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银行改革上完学前班
记者 钟加勇（校对稿）6月23日，中国第五大国有商业银行交通银行成功登陆香港联交所，挂牌当日股价收报2.825港元，较招股价大涨13%，成为首家赴港成功上市的国有商业银行。此前一日，市场亦传出中国最大商业银行之一的中国建设银行已正式向香港联交所提出了上市申请。国有商业银行接连传来的好消息，使得2005年6月成了中国银行改革收获成果的开始。尤其是前不久发生张恩照事件的建设银行近日锋头甚健。6月10日，建行公布了其有史以来最好的一份年报。年报显示：2004年，建行实现税前利润502.16亿元，创历史最好水平；不良贷款率降至3.92％，资产质量显著提高；资产利润率和净资产收益率分别达到1.3％和25.4％，盈利能力呈良性发展势头；资本充足率达到11.29％，资本实力大为增强；成本收入比39.17％，成本控制水平明显提升。对于这样的“业绩”，即便严格按照国际标准，其各项指标都已接近、甚至部分超出国际上100家大银行中等偏上的水平。一个星期后，6月17日，中国建设银行终于成功迎来了其战略投资者美洲银行。按照双方签署的协议，将分阶段对建行进行投资，最终持有股权可达到19.9%。首期美洲银行投资25亿美元购买汇金公司持有的建行股份，在建行海外首次公开发行时再认购5亿美元的股份，以30亿美元持有建行9%的股份。一直为寻找战略投资者而头疼的建行兴高采烈地宣称：“这是迄今为止外国公司对中国公司的最大单笔投资。”战略投资者的到来，也扫清了建行海外上市最后一个关键性障碍。从眼前的银行改革频频发出的积极信号看，2003年年底启动的国有银行改革，在经历1年半时间的“播种、施肥”——注资、核销及剥离不良资产、寻找机构投资者、完善治理结构、成立股份公司之后，现在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开始逐渐步入“收获”季节。但熟悉中国金融的人都知道，这场被称为“背水一战”的国有银行改革，身系中国金融的安危，此时此刻正在过“大槛”，还远远没有到开香槟的时候。“对于这样的阶段性成果，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加拿大多伦多股票交易所董事局顾问丁大卫教授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肯定建行的新年报“几乎无法挑出任何瑕疵来”。“有时候我们说某个公司业绩不错是说它有几个突出点，但建行这次是方方面面全都不错。”不过，丁大卫对建行所说的原因之一——“经营业绩好”有着不同的看法，“对投资者而言，比漂亮的年报更重要的是要透过表面看本质，就是为什么建行的财务数据会变得这么好？”在这位华人投资专家挑剔的眼光中，“建行好年报”很大程度上，是“非正常经营”造就的。在他看来，建行采取的注资、核销、剥离不良资产等关键性手段，都不是真正的经营性行为。花旗环球金融一位金融分析师也告诉《商务周刊》，自2003年年底以来，国家给了建行大量的优惠政策和条件，对它进行“结构性手术”：“有了225亿美元外汇注资后，当然资本充足率就高了；大量不良资产剥离给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当然不良资产率也降了；同样，今年国家还决定给它减免税收，汇金也决定把收益返还，当然建行的利润也高了。”丁大卫进一步指出，由于国家给建行进行的是外科手术式的财务重组，这让2004年才组建的建设银行股份公司这个“全新的建行”，无论跟自身过去（现在的建行股份公司＋建银集团公司）还是跟其他银行都不具有可比性，“它相当于一辆新车，当然比旧车事故率低。”最为关键的是，结构性手术后的建行，今后还能继续保持“优良”吗？