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直面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如何防患于未然？
——访国家开发银行专家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王大用
记者钟加勇
《商务周刊》：在金融全面放开的时刻，背水一战的银行改革要在极短时间内解决旧体制下长期积累的沉疴；人民币汇率的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它不仅牵涉到了贸易、就业甚至还影响了外交。当前的金融局势显然正在考验着中国政府对经济命脉的掌控能力，这其中的不确定因素随时都会发生。因此，搭建一个金融和经济安全方面的应急体系已经十分紧迫，借鉴其他国家金融危机的经验并积极准备应急预案都应该提上日程。我们注意到您很早就做过这方面的研究，您怎么判断我国当前的金融局势和未来金融危机的可能性？
王大用：我强调的一点是，现在并不是说我们出现了危机，而是说要有各种准备，防止金融危机发生，让我们的路走得更好。
我认为笼统地谈金融危机没有意义，要进行区分。金融危机全世界主要就是三种：一是货币危机，二是银行危机，三是资本市场危机。
货币危机体现在一国货币对外大幅贬值。最近的例子就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刚开始就是货币危机，从泰国开始，然后影响到东南亚各国甚至东北亚。在全世界经济史上，这样的例子太多了，阿根廷、巴西等拉美国家的危机也是从货币危机开始的。
银行危机在世界各国也很多，当然银行类金融机构并不一定都挂着银行的名字，其中包括信用合作金融机构等都会发生危机。银行危机突出表现就是银行挤兑风潮，并迅速传染，坏银行出了问题，好银行也跟着遭殃。
资本市场危机的表现就是证券市场价格急剧的下跌，导致股市崩盘。历史上所谓“黑色星期一”、“黑色星期五”也非常多。
这三种危机都要分析它的成因，研究防治它发生的措施，和一旦发生危机的应急办法。我们研究这三个方面是否隐含和潜藏发生危机的因素，然后如何未雨绸缪，提前应对，把问题化解于未然。当然，在一个国家手里要有一旦发生危机应急的预案，就跟发生自然灾害一样，操作某个预案就行了。这就是3种危机要研究的3个方面，“三三制。”
“三三制”
《商务周刊》：那么您认为，我们国家在这三个方面存在什么样的压力？
王大用：货币危机的发生，是一个国家长期以来宏观经济的问题造成的，包括长期宏观经济的失衡，国内需求持续高涨导致高的通货膨胀，对外贸易持续的逆差，资本的外流，以及不恰当的汇率控制等等，这些现象长期持续存在而得不到治理，就必然导致危机突然发生。所以，防范货币危机的基本措施就是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保持国内总供需相对的平衡，就是我们所说的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当然也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对经济持续增长很快的一些国家，包括现在中国面对的情形：长期以来经济发展得很快，产生本国货币升值的压力。这种压力有客观上的经济因素，比如贸易持续顺差、大量国外资本的流入、本币购买力与市场汇率表示的购买力差距拉大。这些经济因素很快就会因为其他国家的不满而伴随着政治因素，在双重压力下，如果一国采取了不够稳健的汇率政策，使本国货币快速升值，就会对本国经济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导致国际竞争力下降，经济萧条。这里最典型的就是日本。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日本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此后经济和政治的压力迫使日元升值，日本人采取了不够稳健的汇率政策，在“广场协议”之后，日本陷入了十几年的经济低迷。
我们在货币危机问题上基本没有前一种压力，我们现在面对的是后一种，就是日本人在1980年代曾经面对的问题。如果我们拿不出一个恰当的汇率政策来进行汇率的调整，就可能重蹈日本的覆辙。因此，我希望国家能选择出一个最适合我们现状，能保证今后发展，而且也有一个良好的对外关系的汇率制度。
不过不管怎样，我们有6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在那放着，是我们稳定国际收支的定心丸，因此关于货币危机这方面不是主要问题，其他方面的问题可能会大一些。
《商务周刊》：您提到了资本市场的危机，现在中国股市正在遭受千点的打击，我们应该怎样看待中国资本市场当前的危机？
王大用：资本市场的危机，很多国家都发生过，远的是1929年开始的世界范围的大危机，近的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些国家的股灾。它对金融系统的扰乱、对经济活动的冲击，都是相当大的。资本市场发生危机的最直接原因是投资者信心的丧失，所以无论是长期的措施还是短期的应对办法，维持、保护投资者对资本市场的信心都是关键，这是原则性问题。讲一千条说一万条，如果让投资者信心丧失，资本市场就会发生危机。
《商务周刊》：我们现在恰恰是对投资者信心维护不够。
