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固定汇率制没有罪
对固定汇率制持非议态度的不少。有一篇文章的题目是：“固定汇率制的罪状。”我认为，不管是采用固定汇率制度，抑或采取浮动汇率制，都有一个因地、因时制宜问题。日本投降后。百业萧条，1949年日本经济才有所恢复。那时。日元也与美元挂钩，日元对美元的比例为：360﹕1。这一比值一直维持了22年之久，直至于1971年12月，才调整为：308﹕1。但真正实行浮动汇率制要到1973年2月布雷顿森林解体才开始。日本就是多亏这一比值的长期持续，才赢得战后能够依靠大量出口带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日本的产品也赢得了价廉物美的好名声。我们采用：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从1999年4月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我国的汇率制度归类由管理浮动制改为固定盯住制。即使全算是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也只有十年。
我国汇率制度几经变化。1994年前，我国实行官方汇率与调剂市场汇率并存的汇率制度。1994年起，两种汇率实行并轨，取消官方汇率，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说是固定的，实际也是变化着的。1994年1月1日1美元兑换8﹒70元人民币，到2002年底1美元兑换8﹒28元人民币，9年人民币兑美元的变化比率为5﹒1%，即人民币9年升值5﹒1%；年均变化率为0﹒56%，即人民币年均升值0﹒56%。其中，变化率最大的年份是1994年，由年初的1美元到年底的1美元兑换8﹒48人民币，人民币升值2﹒6%。1995年则升值了1﹒56%，其它7年只升值了0﹒94%，并且这种变化是单方向的，即表现为人民币的升值和美元的相对贬值。这说明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长期保持稳定。而与此同时，经济变化的情况是：中国的GDP年均增长率在8%以上，而同期美国GDP年均增长率是4%左右，两国的基数可大不一样；再看通货膨胀情况，美国一直保持在年均2%以内的低通货膨胀率水平，我国的通货膨胀却出现了阶段性的特征；几年中，两国都根据当时市场运行情况，运用了利率杠杆作用。1994年我国一年期存款利率为10﹒98%，因为1993——1995年我国是严重通货膨胀时期，此后经过多次下调一直到现在的1﹒98%；而同期美国利率波动较大。以美国国库为例，1994年只有4﹒27%，1997年为5﹒0%，1998年为3﹒75%，2000年又调整为5﹒0%。（以上数据摘自肖鹏飞 2004年5月27日 人民币汇率制度分析一文）虽然人民币与美元之间的比值的走向不完全吻合，但是总趋势是一致的。在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对中美两国经济发展的看法。美国经济是巨额贸易赤字与经济持续繁荣并存，美国贸易逆差没有损害美国经济，反而对美国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中国出口高速增长，也不是由于人民币币值高估造成的。以上数据至少可以说明，人民币与美元挂钩是对的。它保持了人民币汇率的大体稳定，保护了出口竞争力，维持国内生产的稳定，实现了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效果是好的。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经济在大力吸收外资的同时，奉行了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实施这一战略以后，我国外贸年均增长16﹒7%，经济年增长9﹒3%，贸易增长高于经济增长7﹒4个百分点，成为国民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由此，我国经济增长对外贸的依存度不断提高，1978年我国外贸依存度9﹒5%，1985年为22﹒7%，1995年达到45%，2003年进一步提高到60%，2004年接近69﹒3%；我国外贸在世界排名也从1980年的第26位，2004年跃居世界第三。既然是如此成功，当然也有固定汇率制度的一份功劳，就不能称之有罪。
当然也有不足之处。稳定有“余”，而灵活不足。这有当时的背景。我国外汇底子薄。1993年底，我们的外汇储备只有212亿美元。我们对外汇控制是非常严的。看看我们的汇率制度。我们当时汇率制度形成机制由企业结售汇制、银行外汇结算头寸限额制和中央银行干预三个环节构成。为了实现稳定汇率、保护出口竞争力的汇率政策目标，中央银行成为外汇供求差额的最后承担者，当外汇市场供给大于需求时，中央银行买进差额部分使外汇市场恢复平衡；当外汇市场供给小于需求时，中央银行售出外汇弥补差额使外汇市场恢复平衡。实际上我们的外汇市场是中央银行亲自掌握着的。灵活性可能是差一点。这样做是否让人民币的币值被大大地高估，让肥水流到外人田里去了呢？不是的。评价币值现在还没有一个科学标准，主要看一国的贸易的顺逆差。2月5日，应邀前来英国与西方七国集团财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举行对话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从我国国际收支的状况看，人民币汇率没有被大幅低估。中国经常项目基本平衡，略有节余，去年全年商品贸易顺差大约为320亿美元，但服务贸易却有大约120亿美元的逆差，因此全年经常项目顺差大概在200亿美元左右。这个数字占全部贸易11500亿美元的不到2%，占GDP的比重也不到2%。（作者注：2004年经常项目基本平衡。前几年还不到这个数字。）
