了。7月21日19∶00，大多数人还走在下班路上，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2005〕第 16 号公告——《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公告》。公告的最实质性内容，一是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其二，也是舆论谈论最多的，人民币升值2%。这一消息透过央行官方网站和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传出后，全世界好评如潮，中心思想是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再一次为世界经济的平衡做出了贡献。与此同时，澳元、日元、欧元等非美元币种也随之开始升值，马来西亚更是在中国宣布人民币升值3分钟后，就解除了马币林吉特与美元的挂钩，代以管理浮动制，并亦与一篮子货币挂钩。这一刻来临之前，许多学者和官员还一直在强调现行的汇率制度符合中国经济运行的现状，中国不会迫于国外的压力让人民币升值。甚至认为人民币升值是美国人的阴谋，而只要美国施加的压力越大，中国就越不能放松，应该死守固定汇率的防线。清华大学世界与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在第一时间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表示，2%的升值短期内影响很小，但长期看，打开了人民币汇率同外币汇率更加灵活调整之门。李稻葵指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更大的意义在于，“这从长远看有助于调整我们的外贸结构，大幅度减少低技术型的、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出口”。“对出口的依赖要逐步改变，其根本在于提高国内市场的需要，扩大内需，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完全靠外。”李稻葵认为，这种改变不仅需要汇率的改变，还需要其他政策的改变，比如城市化，促进产业的集约化，促进大企业的发展等等。“最终这将改变中国的旧发展模式，创造一个新世界。”他说。“双循环模式”开始瓦解？表面看上去，中国的汇率升值，始于贸易摩擦加剧和外部的压力，但实际上，中国经济自身已经走到了一个需要转变战略的关口。这就是，中国现有的模式是不是可持续的？已经创造了辉煌的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循环模式，是不是在面临越来越多内外冲突的今天，需要进行一次根本性改变？“中国长达10年的贸易双顺差，在全世界各国发展史上绝无仅有。这说明我们的内外经济是不均衡的，而且现有资源也没有有效利用。”天则经济研究所张曙光教授最近在多个场合呼吁学界对中国的中长期发展模式进行研究。在他看来，中国的经济循环模式目前已经陷入了“双向循环和双向依赖”的泥潭，现在是需要抽身的时候了。张曙光认为，这种双向循环和双向依赖的局面形成始于亚洲金融危机。当时为了应对突发事件，中国采取了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从此以后，中国的经济运行及其调节就一步步地与外部世界特别是美国经济紧紧地拴在一起。他在2005年5月出版的《经济研究》上，撰文对“双向循环和双向依赖”做了这样的描述：从实体经济看，一方面，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经济的高增长需要大量的资源投入，而中国又是资源相对短缺的国家，需要从国际市场大量进口。进口的能源原材料通过国内的环节加工制成产品，完成其生产循环。另一方面，由于产能和产品增长很快，国内市场又容纳不下、消化不了，生产的产品不得不大量出口，在国际市场上完成从商品到货币的循环。近几年我国的出口额以年平均30%以上的速度增长，2004年外贸依存度超过70％，出口依存度近40％。因此，在实体经济层面，中国的投入和产出、生产循环和商品循环都是通过国际市场完成的，于是也就产生了对国际市场的双向依赖。从货币经济看，同样存在着双向循环和双向依赖。一方面，由于大量出口和大量引进外资，再加上热钱流入，都变成了央行的外汇占款和外汇储备，从而形成国内基础货币的大量投放，为了回笼流通中过多的货币，央行不得不通过公开市场操作，不断地发行央行票据，这就形成了国内的货币循环。