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杨佳和人发生争执是必然的，这是由其人格决定的，但是杨佳杀人不是必然的，要是有个人在身边提醒他，他可能不至于去杀人。
撰稿·卞宁（特派记者）
李玫瑾教授有个更出名的美誉叫“中国犯罪心理画像第一人”。她是一名警察，也是一名学者，更是一名母亲。曾介入马加爵案、黄勇案、杨新海案、邱兴华案等近年主要恶性案件犯罪心理分析的李玫瑾既像个警察，又不太像个警察，干练但不失温婉，她叫自己“带刺玫瑰”。 杨佳为何会突然杀人？杨佳和马加爵的情况类似么？是什么让“沉默的大多数”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心理问题？谁能挽救杨佳？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副会长李玫瑾详析杨佳的双面人生。 要是有个人在身边提醒他，他可能不至于去杀人 《新民周刊》：就现在公布的情况看，您对杨佳案的判断是什么？ 李玫瑾：从我目前看到的情况分析，我认为杨佳有偏执人格问题，这表现在为小事纠缠不休、不体谅别人、自私。 杨佳有他的生理背景，也有成长背景，再加上现在生活状况不是太好，这三个原因都会导致他的人格问题。 杨佳的自尊中隐藏着危机，甚至是自卑，生活窘迫，没有体面的工作，敏感，暴躁。 《新民周刊》：什么是人格问题？ 李玫瑾：犯罪心理问题和人的生理问题一样，人人都会出现心理问题，严重的心理障碍就是导致自杀或者杀人。 每个案件都不一样，大体上可分两大类。一类是和人格问题有关的。人格问题说简单点他就是一个人一贯的，所以他出这种问题看似偶然，但带有他人生当中一种必然的东西，这就叫人格上有障碍的问题。还有一类是心理问题。他完全是一个很好的人，很正常的人，他完全可以很好地生活。但是他在生活当中的某一个刺激面前，过不了这个坎，这就属于特殊刺激引发的犯罪问题。 像石家庄爆炸案主犯靳如超、湖南常德抢劫大案主犯张君、流窜4省作案的杨新海，这些人属于犯罪是必然的，他一定会犯罪。 但有些人不是这样的。 像马加爵（云南大学生寝室锤杀同学凶手）、邱兴华（陕西血洗道院凶手）、赵承熙（美国校园枪案凶手）属于心理障碍。 《新民周刊》：就是说杨佳犯罪是必然的？ 李玫瑾：分析杨佳，他的风格是一贯的自尊。民工如果在街上遇到被警察盘问这样的刺激，是不会有像他一样的反应的。所以杨佳有偏执的人格特点。有人偏执能正常生活，但是遇到一些刺激会有极端反应。 杨佳和人发生争执是必然的，这是由其人格决定的，但是杨佳杀人不是必然的，要是有个人在身边提醒他，他可能不至于去杀人。 做出犯罪行为不一定需要巨大的冤屈 《新民周刊》：杨佳平时的表现挺正常的，是个挺乖的孩子，看不出来和大家有什么异常。 李玫瑾：杨佳本人一个明显问题是心理不太成熟。他有正常的一面，比如对母亲很在意，对律师很客气。但遗憾的是，他却做出了一个伤害母亲最深的举动，他去杀了人，等于也是丢掉了自己的性命——母亲失去了她生命中最重要的未来。无论杨佳为了什么“委屈”，他这样做，让他母亲饱受的心灵之苦恐怕是他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的。我不知现在他是否敢认真地想一想他母亲的感受，是否敢面对母亲说：儿子只为“委屈”，就不能再陪您了…… 这就说明杨佳是一个缺乏思考的人，有认识障碍。等以后有人点拨，他想明白了这个道理，我相信他是会后悔的。 《新民周刊》：父母的婚姻破裂对杨佳有影响么？ 李玫瑾：人格犯罪往往带有早年成长背景。偏执人格的形成与生长环境也有关，偏执人格不是一下子就形成的，需要10年左右时间。杨佳的偏执性格的形成更多的是后天原因，他在犯罪过程中对男人下手狠，这与他父母离异、和父亲关系疏远有关。 《新民周刊》：很多人认为，如果杨佳没有受到巨大的“冤屈”，他怎么会做出这样的行为。 李玫瑾：做出犯罪行为不一定需要巨大的冤屈，也不一定需要合理的理由，很多犯罪就是很愚蠢的。 不应该以犯罪去报复他人，这是对他人不公平。 《新民周刊》：马加爵为什么是心理障碍，不是人格障碍？ 李玫瑾：心理障碍是心理发展的停滞，面对创伤用很长时间才能弥补。比如一个人失恋了，遭遇这样的失败肯定要痛苦，茶不思饭不香，三五天是正常的，以后还得正常工作、生活，还会有新女友，创伤愈合。但是心理障碍的人可能半年还走不出失恋的阴影，还会去找前女友的麻烦，不能摆脱这种失败。 马加爵则是心理问题，他是意识冲突的问题，属于情感性犯罪。 马加爵案当时的情况是，学校放假了，寝室里有一台二手电脑，他有了一个自由使用电脑的空间，于是可以做一些没人知道的事，比如浏览一些色情内容，这个也可以理解。但是这个事情被同学知道了，他无法面对别人对他的嘲讽，于是选择把知道事情的同学杀掉。 人格障碍多是生理问题、心理发展、人格出问题。