这不仅是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也是国有银行改革的新命题——国家毕竟不可能年年给它注资。按照丁大卫的判断，最近两三年应该是建行的春天。“问题是秋天什么时候来？冬天什么时候到”？他认为，未来的风暴肯定存在，比如人民币升值，甚至一些预想不到的突发风险，“未来建行终究要真正发挥自己内部体系作用，那就是更高超的管理，更前瞻的风险控制，但从现在的情况看，建行抗风险的能力是值得推敲的”。同样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战略投资者的美洲银行，对建行的投资并没有像中国政府对银行改革那样“孤注一掷”，而是多少有些“观望”。按照双方6月17日签署的协议，美洲银行将分阶段对建行进行投资。从9%到19.9%的路到底要走多久，协议并没明确，而其中的变数恐怕连建行董事长郭树清自己都难以说清。现在看来，尽管温家宝总理等中央高层多次指出，“注资不是目的，上市也不是目的，彻底的改革机制才是银行改革的目的”，但正如注资已经成为国有商业银行提高资本充足率的不二法门一样，上市仍然被银行界认为意义重大，为了实现这个不是目的的目的，无论中央政府还是几大银行，出血的出血，游说的游说。“上市确实对整个金融改革能够起到正面的推动，而作为国有银行海外上市的探路者，交通银行先行在海外试水，也给四大国有银行提供了一个参照系。”万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巍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表示，交行在海外上市成功，意味着国有银行开始被国际市场接纳，“这是好事”。但在王巍看来，海外上市最多只是一个催化剂，“并不能真正治愈我们的病”。“比上市更重要的课题是，即便国有银行通过种种手段，在上市时符合了国际标准，又能怎么样呢？”王巍坚持认为，国有银行仅仅符合国际标准是不够的，要变成真正意义的银行，就必须先改掉目前“非市场化”这个基础。王巍的观点在记者采访时就得到了某种验证：一位民营企业家给他打了一个心急如焚的电话，该企业已经通过层层审批的贷款在行长的关节被“搁置”了，而这个企业又急需用钱。“这时候行长不说话，就等于暗示要疏通。”王巍批评了国有银行这种非市场化——不是行长找客户，而是客户找行长。王巍一贯的观点是，海外上市也好，引进海外战略投资者也罢，与国家出血注资一样，并不能解决国有银行市场化的问题，国有银行应该先跟老百姓接触，再与国际大腕接触。“上市是海市蜃楼式的东西，是样板房，什么都是最好的，但却不能住。”他比喻说，“当然，海市蜃楼让我们开开眼界也是有好处的，但基础不在那，当务之急是要把样板房变成家居房。”国有银行改革的实质是“市场化”，现在，决策者希望通过外部的压力，以“曲线救国”式的海外上市来达到让国有银行市场化的目的。当国有银行改革到达这个中转站之后，不能忘记最终的目的地，否则，它们面对的将是越来越多的“国际麻烦”。
要靠竞争形成中国的市场，在竞争中完成中国现代商业银行的改革，中国金融改革不能成为精英们的试验田。交行“探路”国有银行上市
——万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巍谈交行上市的示范效应记者 钟加勇（校对稿）2005年对国有商业银行来说是“上市年”。经过多年的准备，以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为首的国有商业银行终于初步具备上市条件，展开了紧锣密鼓的“热身”准备。而6月28日中国第五大国有商业银行交通银行在香港挂牌上市“试水成功”，则正式拉开了上市热潮的序幕，从某种程度上也标志着中国的银行改革终于有了一个阶段性成果。但这个成果的内容仍然遭到市场的普遍怀疑。比如，尽管监管层一再强调上市不是目的，可实践中一切围绕着上市展开的行动，已经使得上市实际成了银行改革的第一要务。