另一方面，增加了的外汇储备无法有效使用，不得不用其购买美国国债，或者存放在美国银行，由外国政府和外国企业再将这些钱投资到中国，形成资金和货币的国外循环。这样，也造成货币层面对国外市场的双向依赖，而货币政策独立性丧失正是这种双向依赖的充分体现。对此，贝多广解释说，一般来说，人们以为美国作为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应该是输出资本的，但人们慢慢发现，其实美国在花全世界储蓄的钱，它的手段就是通过“发行货币”。他统计1995年到2004年美国的数字发现，美国年年都是投资大于储蓄，这个缺口主要即占用了别国的资源。巴曙松更具体的解释说，目前中国就是美元最大的持有者，虽然FDI规模也非常大，但从国际收支平衡表上来看，中国还是资本净流出的。中国流出的主要是短期资本，表现为外汇储备对外的债券投资和在国外银行的存款。这其中的差异，在他看来，“就是我们是以很优惠的政策，以很高的成本吸引来外资，而我们的外汇储备只有比较低的收益，去买美国债券和存在美国银行，而这些钱又转给美国的外资企业重新到中国来投资。外资在中国的投资回报，这么多年来一直15%左右，还不考虑它对环境的污染，而外汇储备买美国国债也就只有5%的水平。这就是这么多年来我们的净损失。”张曙光认为，正是由于实物层面和货币层面的双向循环和双向依赖，最终形成了“中国造商品，美国发货币”的格局。他在该篇论文中呼吁：“现在是调整体制和政策包括汇率体制和汇率政策，缓解和改变双向循环和双向依赖的时候了。”两个月后，这一呼吁变成了事实。按照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宋国青的理解，“汇率是纲”。那么，人民币的升值和汇率浮动，对现有的经济循环模式会发生什么影响？不少经济学家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表示，汇率的小幅升值虽然对目前经济影响不大，但它是一个“开始”，意味着中国的战略开始向“注重内需”转变。巴曙松认为，中国的实物经济和货币的双循环模式意味着大量的国民福利在流失。他说：“过去20多年经济增长那么快，国民收入有改善，但没有想象的那么大。”很多地区也是这样，香港2000年的时候GDP增长也非常快，但主要是贸易带动的，所以它对本地居民福利改善不明显。2003－2004年增长速度不是很快，但由于它是投放在香港本土的内需带动的，所以当地居民感觉很明显。
“现在我们的增长模式调整是必然的，汇率调整只是一个起步。”在巴曙松看来，以外贸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已越来越畸形，2005年1－6月，外贸对GDP的带动达到40％以上，其中一季度还高达56％。这显然是很难持续的——对外有贸易摩擦，对内则是国民福利的损失。汇率是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的相对价格，因此，低估的汇率实际上是把非贸易部门的资源廉价转移到贸易部门，使贸易部门极度扩张，导致对资源的消耗越大。转型将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多位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分析道，如果升值过大，出口迅速降低，失业的问题会变成一个首要的问题。有数字表明，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就业岗位将会减少76万。而在中国，这个问题弄好了是“比较优势”，弄不好就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毕竟，原来的模式再不好，但它至少让一部分人有了工作，有了尊严和生活。但长远来看，中国的劳动力用经济学术语讲就是“零边际产出”，近似于无限供给，如果中国靠外贸一直持续下去的话，让所有人都能就业，全世界的产业工人都别干活了，所有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中国一个国家供应就够了。这种方式带来的贸易摩擦，势必是难于估量的。“汇率调整只是一个小的动作，但它由此带来了许多改革的需求。”巴曙松认为，下一步最大的挑战是怎么调节内需，扩大内需——比如消费的培育，收入差距怎么进行转移支付，财政政策怎么发挥积极的作用，补贴那些因升值而受损的出口部门以及部分地区和农业。与此同时，应该相应放松生产型服务业的管制和准入制度。赵晓认为，人民币的升值跟日本当年的升值有两个根本的不同：第一个是，中国的城市化、工业化都没有完成，而是在加速，因此增长动力比1980年代的日本要强劲得多；第二，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的人口规模是所有发达工业化国家的两倍，消费规模增长也非常快，中国拥有足够的内需市场。
