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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伟时教授八十岁后依然健笔如椽，近来连出三本大书：《昨天的中国》（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版）、《文化与中国转型》（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11月版）、《缠斗》（线装书局2013年2月版）。三书的选文各有侧重，但“吾道一以贯之”，每篇都深含着一位老学者对中国的关怀。袁教授埋首史实，对历史与现实进行深刻的反思，向读者娓娓道出史识。 重寻袁伟时的学思历程，再观其上下求索民主自由之路，或许能有更深一层的理解。袁伟时生于1931年，这一代人的亲身经历很值得研究。从小学到中学，他目睹了遍地饿殍、路有冻死骨。小学时，他常见家乡土地庙冻死的乞丐。初中时，他穿过城楼，不时见到死尸。1943年，他在兴宁县城老街的良友照相馆见到人吃人的大照片。高中时，学校旁边是方便医院、棺材铺、善堂，常见收尸之事。这种刻骨铭心的记忆使袁伟时一生都梦想中国的富强。袁伟时的人生正是中国1930年代之后典型的时代缩影。早年左倾，中年蹉跎，晚年反思，一以贯之的梦想和追求是国泰民安，其间“心史”绝非生于安乐年代的晚辈所能体会万一。 袁伟时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学校，读书、教书、写书，因此对学术研究与高校教育的思考常带切肤之痛。无论在文章或是访谈中，袁伟时都坦率地表达对中国教育的见解。《傅斯年：学术领袖?教育家?反腐“大炮”》一文中，袁伟时再现傅斯年的风采，傅斯年的名言：“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史学便是史料学。”也许影响了袁伟时的治学方法，他的文章正是建立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上。在纪念胡适120周年诞辰答记者问中，袁伟时袒露心迹：“胡适的治学观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怀疑精神。他曾经说：‘我要教人疑而后信，考而后信，有充分证据而后信。’怀疑是所有学术研究的起点，也是治学的不二法门。学问始于怀疑，这是古今中外有成就的学者的共识，也是真正的学者与御用文人的分水岭。这种大胆怀疑、小心求证、严格论证的方法，是现代学术应有的理性。” 袁伟时在学术研究上总抱着怀疑精神，在历史中时有发现。而对当下流行的一些论调，他常有不同意见。他与商榷者的文字交锋值得细看，而他所欣赏的风度可见《文化与中国转型》一书的自序：“学术世界没国王，观点不同不是敌。1175年，朱熹、陆九渊在今上饶鹅湖寺争辩三天，没有共识，却无损两人的友谊；后来朱熹还特地邀请陆九渊到其所办书院讲学。20世纪30年代胡适与丁文江民主与专制之争，也不碍两人的真挚情谊。丁文江过早陨落，胡适写下《丁文江的传记》以丰富史实彰显了丁公的贡献和风范，不愧为感人至深的悼亡名篇。” 近年袁伟时重新评价李鸿章、袁世凯、孙中山等近代风云人物，引起了许多争论。其中的是非，最终要由史实说了算，而非单一的道德评价。袁伟时自认所做的无非是将历史真相告诉读者：“作为有独立人格的学者去研究19、20世纪中国历史，我的一个基本的观点，是把任何人看成人，我不是他的奴仆，不是他的宣传员，他是我的研究对象，我不会跪在伟人面前唱赞歌。” 在《缠斗》一书中，袁伟时谈蒋介石与宋美龄的两篇文章尤显功力深厚。《强国梦与宪政之路—蒋介石在1943年》中，袁伟时引用史料谈及当年中国的内忧外患后写道：“灾害和贪污，都不奇怪，任何国家和政府都会经常碰到。问题是在不同政治制度下会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和结果。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亚马蒂亚?森有个论断：‘饥荒从来没有发生在以下国家：独立，经常举行选举，有反对党提出批评，允许报界自由报道，并可对政府政策是否明智提出疑问而不受严密审查的国家。’道理非常简单，在民主、自由社会里，某一届政府不关心人民疾苦，甚至不管人民死活，人民就要通过选票让你下台让贤。河南旱灾惨剧实质是人灾，是剥夺新闻自由和政治独裁专制的恶果。贪污能否彻底遏制，同样取决于有没有政治民主、分权制约和新闻自由。”而在《宋美龄：历史与神话之间的探寻》中，袁伟时指出：“更值得重视的是罗斯福夫人记下自己目睹的宋美龄故事：‘有一次在白宫餐桌上，罗斯福向她提及头痛的美国矿工罢工问题，问她将如何对待像路易士（John Lewis）那种工运领袖，她很自然地举起那只美丽的小手，向自己的喉咙一划。’一个饱受西方教育的号称‘民国’的第一夫人居然不假思索，立即想到用杀戮工运领袖的办法去解决罢工问题！要是说蒋宋婚姻体现着中西文化结合的话，那么基本框架是‘中体西用’，是西学附属于扼杀人性的东方中世纪意识形态。不能轻视这玉手轻轻的一划，它显露出专制制度和专制文化吞噬了这位夫人的灵魂！”相对某些对蒋宋夫妇溢美盖过事实的评价，袁伟时的论证可谓深中肯綮。 世态如此炎凉，人心如此变幻，学界如此喧嚣，袁伟时笔下那些扎实的史料与平和的史识是如此可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