王大用：这就看研究和决策者能不能全盘考虑问题。比如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提高监管的法治化，强迫上市公司加大透明度，这些措施从长期看都是必要的，它是长期维护投资者信心的基本要素，但如果在一个时期在处理一些问题的时候，“只抓一点，不及其余”，那就有可能使投资者丧失信心。我们股市的长期低迷，跟我们在解决一些长期性问题时对短期内投资者信心的保护重视不够有很大关系。
当前，证券公司不良资产和挪用客户保证金等问题，都是因为过去内部风险管理不到位，不解决就不能长久维持投资者的信心；包括解决股权分置的问题，这些都是从长期看维护投资者信心的措施。但是解决这些问题，如果喊得多，但没有准备好，加大了投资者对市场表现的不确定预期，时间一拖长，导致投资者信心丧失，眼前就会使股市发生严重的问题。所以要有一种兼顾长期和短期、兼顾眼前和未来的管理技巧。
我的观点是，维护投资者的信心是防范资本市场危机的基本原则。在解决问题时要保持工作的全面性，比如在解决券商问题的时候，要避免大量券商的倒闭破产，因为市场不能缺少他们作为机构投资者的角色和中介的角色，解决上市公司质量问题也是这样，它是一个系统工程。
银行危机如何形成？
《商务周刊》：如果说现在的改革是以金融为中心，那么国有银行的股改就是这个中心的中心了，它被温总理称作是“背水一战”，只能胜利，不能失败。但实事求是的说，银行所面临的困难也是前所未有的，请您分析一下银行危机的演变过程，我们能采取哪些行之有效的对策？
王大用：银行危机常常是和经济危机伴随的，谁因谁果是有争论的。
首先，银行是一个负有公共责任的特殊行业。一个制造业企业破产，遭受损失的是有限的人，主要是该企业的股东、职工、债权人；但银行吸收了公众的存款，所以银行如果倒闭，损失的不仅是它的股东、职工和机构债权人，而且有成千上万的存款人，社会影响巨大。而且，银行的危机具有很强的传染性，一家银行经营不善，导致挤兑，会传染到其他银行甚至是经营得很好的银行。治疗传染病和治疗非传染病是不一样的，所以银行的问题要当传染病来治。
其次，银行本身又是高风险的行业。银行的经营是以债权资产经营为主，而债权资产面对导致价值损失的风险因素比其它类资产要多、要大。房地产、制造业还有实物资产可以变现，而债权资产如果债务人违约，就没有东西可兑现。所以，信用风险是银行面对的一个头等风险。另外，银行金融产品很丰富，所以面对的风险类型也特别多。比如流动性风险，它的一个突出体现就是资产和负债的期限错配，就是把短期债务资金相对长期地使用，所以存在风险，如果这个风险过大，使得银行没有足够能力来对到期的存款兑现，就会发生问题。还有，因为银行经营的是货币，不光是本币，还有外币，所以存在汇率风险。另外，在银行大量处理业务的日常操作中存在操作风险，可能是由于计算机系统的不完善，技术人员的不熟练、不道德，或者是违法行为，导致银行风险发生。而银行要给社会提供支付服务，如果银行发生危机，社会支付活动就无法进行，经济活动也随之停止。
因此，银行的经营是高度复杂和专业化的经营，如果银行在面对这么多风险的时候，它的管理水平不到位，风险就会集聚。当然，在风险集聚的过程中，银行还是正常经营的，但风险集聚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经营就会终止。个别银行发生挤兑就会迅速蔓延至整个银行系统，最后，个别银行的问题会变成整个银行系统的危机。
当然，危机一旦发生，世界上还有各种各样的经验。比较极端的处置银行危机，像1930年代初的美国。今天很多人把美国当范例说它怎么好，其实人家也是摔过很多跟头以后才亡羊补牢。在美国历史上，1929年到1934年之间，全美国大约有9000家左右的银行破产倒闭，在最挤兑的时候，罗斯福政府采取的办法是全国所有银行关门休假，在休假的几天中拿出办法，然后抓紧出台法律，后来才有著名的1933年美国《银行法》。这个法管理了美国金融业几十年，而且对世界各国银行立法产生了极大影响。
现在各国对银行破产倒闭都是迫不得已时采取的的办法，通常是国家先接管，然后重组，再让它经营正常化，最后私有化。这里有大量的案例，比如西班牙，1976年前维持了40年的独裁统治，70年代末80年代初发生银行危机，最后政府接管、重组、私有化，类似的还有法国等欧洲国家。美国在1980年代末也有一段危机，即储蓄贷款协会危机。储蓄贷款协会是美国的一种合作金融机构，出现问题后国家动用大约1000亿美元资金处理了这场危机。一般来说，一旦出现大的危机时，都是各国政府出面干涉，而一些小危机往往采取出资救助的办法。
我们国家都是采取救助的方式，以前在地方也发生过局部的银行挤兑，都是央行拿钱，局部一冒烟马上扑灭，没让病传染开。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政府，任何时候都应高度关注，防止银行系统出现问题，防止风险集聚到一定程度爆发为金融危机。
《商务周刊》：民众关心的是，即便是正在股改的银行，它们发生的大案也一个比一个大，不良资产剥了又产生，在这样的情况下，加上股市的信任危机，人民币升值压力等等，这么多因素加在一起，我们如何应对？
王大用：过去的大案你们不知道而已，一直存在，现在把它揭出来是好事，现在把产权理顺，完善治理结构，把风险管理和监督机制建好，以后大案就做不了了。过去之所以有漏洞，是因为银行是官办的，管理银行的是官员而不是银行家，所以现在从治理结构上转变过来，然后再改善管理。
《商务周刊》：金融风险高也并不意味着危机，这有个概率问题，你认为中国应该警惕什么样的导火索？