弱金融下的难题
然而，当中国把战略的眼光转向教育、消费、农村市场、城市基础建设等这些“内需”时，却发现中国没有一个能够激发这些内需产业变得更有资本效率的金融体系。目前，中国还在进行宏观调控，在汇率宣布升值后的第二天，包括央行行长周小川、工行行长姜建清等参加了一次“2005年中国银行家论坛”，会议主题还是强调银行紧缩贷款。姜建清指出，银行信贷又占了整个融资比例的70%以上，结构十分单一，金融服务仍然初级。中国现在这种外贸畸型扩张的模式，实际上跟中国落后的金融本土市场密切相关。巴曙松批评到：“我们这个金融市场没能很好地把公众的储蓄利用好，把它化为有效的资本，而是最终形成外汇储备，而外汇储备是一种国内储蓄没用好的表现形式，这部分储蓄被别人用了。”他发现，原来欧盟地区外汇储备加起来大概4000多亿美元，欧盟合并之后大踏步地减少到1000多亿美元，“因为他们没有必要过量储备外汇了，” 巴解释说，“只有本土金融市场的发达，才有可能减少这种金融资源的浪费，才可能支持本土的发展。”反观中国，现在消费品的贷款、支持和融资服务仍很不到位，金融创新几乎没有，中关村的高技术公司还要跑到美国华尔街、硅谷去融资。从这个角度讲，“中国造商品，美国发货币”的格局，也是因为美国的金融体系更有效率的结果。“实际上，弱势的本币有利于出口部门，而出口部门有利于工业部门，所以汇率是一种战略。”赵晓认为，如果一个国家是以制造和出口为主，那弱势本币是有利的，像目前的中国；但如果中国要转向服务业，那就应该强势本币。中国对服务业的贷款长期缺乏，服务业的发展主要靠自己的积累，同样的问题还表现为，长期以来银行核销呆账，只允许核销制造业的，不允许核销服务业的。“这种制度的不对等，以及对内需部门、非贸易部门的蔑视和抑制都表现在很多方面。”巴曙松说。实际上，FDI过去也更多地投向中国的制造业而不是服务业。巴曙松认为，“这取决于政府的主导，过去政府主要是利用FDI去拉动制造和出口，求得经济增长和政绩。现在，很明显已经形成了一些利益集团，否则，为什么内外资企业统一税在全世界都没有难度，在中国却碰到了巨大的阻力？”一个简单的事情都那么复杂，可见战略转型是怎样的艰难。巴曙松认为，“汇率升值在这方面是一个推动力，它至少使对内部门和对外部门之间，对内部门的不利地位有所改善。”附文1：2%升值暂时解除游资“武装”记者 钟加勇一般而言，汇率调整最忌讳的就是资本的大进大出，就是热钱游资的问题。由于人民币升值压力由来已久，因此热钱滚滚而来并“囤积”于国内等待升值已不是什么新闻。根据法国巴黎百富勤总经济师陈兴动的观察，中国仅在今年1－6月，外汇储备就增加了1010亿，能够用贸易盈余加上外资直接投资（FDI）来解释的只有500多亿。他认为：“这无法解释的500亿中起码有一半以上是热钱，而所谓的热钱是冲着人民币升值才来的，并不是真的来消费、购房、旅游。”与热钱一起赶往这场资本盛宴的还有“搭顺风车”的跨国公司和国内的进出口企业。国资委研究中心宏观部部长赵晓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强调，今年上半年出口增长高达40%，与人民币预期升值直接相关，因为对出口企业而言，人民币要升值，它得先把东西卖出去拿到美元再换成人民币才安全，于是出口大规模上升；进口则纷纷被推迟，因为等人民币升值后它可以买到更多东西。“这就导致了贸易顺差很大的增长，结果表面上看上半年的GDP9.5%挺高的，其实这是超常的。”根据赵晓的计算，上半年GDP增长的9.5个点中，3.6个点是出口带动的，而去年出口对GDP的贡献只有1.3个百分点左右，而假设今年的出口跟去年一样，那么今年的GDP大概只有7%的增长。这就是原来固定汇率下的“无奈”所在。根据蒙代尔“不可能三角”，即一个国家在固定汇率、资本自由流动和独立的货币政策三者之中，只能取其二，中国尽管样样都想要，但实际是放弃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听任外汇储备大量增加——在固定汇率下，来到中国的外汇，无论是热钱还是企业的创汇，央行都得照单全收。中国的外汇储备截至目前高达7110亿美元，预计年底要超过日本成为世界头号外汇储备大国。不过这场资本的盛宴并没有像海外投机家们预期的那样大获全胜。