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前不久，卫生部专门启动国内首个肝脏移植科学注册系统（CLTR），收录了1.2万多个肝移植患者的详细信息，全国27个城市共61家获准进行肝移植的医院和中心参与了这个体系，必须遵照相关规定将所有肝移植患者的资料及时上传。此系统成为美国肝移植注册和欧洲肝移植注册之外，世界上第三个肝移植数据库。
◎曹玲
为了对研究和医疗机构实体器官移植状况进行及时评估，美国于1987年成立了移植受体科学注册系统，包括肾脏、心脏、肝脏、肺、肠和胰腺的移植信息，数据来自由全国医院和器官获取机构所组成的器官获取和移植网络。此系统收录了目前和过去的移植信息，包括死亡率、发病率、生活质量、器官分配、捐赠者名单、器官等待名单、器官获取及移植结果等内容。欧洲的肝移植注册系统于1997年成立，到目前为止有70个中心加入，收录了自1986年至今7万多例欧洲的肝移植手术实例。 尽管中国目前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器官移植大国，近年来每年进行的器官移植手术已经超过1万例，但是“器官移植领域的各种统计数字一直混乱不堪，各中心情况不同统计方式不同，有些数字高得离谱，以至于卫生部也无从把握中国肝移植的现状究竟如何”。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表示，“建立器官移植的科学注册体系和行政注册体系是规范器官移植的重要步骤，卫生部授权此系统是因为通过它能够了解全国肝脏移植的现状和趋势，为建立中国的器官移植机制和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2005年，由卫生部支持、安斯泰来制药（中国）有限公司资助，中国肝脏移植科学注册系统正式成立，委托香港大学玛丽医院范上达院士管理。
为何要选择香港地区医院进行监管？对此，黄洁夫说：“香港地区的器官移植不仅技术先进，而且有着高效、有序的管理模式，而范上达院士在移植领域享有很高的声誉。”范上达被誉为“香港器官移植之父”，1991年，他实施了香港地区首例成功的肝脏移植手术，1996年，他领导的队伍进行了世界首例成功的成人间活体右半肝移植手术。 中国肝移植注册中心助理主任、香港玛丽医院王海波医生介绍：“根据系统中最新的数据显示，我国2003年后接受肝脏移植手术患者1年总体累积生存率为80.6%，3年生存率为75%，已接近发达国家水平，而在上世纪90年代的生存率分别为40%和37%。” 除了给国家政策制定提供依据外，成立这套系统的另外一个目的是为了通过系统化的术后管理来提高移植病人的存活率。 肝脏移植是技术要求最复杂的器官移植手术。虽然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使移植手术越来越安全，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明显下降，加之新型免疫抑制剂的使用，不仅大大降低了排斥反应的发生概率，而且因为激素的早期减量，患者不会因服药而发胖，从而提高了生存质量，但是，在现代外科的历史上，没有一个领域像肝脏移植一样对术后随访有着如此高的要求。 “能否及时发现和正确处理并发症对许多患者来说生死攸关，能否精确合理地调节免疫抑制剂在血液中的浓度直接影响到移植后肝脏的功能，因此，手术随访的质量与效率对于肝移植受体能否长期生存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复旦大学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樊嘉说，“这套系统对医生和病人来说都是必须的。” 肝移植系统会实时提醒各中心的医生及时对病人进行随访，并根据患者的病情变化调整治疗方案，改变了以往术后随访零星、被动的局面。比如在患者出现发热、肝区疼痛、黄疸、肝酶升高等情况时，医生可以立刻把病人召回医院进行处理。 此外，在有了这个系统后，如何分配器官就变得更加便捷。“以往决定将器官给哪个中心的哪个病人，常常需要一家一家地打电话询问具体情况，有时时间长达6小时，这对器官的保存极为不利。有了这个系统，很快就能从中调取各中心的资料，分配问题可以在20分钟内解决。”王海波说。 而这仅仅是器官移植领域的一个注册系统。黄洁夫表示：“日后所有的器官移植，包括心、肺、肾脏等都应建立相应的系统，使患者从中获益，享受更高质量的移植术后生活和器官分配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