王大用：货币危机问题不大，我们有6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在资本市场，如果投资者丧失信心，任何一个严重打击投资者信心的措施，甚至是官方某个负责人不恰当的讲话，都可能成为导火索。银行现在是重点，但银行现在不会因为一个偶然事情就导致风波，国外银行的竞争也不是明年就能开展，它的网络体系建立起来也得花四、五年时间，所以还有时间让国家把一整套体系建好。我跟国外专家交流的时候也是这样说，“5年之内不大会有什么危机式的问题，5年之后就不好说了”。
存款保险制度“宜早不宜晚”
《商务周刊》：那么，为防止金融危机的发生，我们国家已经建立了什么样的防范制度？离全面、科学、有效的金融风险防范体系还有多远？
王大用：这里面有的制度我们已经有，但还不太完善，有的我们还没有，需要建立起来。一是对银行要有严格的法治监管。这个法治要表现国家对银行业良好的监管，依法监管，监管的重点是看银行是否审慎经营，是否有良好的风险控制。二是要有审慎的会计准则。会计标准的设定和要求，执行中的审计和监督，是否达到防止银行危机的要求。1993年前，我们的会计制度还是一个计划经济时期留下的比较简陋的制度，实行收支记帐法，不能全面反映权利和义务。1994年后实行了权责发生制记帐法，但制度比较简单，也缺少针对银行业审慎经营要求的特殊规定。2001年新的会计制度比过去要严密得多，但是对照发达国家的实践还有较大缺陷。会计准则非常重要，它决定银行是不是能够审慎管理和经营。三是透明度和信息披露。这方面全世界1990年代以来更强调了，1988年第一版的《巴赛尔协议》只有资本充足率一根支柱，从1995年开始一直在研讨的新《巴赛尔协议》就变成了三根支柱，包括资本充足率、有效监管和市场纪律（即透明度和信息披露）。
最重要的是，我们国家还没建立起存款保险制度。这一制度是防范银行危机的重要手段，发达国家和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普遍采用。这套制度全面在一个国家实行最早是在美国，根据1933年《银行法》，美国建立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存款保险制度建立之后，维护了几十年银行体系的稳定。它实际上也是治“传染病”的方法，能很快地把传染源切断，防治挤兑的蔓延。当然，美国1980年代出现储蓄贷款协会危机之后对存款保险制度有了一定的反思，就是说它也带来了道德风险的问题，因为银行有了保险公司兜底后放松了管理，存款人也不区分好银行和坏银行。现在国际通行的做法是在存款保险制度的设计上克服道德风险的问题，而不是抛弃这一制度，一般在制度设计上都是有限的存款保险，就是银行和存款人不至于倾家荡产，但还是有损失。
我本人1990年代后期开始呼吁要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但到现在我们国家还没有建立起这样的制度。没有这个制度怎么办？我们也有银行经营不善的情况，最后就是国家直接兜底，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隐含的国家担保”。
其实，国家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说某个银行出了问题国家要兜底，但国家为了保持金融和社会的稳定，个别地方出了问题之后，中央银行赶紧拿钱，保证老百姓的存款兑付。比较大一点的如海南发展银行，这些年发生的其他一些例子也都是这么做。大的国有银行认为出了问题肯定国家兜底，人们就这么相信，但国家从来没有这么说过，这种“隐含的担保”问题就比较大，它不是制度性的。第一个问题是，如果真的大范围出现问题，国家没有那么多的公共资源可以动用。第二个问题是，道德风险很高，反正银行和存款人都认为有国家兜底。
因此，不如明确一种有限的存款保险制度，既保障一旦出问题确实有资源，又能让存款人清楚知道自己受保障的范围是有限的，需要主动识别银行的风险。存款保险制度是防范金融风险的一个很好的制度，是应该积极推进的。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宜早不宜晚，你一旦等到危机发生再去建立制度，你没攒下钱，还是没有足够的资金来兑付银行的已保险存款。这些资金要逐年积累，它要靠所有的银行及合作机构在每年的收入里拿出部分钱上缴给保险基金，基金才能逐年滚动积累，而且要有内行的人来管理存款保险公司，保证存款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和安全性。所以说，这样的制度早一天建立就早一天开始积累钱，万一哪家银行出了问题才有钱处置。这在国际上是有深刻教训的，1980年代初某些欧洲国家出现银行危机时，他们临时建立了存款保险公司，但银行发生挤兑时，积累的基金量太小，不足以解决问题。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当断要断，及时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据说今年初国务院已经原则同意，央行要尽快拿出办法。这一制度也开始由理论探讨变为实践。
总的来说，如果从银行改革、法治监管、会计准则、透明度到存款保险等一系列制度都建立起来，并且能够有效运行，我们就初步建立了银行危机的防范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