今年初以来，海外分析一般认为人民币应升10%—15%，有的甚至估计是20%—30%。但这次中国政府只允许人民币升值了2%，而有人估算，热钱的炒作成本大约在5%左右。“2%这一数字很值得玩味，它对热钱来讲相当于一个鸡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认为，这样的升值比例让热钱一时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境地。在巴曙松看来，现在的浮动汇率跟原来的固定汇率相比，显然投机的风险要更大，因为人民币有可能升值也有可能贬值，这有不确定性；中国并没有公布一篮子的货币都有哪些，它还可以进行调整，这又增加了不确定性；另外，中国还可以在适当的时候扩大浮动的幅度，什么时候扩大又是一个不确定性。因此，在原来固定汇率下投机的热钱，有一部分可能会怯场而退出。不过，对于风尘仆仆来赶场的热钱，恐怕并不满足于这2%。包括李稻葵、赵晓、陈兴动在内的几位专家认为，热钱还会进，不会出。李稻葵判断的理由是：首先，大部分热钱不是投资在国内证券市场，也不是直接放在银行，可能更多的放在一些地产和其他实业。其二，即便它放在银行，它一下出去也不容易，因为现在还是管制的。最主要的是，这次的升值2%实际上是开了个窗口，它是为今后人民币调整埋下的伏笔。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人认为，由于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美元最终是要跌的，所以人民币对美元还有升值的空间，大部分热钱来自于美国，它们这么走了划不来。赵晓则用“乞丐效应”比喻说：“有个乞丐在你们家门口，你要不给他钱其实也挺好的，你一给他钱结果你们家来了20个乞丐，热钱的流动跟这个有点像。”他认为，升值2%，市场肯定不会觉得到头了，有可能会激起更多投机的反应。赵晓还警告说，现在很多人都在关注人民币幅度的调整，其实更重要的是这个机制的变化。“现在允许每天波动3‰，那十天就是3‰的10次方，一百天就可以波动30%，这是很厉害的。”他说。借用一句当前证券市场上非常流行的话，“开弓没有回头箭”，汇率浮动的推出，就意味着温家宝、周小川、胡晓炼踏上了新的长征路。这场战役的成败，接下来一段时间的博弈非常关键。“无论如何，过去两年里，这么大的游资冲击我们在固定汇率下都抵制住了，现在浮动汇率对热钱的威慑作用将更大。”巴曙松说，“在原来固定汇率之下，球在投机资本手里，它一踢过来我们只能防守；现在球在我们手里，我们往哪踢都是我们说了算。”此次人民币汇率调整，中国强调了“三性原则”——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与当年日本不同的是，日本就是按照既定的程序非常透明地逐步升值的，因此十分被动，而中国现在表现出的主动性，使我们还有很多牌可以打。”巴曙松说。附文2：从汇率改革寻找改变中国的线索——专访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贝多广记者 钟加勇当前，尽管有国际势力升值压力的鼓噪，但本质上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的阶段，中国有主动选择新的汇率机制的内在需要。过去十几年我国大力推行的引进外资、激励出口的对外贸易政策，给国内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做出了很大贡献，但以此为政策目标的汇率机制也积累了连年的贸易顺差和超常规的外汇储备，最终开始强烈影响到宏观经济运行的健康。为改变这一发展模式的弊端和协调内外经济的平衡，需要加快改变汇率形成机制。央行此次主动“解冻”意义重大。调整汇率形成机制甚至可以说是国内经济政策的一个转轨：一方面可以帮助中国适应全球化、适应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另一方面，通过汇率政策等手段，有助于把现在中国依靠外需和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改变为内需推动、以内部为导向的增长方式，达到内部经济平衡。对此，本刊记者专访了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贝多广。《商务周刊》：中国汇率升值是否会瓦解“双循环模式”？贝多广：汇率起一些作用，我认为这些生产要素都应该走向市场化，让市场来决定，以前都是政府来控制的，但未来应该更市场化。