曾经担任过美国财政部东亚事务的负责人、卡内基和平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盖保德干脆说，就中国的全球贸易状况而言，并不存在大量顺差。中国外汇储备的增长跟汇率没有直接联系。所以我们不能把欧美一些国家对人民币汇率的指责，都算在固定汇率制身上。
至于浮动汇率，我们也不能孤立起来谈浮动汇率什么都好。从长远看，固定汇率制向浮动汇率制转变是历史的必然。但实行浮动汇率是有严格的条件的。汇率是两种货币的兑换关系，应该相对稳定。由于当今世界信息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资金的跨国流动也变得日益便捷，而外汇市场又是流动性最好的市场之一，自然成了国际炒家的竞相角逐场所。汇率就有可能被炒得大起大落，引起经济剧烈波动。1992年9月以索罗斯的量子基金为首的国际炒家对英镑的狙击，最终使得坚决捍卫英镑币值的英格兰银行一败涂地，而国际炒家则满载而归。1995年4月日元兑美元曾一度摸高至于79﹒75日元，可是转眼3年后却跌落到147日元，其后依然是上下波动不止，尽管日本央行不断地进行大规模汇市干预。现实的情况是，几乎是那里有金融风暴，那里就有炒家的劣迹。再回过头来看看我们的经济状况。我们的经济虽然发展很快，但还有不少薄弱环节，我们金融体制就十分脆弱，如果汇率激剧波动，便有大批企业会出现经营困难，甚至达到破产地步。由于现代企业都是高负债经营，这样就会把银行也拖入。如果这时候一些国际贷款人感到形势不妙，很可能提前逼债或抽逃资金，从而触发金融危机；进而还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纯粹的、完全的自由、浮动汇率制在理论上存在，在实践中也是难以立足的。香港的联系汇率制是比较成功的。香港金管局5月18日宣布了三项措施优化联系汇率制，使美元兑港币保持在7﹒75～7﹒80之间。可见，任何政府都是注意维护汇率稳定的，不会放任汇率自由浮动的。
温家宝在6月26日在第六届亚欧财长会议上谈人民币汇率改革三原则时，说得非常明确。温家宝总理说人民币改革必须遵守三条原则：即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 主动性，就是根据中国自身改革和发展的需要，决定汇率改革方式、内容和时机。汇率改革要充分考虑对宏观经济稳定、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影响，考虑金融体系状况和金融监管水平，考虑企业承受能力和对外贸易等因素，还要考虑对周边国家、地区以及世界经济金融的影响。可控性，就是人民币汇率的变化，要在宏观管理上能够控制得住。既要推进改革，又不能失去控制。避免出现金融市场动荡和经济大的波动。渐进性，就是有步骤地推进改革，不仅要考虑当前的需要，而且要考虑长远的发展，不能急于求成。
总理还恳切地说，中国支持采取灵活的汇率制度，但不会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仓促行事以免引发经济震荡。中国的长远目标仍然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以求人民币的汇率能稳定在一个合理、均衡的水平上。”
据此，我认为，在目前不要急于全盘否定固定汇率制，而是应该“先松绑，后改革”。即把原来汇率控制过严、过宽的部分先松下来，再进行汇率制度改革；以名副其实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以取代现行的固定汇率制度。简单地说，就是坚持稳定性，增加灵活性。
坚持稳定性，因为货币说到底是价值尺度，是一杆“称”。利率、汇率都是货币工具。作为工具，它的先决条件是稳定。改革不能像美国一些精英们所说把汇率一下子调高几十个百分点！2003年9月13日，中国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在北京科博会上回答提问和发表演讲时称。中国需要一个稳定成长的经济环境，而通货膨胀率最低的国家，都是采用固定汇率制的国家，一个最简单、最透明、最清楚、并是最可控制的汇率制度，才是对中国最有帮助的“因此，最稳定的货币增长率才是最好选择”。由此可见，不管我们采取什么样的制度，先决条件也是能否为经济发展创造一个稳定环境。我们主张最终要让汇率以市场供求为基础，但不是由炒家的搏奕来决定；让汇率不是简单起个“反映”作用，还有调节作用。可控性是必不可或缺的。
上世纪九十年代，东南亚金融风暴骤起，亚洲经济普遍呈现出颓势。世界各经济体预测“人民币将贬值”，如果我们当时采取浮动汇率制度，无疑会使亚洲经济雪上加霜。但是中国没有这样做，依然保持了人民币的原有的汇率，不仅使周边国家在与中国进行对外贸易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损失，中国经济仍保持了持续增长。那时候，固定汇率制倒是立了功的。
增加灵活性，先做好为实现“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改革做好基础工作。把银行改革搞好，把外汇批发市场发展好，完善好。通过在外汇市场中建立银行做市商制度，来增加外汇市的交易品种，扩大市场的交易主体，给外汇市场注入更充足的流动性，使得银行间外汇市场上的外汇供求更能反映出各商业银行的真实交易意愿。以此来提高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程度，提高人民币汇率的弹性。与此同时还要抓紧做好有关金融人才和法律人才培养和财务规章制度建设，提高公司治理能力和应对国际变化的调控、监管能力。
增加灵活性还可采取一些技术性措施：包括放宽资本管制和经常账户管制；逐渐增加汇率弹性；放宽汇率波动区间；把汇率联系制度从单一与美元挂钩，逐步向篮子货币挂钩转移；适当调整主外币利率等等
在2005年4月24日博鳌亚洲论坛“亚洲一体化和经济增长”分会上，国家外汇管理局付局长魏本华说：“资本账户开放在工业化国家都是需几十年的时间才实现的。”汇率制度改革是急不得的。现在最重要的要稳住阵脚，沉着应对，简单地否定固定汇率制度是不可取的。对固定汇率制更不能采取一棍子打死的办法。（2005年7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