现在，就市场而言，疑问最重的就是上市能否换来好机制？上市能否造就一家现代银行？围绕着这些质疑，本刊专访了深谙海内外资本市场的万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巍。《商务周刊》：交通银行上市从某种程度上是大型国有商业银行上市的“试水”之作，不仅改革决策者在关注这个标本的成功，而且国外投资者也在考察中国银行业改革后的投资价值，交行此次上市的特点和意义究竟有多大？王巍：我个人感到交行第一个到海外上市是一件让人振奋的事情。首先，这标志着国际资本市场开始接纳了中国国有银行业。海外市场深知中国经济正处在转型阶段，尤其最近一两年，海外资本市场批评中国的声音相当多。他们认为中国转型速度太慢，进而对中国市场化的模式也提出了很多疑问，特别是对中国的公司治理等等。在这种相对不友善的环境下，交行作为第五大国有银行能被国际市场接纳，实属难得。更重要的是，交行并没有做大规模“外科手术”，没有像中建两行那样得到国家大量注资和强硬剥离不良资产，而达到了《巴赛尔协议》的苛刻要求。现在看来，交行这种比较市场化的重组也给出了一个信号，就是银行要靠自身解决问题。这不仅给国有银行建立了一个参照系，而且对民生银行这样随后要去上市的股份制银行也起到了一个坐标的作用。所以说，交行上市代表着中国金融界“试水”海外资本市场，一方面可以测试我们的国有银行与国际银行差距到底有多大，另一方面也体现出整个金融改革在宏观上到了怎样的一个深度。《商务周刊》：交行上市招股价和市盈率与同类公司相比是较低的，这种“便宜”是否对其他准备上市的国内银行、甚至建行中行带来了压力？压价是否会产生恶性循环？
王巍：价格不是我们单方面就可以影响的，价格是国际市场对银行内在价值的评价。在国内可以强制提高市盈率，但国际市场是一个充分供求的市场，准备上市的国有银行是价格接受者，而不是价格标准的制定者。所以如果一定要上市，与市场谈判，就应该既要在利益上争夺，更要学会妥协。最忌讳的就是把价格当作国家使命的表达，一定要达到多高的价格，不然就是破坏国家形象，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等等。我们的历史经验表明，参与国际市场资源分配，绝不能将非商业因素掺杂在其中，否则会受到市场惩罚的。即使现在的价格较低，但价格是成交价，不是期望价，而且经过讨价还价后的价格本身就是市场价格。这个价格对后面上市的银行肯定有影响，但现在只有有了它的8倍市盈率，才能给后面上市银行的价格定出一个参考值来。《商务周刊》：就现在情况来说，交行未来主要的股东是财政部、汇金公司和汇丰银行，一个政府部门，一个部门色彩强烈的政府公司，一个图谋全面控股的国外战略投资者，这样的股改设置是否能实现有效的市场化运作？而且，这种股东结构是不是更容易产生矛盾？王巍：我觉得如果实行比较流行的公司治理的话，它应当有实现市场化运作的可能性。公司治理就是股东不直接干预、不直接经营，股东要通过董事会，把自己的战略意图传导下去。而政府作为股东，其意见要通过汇金在董事会的表决形成整个公司的意见。也就是说，虽然可以理解政府对一些大企业的控制，但现在政府决定要转化为公司决定，不但需要操作上的技巧，更需要与其他股东谈判妥协。对政府来说，这将是一个受到约束的控制，这是一个不能忽视的进步。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公司治理能不能得到严格执行。不过，我觉得应该有这个信心。至于不同类别股东之间的矛盾，不仅是交行，所有国有银行上市都会有矛盾和冲突，没有矛盾大家就不会搞公司治理了。所以，出现矛盾是正常的，尤其是股东之间的矛盾。即使政府，只要以股东的身份平等参与其中，就会面对各种各样的矛盾。《商务周刊》：您对这两种控制欲都很强的利益主体的合作感到乐观吗？王巍：我个人感觉交通银行这样的稀缺资源，和汇丰这样善于搞政治的银行合作，效果不如期望好的可能性存在，但合作成功的可能性更大，无非是效果快慢的问题。