现在升值走向多少对出口会带来一定的影响，问题在于以前都是鼓励出口，将来战略要有调整，当然这需要有一个过程，不能说内需机制还没建立起来，就把出口先“刹”掉了。它要逐步让这种出口的隐性成本能够反映出来，然后让更多的企业考虑国内的需求。实际上，我觉得发挥市场功能是最大的核心，要把市场价格反映出来，而不要再继续扭曲的价格，尤其是要素价格的扭曲。过去由于这种扭曲，使该有的成本没有反映出来。比如以前投资过度，土地没有成本，资金、水、电的成本严重低下，显得投资好像很赚钱，但实际算入这些成本以后，很多投资甚至是亏损的。应该让市场真实地把价格信号反映出来，才可能有助于战略转变。《商务周刊》：为什么说“中国造商品，美国发货币”的战略不可持续？这种模式到底中国还是美国占了便宜？贝多广：这是个历史阶段，不能说谁占了谁的便宜，中国在目前阶段可能你的能力也就是这样的，就好像农民工进城，他也抱怨说为什么城里人赚得比自己多，但是他也必须经历这个阶段，可能要先站稳脚跟，到一定的时间再起跳。中国过去确实需要经历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但到了现在，我觉得应该明智的、实际上也是自然而然的提出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还要一直给别人打工？我认为现在到了改变的时候，一是有了进一步的愿望，二是有了这种可能性。《商务周刊》：如果坚持中国就是做世界工厂，这个模式可持续吗？贝多广：这种模式有好的一面。中国因为人口巨大，需要解决就业问题，而中国制造最大的好处就是解决了相当一部分人的就业，尤其是加工业。沿海的工人，主要就是内地培训后的农民和农民的后代。对美国来说，它买到了廉价的产品，所以美国最近几年没有通货膨胀，消费水平也提高了，这多少有一些“中国制造”的因素在里边。同时，它还可以利用中国的外汇储备，就是中国赚完的钱最后还要落入它的口袋。我们把钱拿出去买美国的国债只有5%的回报，人家投资进来设厂基本上是15％的回报，中间差了10％，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循环。但反过来说你说我们过去走错了吗？好像不那么简单。首先，我们一定要经历这个阶段，要不也没有外汇储备，没有这5%的回报；第二，这么多工人，也需要组织他们生产，实际上中国最缺的不是钱，而是组织生产。换言之，中国最缺的是专业投资的人，尤其是企业家的精神在目前的体制下还受到相当大的压抑。实际上国外来的FDI真正起到的作用除了技术、资金外，就是它真正代表企业家精神来投资，把工人组织起来了，这就是它的贡献。实际中国并不缺钱，但是谁去拿这个钱去投资？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例子，比如西部地区，当地就很缺企业家，所以它就要引入香港、台湾和沿海地区的投资家去投资。《商务周刊》：各地政府目前还在大量引入FDI，它们主要也是为了这个吗？贝多广：它有历史演变，最早1980年代刚刚改革开放可能真是缺钱，因为当时我们的外汇储备太低了，而且储蓄当时是没有剩余，甚至国家还有赤字，等于是一个很低的温饱水平，这就需要外资推动。我理解当时是资金，后来才是技术和管理，再后来大家发现，这些还都是表面的东西，最关键是它带来了投资的理念，实际上也就是企业家，这个才是中国最缺的东西。《商务周刊》：那么，现在中国是继续引入FDI的同时引入资本的效率，还是应该发挥我们本土金融的效率拉动内需？贝多广：这不是一步到位的，原来那些吸引外资的政策不会马上退出舞台，它还会有它的历史作用，但主导地位会慢慢降低。等到中国金融的结构比较完善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会发生变化。因为中国自己的资金很多了，如果中国也有很好的金融机制，就能找到合适的投资机会，那时候FDI的成本也就会提高，不像现在这样，我们自己都是稀里糊涂的，都是它来捞外快了。我们现在还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政府在里面发挥比较大的作用。本来是一个市场演变的过程，但是既然现在还是政府主导的话，政府就有责任来推动和引导这种变革的出现，搞得好也是政府的功劳。所以政府应该积极的站在战略高度来推进这一点。《商务周刊》：但是现在内外资合并税受到的阻碍，也表现出了我们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的摩擦很大。政府会不会有路径依赖，还是会继续大量引入FDI，然后依赖出口拉动经济增长并获得政绩？