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对市场均衡的影响 影响证券市场的两个税收问题



证券市场是资本市场的主要组成部分,它几乎已经是资本市场的代名词。影响证券市场的税种很多,限于篇幅,本文只讨论养老金税收优惠和证券交易印花税问题。

世界各国的养老保险体系,都可以大致地分为三个支柱,第一支柱是政府发起、政府管理的强制性的社会保障基金;第二支柱是企业年金,就是由企业或者行业协会等组织管理的、由雇主和雇员共同交纳一定比例的,雇员养老保险基金,(主要投资证券市场或相关实业企业),第三支柱是个人养老金帐户。

社保基金具有强制性,有些国家直接叫社会保障税。进入新世纪,似乎所有国家都在酝酿社保改革,但没有非常确定的方向或标准,所以至今大部分社保基金仍采用现收现付制,仅仅保障全民的最低生存标准而已,即使沉淀资金较大,政府部门作资产管理的效率也远不及竞争性的资产管理机构,所以社保基金很少作实业投资或证券投资。日本投资基础设施,结果很失败,任何实业投资都有风险。新加坡通过证券投资基金投资股票市场,但连续时间数据较短,还不足以证明什么定论。股票市场即使长期地看也是风险很大的,风险的本质就是不确定性,美国企业年金担保公司的资产42%投资于股票市场,但2003年度已经资不抵债。

企业年金,是第二支柱在我国的统称。在其他企业年金非常发达的国家,企业年金分为几个更细致的方面:在法律法规方面,叫雇员养老计划,著名的有美国的401K计划等,是一种标准化的雇员福利制度;在资金方面,叫年金基金,是专业化管理的信托基金或投资基金。管理得特别成功的例子,有美国的联邦政府雇员勤俭储蓄年金和教师协会退休年金等。企业年金主要投资证券市场,包括股票和债券等。在税收方面,普遍享受很多的优惠。

企业年金的基金管理,大概有三种方式:信托基金、对外投保和职工持股计划(简称ESOP)。国外通行的作法是,企业年金的交款在企业税前列支,年金的收益免交企业所得税。企业年金是证券公司、投资公司和投资银行等资产管理行业最大的客户,无论信托基金、保险基金、持股基金,都需要职业的证券从业人员代为管理。

个人养老金帐户,作为第三个支柱,要求必须是在银行或共同基金等金融机构按规定开立的个人帐户。和企业年金一样,个人养老金帐户一般都会得到政府的税收优惠,这是国外鼓励私人资本投资证券市场的重要措施。个人养老金帐户享受的税收优惠,在各国大致相同。以美国的IRA帐户为例,所有70岁以下、有工资收入的人,无论是否已参加其他养老计划,都可以在银行或共同基金等机构开立一个IRA,该帐户可以很方便地在不同银行和基金之间转户,存入该帐户的工资免税,但每年存入金额不得超过2000美元,该帐户收益也免税,只是在将来提取用于消费时才记入应税收入总额。

储蓄和投资之间的缺口,是所有宏观经济政策关注的指标。美国的基金业,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起飞,连续二十年两位数增长。养老金基金促生的投资基金业繁荣,也是催生新经济的温床,谁敢说美国上个世纪末基金业的飞速发展与美国连续十几年的增长奇迹没有直接关系呢?事实上,企业年金不仅宏观地改变了其金融市场结构,也从微观上影响了企业的治理结构,提高了美国整个的社会生产力和创造力。共同基金对持股公司的关注和影响已经不是微不足道了,德鲁克写过一本思想深刻的书,《无形的革命:养老金基金来到美国》,也有人把该书译作《年金社会主义来到美国》。投资不再是少数富人的事情,而是全民的日常话题,对上市公司的监督来自全社会的股份所有人,这些都直接影响企业管理层的价值取向。

共同基金在中国得到了政府政策和方方面面的大力支持,近年来发展很快。我们曾(用2002年底数据)作过一个简单的宏观的基金化率比较。

 

国内外基金化率比较

(共同基金净值/股票市场总市值)

 

说明:该表为2002年12月31日统计数字,迄今四个国家中只有中国的相对比值发生了较大变化,但变化主要发生在2004年春,本表尚未作调整。另:基金总资产和股市总市值之间没有线形关系,从统计总量看2002年底基金资产中只有37%为股权资产。

英国的基金化率,看似较低,但其绝对规模很大,且不考虑到英国的人口和经济总规模,伦敦作为较早的国际金融中心,股票市场的外国上市公司很多,分母大,导致相对比值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股市极度萧条,给企业融资和恢复国民经济带来巨大困难。1951年6月,日本颁布《证券投资信托法》,野村、日兴、大和、山一等四大券商首先注册了基金业务,有效地利用投资信托制度把大众资金引进了证券市场。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崩溃,投资基金资产急剧减少,基金业随即进行了改革,所以至今仍有不小的规模。

影响投资基金的关键因素,是投资的税收待遇,因为所有的正当投资都是有风险的,所有投资都是有益于社会稳定和持续发展的。我国目前还没有作为第三支柱的个人养老金帐户税收优惠。第二支柱的企业补充养老保险还在起步阶段,特点是:采用个人帐户的积累模式;一般只是企业缴费,个人不缴费;交款来源是企业的福利基金和奖励基金,基本不能享受税收优惠;积累基金只能存银行或者买国债。第二支柱最大的问题是地方政府垄断,资产管理是风险很大的竞争性行业,必须交由专业的资产管理机构管理,企业年金的所有权人是千千万万的普通劳动者,他们有权选择信托人。发展企业年金,与其强制地规定一个法定公益金计提标准,与其政府出面担保其安全性,不如制定激励性的税收待遇。