我更希望合作结果是，交行更具有本土色彩，成为区域经济上很有影响力的一个本土商业银行。如果10年以后交行成为汇丰银行在中国布局的一个棋子，那将是彻底失败。就像三大汽车公司，现在都变成了外资在中国的“桥头堡”，对中方来讲就是一个“输”。《商务周刊》：结合交行，就现代银行治理结构的要求，国有银行上市能解决哪些方面的问题？哪些方面是上市也难以解决的？王巍：上市对整个金融改革具有正面推动作用，这是毫无疑问的。但这仅仅是一个催化剂，并不能真正治愈中国银行界广泛存在的非市场化问题。我们的痼疾还要用其他措施来解决，催化剂最多是个“药引子”。中国20多年的改革，如果没有外部的压力从来不会成功。所以，虽然上市并不能解决问题，但由于上市会创造一个外部条件，用国际资本市场的压力来推动真正的变革，在这点上我是非常赞同的。但是，我始终怀疑这些银行仅仅比照国际标准衡量够不够？中国的银行改革包括注资、剥离不良资产、引入战略投资者、海外上市等等措施都是针对国际标准而进行的。我认为国际化是重要的，不过首先要解决中国银行经营的市场化。我们现在国有银行服务的主要对象还是政府和国有企业，不是面对具体消费者和具体的市场化的企业，这就使整个基础建立在非市场化之上。那么，在非市场化条件下，即便它符合国际标准又能怎么样呢？它仍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银行。所以我说，首先要与市场接轨，然后再跟国际接轨。极端一点说，中国20多年的金融改革走的是非市场路线，是精英路线。但是精英不等于市场，行长们再聪明，也是在权力结构之下按照自己对市场的感觉来制定政策，却无法取代市场。这就是我说的金融改革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建国后形成的金融管理军事化，1980年代改革后进入到了第二阶段。这个阶段的改革并不是市场型改革，而是精英设计。精英们潜意识认为，金融应该这么搞才有价值，紧接着就设计操作。现在四大国有银行，一会儿注资、一会儿上市、一会儿剥离不良资产、一会儿要让外资入股等等，这么多年，中国金融的改革成了精英们的试验田。我认为现在应该走到第三个阶段，要靠竞争形成中国的市场，在竞争中形成体系，在竞争中来完成中国现代商业银行的治理过程，而不是靠精英设计现代金融体系。一定不要忽略银行上市的一个根本使命，就是把整个经济基础建立在市场需求基础上，服从于消费者和企业的经济需求，而不是服从于政策。在我看来，交行是一个好的趋势。现在要把交行这个“样板间”变成真正的家居住房。否则，“样板间”什么都是最好的，却不能住。《商务周刊》：国有银行上市被称作“背水一战”，似乎把自己逼向了“华山一条道”上，您认为上市是不是中国银行业改革的惟一道路？王巍：银行除了上市还有很多方式，比如可以私募。其实汇丰也投资了浦东发展银行，新桥也收购了深发展，都没有通过上市形式完成，这些都是战略投资。中国还可以选择合并，比如把中小银行合在一块，实现跨区域经营。另外，中国还可以把一些中小银行民营化。上市并非中国银行业改革的惟一道路。但“背水一战”却是事实。中国金融的改革滞后于整个中国经济的改革，而且金融改革的攻坚相对困难，就在于许多经济改革成本形成的包袱都甩到金融业去了。中国金融业这么多不良资产，很多都是其他方面改革转型留下的。所以说，金融业是在别人纷纷走向“解放区”之后，它还在承担全社会的改革成本，这是改革晚的代价。现在看来，无论从注资到不良资产剥离，还是从人才培养到邀请几十名国际知名人士做独立董事，最后上市，所有这些事情，都说明中国政府在尽一切努力，帮助中国的金融界迅速现代化、全球化。但是，我还是坚持认为，在中国目前情况下，除了坚持向国际标准看齐之外，还要更多地和中国老百姓接轨。没有这个接轨，其他东西都是“海市蜃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