贝多广：这个就是我们国家管理体制上一个突出的现象，每一个部门管一个领域，铁路警察各管一段。但我们讲宏观经济都不是讲部门，而是讲整体总量，可能这个部门做好了，但是别的部门受影响，最后加到一个总量上可能是吃亏了。这需要站在更高的战略高度来考虑问题。如果说所谓的宏观政策是交给一个部门来管的话，那肯定它是有片面性的。《商务周刊》：中国金融如果要推动内需的话，您觉得哪几条最重要？贝多广：比如依靠金融创新刺激消费，选择可持续的投资进行贷款。另外要调整金融结构，当然核心是国家要制定一个刺激内需的战略型的政策。这个可能是对国家整个经济模式的转换。这里面的问题不是就消费而消费，多发一点钱就消费起来了，实际上内需不足有很多制度性的因素在制约。所以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还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文化问题，这就要做很多具体的政策性工作。实际上人们对收入的预期，对改革的预期，对养老保险的预期都会决定其今天的消费。附文3：汇改“突袭”中国企业面对这场汇率改革风暴，中国企业准备好了吗？记者 张娅 王晓玲 商思林 袭祥德 胥晓莺市场期盼已久的人民币汇率改革，以一种“出其不意”的时间和方式尘埃落定。一时间，“2.1％升幅”、“一篮子货币”以及“管制浮动”，成为最热门的中国经济话题。然而，相对于经济学界以及评论界的纷纷表态，受到实质影响的中国企业们却低调得多。7月22日，沪深两市全面飘红，两市指数在随后的三天里连续上涨。涨幅居前的基本为石化、地产、航空等板块的上市公司。即将公布半年报的中石化和国航均表示，这次的人民币升值将对其业绩产生正面影响。国航方面还透露，在此之前，公司已经购买了美元债，其购买和租用飞机业也同样使用美元。与此同时，中集董事会秘书办公室相关人士认为，由于早在一两年前中集成立了专门部门进行研究，从目前情况来看，除股价变动外，汇率调整对今年业绩不大。根据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分析，总体来看，由于人民币的升值，外汇负债类、原材料和部件进口类、投资品行业可能受益，但以出口为导向的企业将在此次汇率改革中遭受打击。格兰仕空调市场总监赵为民坦言，对于此次汇率改革，这家企业心理上早就打过预防针。“人民币升值的大环境已定，我们早已采取应对措施，例如：争取客户感情认同，提价或者和客户共同来承担一半的损失；买断银行远期信用证和采用‘远期套汇’的办法来‘固定汇率’等办法，尽量减少出口损失。”他说。目前，国内空调行业出口的平均利润在3.5%，人民币升值2%，将导致空调出口成本急剧增加。赵为民表示：“从长期来看，人民币汇率对企业的影响将从变量变成常量，这对企业是一个挑战——大企业将变得更加强大，一些小企业和出口业务比较少的企业将惨遭淘汰。”家电制造商海信集团负责国际业务的经理熊绪芝同样称，公司已经提前进行了一些准备工作，比如在财务运作方面减少美元储备，在付汇和收汇方面采取保值措施。她透露，针对前段时间欧元的贬值，海信加强了对外的原材料和零部件的进口，减少国内采购，这在人民币升值以后也可以成为规避风险的一种手段。今年9月初，海信在其主要出口地欧洲设立的最大生产基地将投入生产。“下半年海信重点发展的是美国市场。”熊绪芝说，中国彩电企业过去出口多是以贴牌的方式进行，而且各自的集中度都比较高，所以影响有限。她认为，汇率变动以后海信开拓美国市场也会变换一些方式。”8月初，熊绪芝将到深圳参加一次由中国视像行业协会组织的会议，其中一个重要议题就是怎样应对汇率变动所产生的风险和机遇。“其实，国内彩电企业所面临的情况都差不多，在汇率改革中主要的竞争对手还是国内同行，在这方面企业的办法是有限的。”熊绪芝说，更多的应该是政府的扶持和指导，比如说行业补贴、加大出口退税力度，对企业经营行为进行指导等。相对于上述出口量较大的企业，浙江生产低压电器和输配电设备的民营企业正泰集团发言人廖毅则承认，由于公司国际贸易量比较少，以前完全没考虑过汇率的风险。正泰目前也还没有具体措施来应对此次汇率改革。至于升值对纺织业出口的影响，金融界曾做过量化测算，人民币升值5至10%，可能将影响纺织业大约100万工人的就业。这次升值控制在2%，无疑是考虑了中国出口特别纺织行业的承受程度。北京铜牛进出口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余后生认为，纺织行业的出口从发货到收到货款的周期大概为3－4个月，如果企业收汇的时候以美元成交，受到的影响会比较大。