事实上,2000年12月,国务院已经发布《关于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试点办法》,确定企业年金采用个人帐户方式管理,实行市场化方式运作,企业缴费在工资总额4%以内的部分可以在成本中列支。但是谁来管理、如何增值、增值部分如何交税没有明确规定,在中国,将企业年金和职工持股会结合的例子一个也没有出现。一个客观原因是中国股票市场的承载能力和投资功能还不足以支持这些基金入市。

一方面,等待融资的公司排着长队,另一方面,监管部门又不敢“允许”养老金大规模入市。除了融资功能和投资功能,中国证券市场的另一项功能是制度供给,上市公司在企业制度方面起着试点和先锋的作用,上市也是国有企业改制的一条有效途径。各方面对市场的关怀备至呵护有加,我们的确很认真地学习外国经验,也很谨慎地发展证券市场。但是,组织合规资金入市,难道不是唯一正确的方法吗?却受制于很多旧体制旧观念的束缚,比如,养老金投资的税收优惠问题。也许实名制还有漏洞,也许偏远地区的有些人不知道保护和争取自己的权利,但至少应该让他们看到这些权利的真实利益,他们才有争取的动机。

生产的社会化不仅影响到劳动方面,也影响到资本方面。养老金将是证券投资的主体,不能简单地说说要大力发展机构投资人就完了。证券投资的税收立法也应该从这样的着眼点出发,因为证券市场早已不是二百年前冒险家的乐园或极少数极富有的人尔虞我诈的赌场,它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储存养老金的蓄水池。

证券市场的发展,带来相关税种的发展。证券交易印花税曾被认为是个易征易管、平拟股市波动的兼具公平与效率的好税种,但后来的理论研究和实证检验都表明,平拟股市波动的作用是不存在的,投资人认为有收益才买进,认为有风险才卖出,交易印花税只是增加了交易成本,降低了交易所的竞争力,加重了投资人的负担,是典型的拖累税。

在各国争先恐后地鼓励投资吸引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出台后,英国却迟迟没调整印花税,引起了英国金融界的强烈不满,伦敦股票交易所的总裁在一份报告中疾呼,“单单对自己国家公民的养老金、保险金等投资于自己国家的公司股票或债券反复地征税,无论如何不能说有多少公平可言”。

 税收对市场均衡的影响 影响证券市场的两个税收问题

易征易管实在不是征税的依据,所以很多国家都取消了印花税,或者降到了非常低的水平。日本1999年取消印花税,美国的印花税率为0.00125%,只有英国,还保持着1968年定的印花税率0.5%,但取消的呼声极高,因为该税种只针对英国居民买英国公司股票的交易行为。在英国,卖股票不交税,英国居民买外国公司股票、外国居民买英国公司股票、外国居民买外国公司股票都不交税。在欧洲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印花税明显影响着伦敦交易所的竞争力和英国作为公司注册地以及伦敦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图5   印花税率比较(%)

国内的印花税率已经降到0.2%,但是对买卖双方都征收,实际税率等于0.4%,考虑到新兴市场的换手率较高和2/3股票不流通,投资人实际支付的印花税是相当高的。如果再考虑实际的股票分红这样真金白银的问题,比较一下印花税总额和股票分红总额,中国投资人在证券交易环节的税赋是最高的。政府对市场的责任之一是保障交易的顺畅、安全和效率,而不是挡在碍口收一点“真金白银”,政府可以通过发展经济扩大财政收入,毕竟所有企业和个人会把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净收入作为所得税无偿交付政府。

市场不仅是交易的地方,更是定价的地方,价格信息的功能甚至超越交易本身的意义。资本市场的效率,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交易效率、定价效率、功能效率。交易效率是定价效率的基础,定价效率是功能效率的基础。资本市场的功能效率,还严格地受到资本市场以外的宏观经济因素影响,不仅仅取决于其自身的组织完善程度和信息-定价反映速度,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市场就是很好的案例。同理,即使资本市场不是一个接近完全竞争的市场,即使市场的交易效率相对较低,其功能效率可能仍然较高,比如近十几年来的深沪股市。

资本市场的功能效率,是形成经济社会平均利润的试验和模拟。对于市场经济而言,证券市场至关重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资本市场,否则资本无法定价、无法交易。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本必须具备足够的流动性,才能提高社会资源配置效率,或者说社会生产力。如果没有发达的资本市场,资产的估值就缺少了一条最重要的参照基准线。单个工商企业的价值,可以根据其正常经营的未来现金流的价值来估算,可以按照清盘拍卖各项有形资产的估计价格加总来估算,也可以根据各项资产的历史成本或重置成本来估算。但并不是各项资产都有历史成本,很多资产是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形成的,比如商标商誉等。如果没有资本市场的资本成本作参照,即使所有会计都不作假帐,一个企业的价值总额也是五花八门不能统一的,不会有确定的准价。比较而言,美国的资本市场很发达,华尔街的金融分析师可以大致地估计出每家上市公司来年的收入和利润,投资银行可以根据市净率为IPO定价,几乎完全依靠注册会计师对资产估计的帐面价值。总而言之,推动我国证券市场发展和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至少可以从这两项税收的改革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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