“今年纺织行业变化多，我们精力主要在应对重新设限方面，应对汇率的措施少一些，”他透露，尽管签下的单不可能调价格，但以后的出口价格可能不会一年一签，可能会分月分季签，也可能和客户找一个基本汇率，或者浮动汇率，或者不一定以美元为单一成交价。尽管如此，北京服装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高佩琨依然认为，公司对由此造成的风险无法防范。“我们只能和客户商量价格，但是没有主动权。”他抱怨到，“纺织品行业市场化程度最高，在长期恶性竞争下，如果我们单方面提高出口价格，只能是拱手把订单让给别人。”事实上，尽管国内纺织行业出口占的比例很大，利润却很薄，比如棉纺织行业就只有5%左右，因此，人民币2%的升值对这些企业影响很大。但跨国公司显然更熟悉这样的游戏玩法。世界最大的棉花出口企业美国达利文公司中国首席代表吴可明透露，一些西非和澳大利亚的棉花出口商很早就做美元和欧元以及澳大利亚元的套期保值。“对于跨国公司而言，因为这几天美元也有所升值，人民币2%升值的影响被消化殆尽。”他表示。“汇率也是反映供求变化的，变是正常的，不变是不正常的。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生存就应该去适应这种价格信号，然后不断的调整。世界上现在也有很多防范汇率风险的各种手段，进出口较多的企业应该做好这种准备。”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董事总经理贝多广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也提及，很多跨国公司都有一套汇率风险的防范体系，这是其财务部门的基本工作之一，比如它可以做未来的外汇调期，如果预期外汇下降的话，就可以提前做一个换汇的动作，卖出保值，锁定风险，只是花一点成本费。国外的金融机构也会主动帮助企业做各种安排以防范汇率风险。他认为，随着中国汇率机制的改革，将来国内这些配套的市场都会应运而生。对于此次汇率改革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影响，市场上的另一个关注焦点是前段时间由于聚集了大量游资而遭政府宏观调控的房地产业。数据显示，投资上海楼市的资金有约10%是国际资金，在高端房地产中，外资更占到了50%。据上海道邦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林荣时介绍，在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下，国外基金蜂拥而入，据他们不完全统计，活跃在上海找项目的外国基金已经不下100个，不少基金委托他们寻找合适的高档写字楼项目。林荣时说，基金的基本要求是地段好，租金稳定，物业管理和楼宇质量好。从这个角度分析，此次人民币虽然放开了过去的机制，并上调2%，但实际效用不大。“蜂拥而至的外国游资更多的是看好眼下上海写字楼市场的上升趋势。”他说。林认为，眼下最不确定的因素是人民币是否还会在近期进一步升值。但因为高档写字楼的价格和租金双双上升，而且写字楼的进入和退出都有一定的时间成本，所以，外资如果真的是赌人民币升值，如果升值空间不超过15%或者20%，外资退出的可能性不大。 值得一提的是，人民币升值前一个月的6月8日，上海对外经济贸易企业协会举办了一期金融论坛，以讲座的形式为协会中各进出口企业讲解人民币汇率问题。共有168家企业报名参加了这个讲座。协会培训部主任黄家宽透露，这个讲座是应会员企业的要求举办的。他认为，今年3月两会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讲话后，人民币升值已经成了定局，惟一的问题就是时间了。但由于汇率毕竟还没有动，不好直接以这个名义讲，所以用“金融论坛”的名义召开，但实际上讲的就是汇率问题。“这次讲座的针对性比较强，就是请专家讲汇率将如何变动，企业如何应对。”黄家宽说，协会定期会应成员企业的要求，安排一些汇率风险的讲座，去年12月的一次讲座，即包括我国利率、汇率的发展趋势，企业汇率风险管理方式及管理工具，以及国外企业的一些经验案例。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尽管一些以出口为导向的行业的相关协会组织已经对汇率改革有所警觉，但许多企业依然很难从中获得实质性的帮助。在中国企业如何适应人民币汇率新“游戏规则”方面，行业协会和相关部门还需要承担更多的职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