生理好比一台电脑硬件，心理好比一台电脑的winXP，18岁以前受家庭、学校影响形成的。 心理问题多是认识、情绪情感、意识活动出障碍，简称知、情、意，受每天的活动影响。意识是在不断变化的，今天不舒服，明天换个人相处相处就舒服了。 警察遇到纠纷不要自己解决，让第三者去解决 《新民周刊》：有人质疑，上海警方两次赴北京与杨佳协商，这就说明了警方理亏。 李玫瑾：我认为警方两次进京恰恰是办事风格的转变。 专政机关应该有其形象和尊严，中国的警察是威慑力不够，袭警罪迟迟不能立法。比如杨佳这个事情，警察有没有权力拦下人查自行车？这是法律赋予的权力！警察盘查的每个人脸上都不会自我标明或写上：我是流窜犯，我有命案在身，我身上持有非法枪支……，在警察眼里，只要有一点可疑迹象，就需要盘查，公民应该无条件配合。 有些评论不了解警察的职业特点，带着情绪去评论，是对6条逝去生命的不尊重。 《新民周刊》：您认为的警察职业特性是什么？ 李玫瑾：袭警在世界各国都很常见，不要大惊小怪。警察多接触社会的阴暗面，并且带有强制力，容易成为人的攻击目标。 中小学、幼儿园也容易成为攻击目标，不能理解他们也经常招来怨恨、受到报复。 警察的威严不容侵犯，比如美国警察暴打黑人被全程录下来，但最后警察被无罪释放，因为认定警察执法没有错误。又比如，伦敦警方地铁中误杀巴西青年被判不负任何个人刑事责任，因为警察当时怀疑巴西青年是恐怖分子对其警告，青年戴着耳机没能对警告作出反应，因此被击毙。 《新民周刊》：警方在这一事件中得到了教训？ 李玫瑾：警局太大意了，一个外人怎么能从1楼一直走到21楼？我去过澳门廉政公署，每个房间都有门禁，根本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还有就是公共区和办公区应该分开。 另外，行政法应该更明确，警察不能随意赔偿，乱开先例。警察遇到纠纷不要自己解决，让第三者去解决。督察还是警察，督察去处理纠纷还是警察自己处理自己的问题。 督察在调解时可以带着心理学家去北京 《新民周刊》：在杨佳事件的整个过程中，有没有阻止其发生的可能？ 李玫瑾：我们研究案件的意义正是在于知道以后应该怎么办。心理学不是万能的，但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其重要性。 如果说杨佳事件有没有阻止其发生的机会的话，我认为督察在事情发生后的处理可以更好，比如请心理学家介入，汶川地震发生后，就有许多心理医生的介入。督察在与杨佳接触后，应当对杨佳的偏执有一定的认识，如果能带着心理学家去北京，及时对杨佳进行心理评估，对双方都有好处，心理学家会给警察以处理的建议，这个事情可能不会这么激化。要有了双方的角度才能处理好事情，警察也要有老百姓的角度。 《新民周刊》：很多人认为，如果杨佳没有受到巨大的“冤屈”，他怎么会做出这样的行为。 李玫瑾：做出犯罪行为不一定需要巨大的冤屈，也不一定需要合理的理由，很多犯罪就是很愚蠢的。 不应该以犯罪去报复他人，这是对他人不公平。 《新民周刊》：马加爵为什么是心理障碍，不是人格障碍？ 李玫瑾：心理障碍是心理发展的停滞，面对创伤用很长时间才能弥补。比如一个人失恋了，遭遇这样的失败肯定要痛苦，茶不思饭不香，三五天是正常的，以后还得正常工作、生活，还会有新女友，创伤愈合。但是心理障碍的人可能半年还走不出失恋的阴影，还会去找前女友的麻烦，不能摆脱这种失败。 马加爵则是心理问题，他是意识冲突的问题，属于情感性犯罪。 马加爵案当时的情况是，学校放假了，寝室里有一台二手电脑，他有了一个自由使用电脑的空间，于是可以做一些没人知道的事，比如浏览一些色情内容，这个也可以理解。但是这个事情被同学知道了，他无法面对别人对他的嘲讽，于是选择把知道事情的同学杀掉。 人格障碍多是生理问题、心理发展、人格出问题。生理好比一台电脑硬件，心理好比一台电脑的winXP，18岁以前受家庭、学校影响形成的。 心理问题多是认识、情绪情感、意识活动出障碍，简称知、情、意，受每天的活动影响。意识是在不断变化的，今天不舒服，明天换个人相处相处就舒服了。 警察遇到纠纷不要自己解决，让第三者去解决
《新民周刊》：有人质疑，上海警方两次赴北京与杨佳协商，这就说明了警方理亏。 李玫瑾：我认为警方两次进京恰恰是办事风格的转变。 专政机关应该有其形象和尊严，中国的警察是威慑力不够，袭警罪迟迟不能立法。比如杨佳这个事情，警察有没有权力拦下人查自行车？这是法律赋予的权力！警察盘查的每个人脸上都不会自我标明或写上：我是流窜犯，我有命案在身，我身上持有非法枪支……，在警察眼里，只要有一点可疑迹象，就需要盘查，公民应该无条件配合。 有些评论不了解警察的职业特点，带着情绪去评论，是对6条逝去生命的不尊重。 《新民周刊》：您认为的警察职业特性是什么？ 李玫瑾：袭警在世界各国都很常见，不要大惊小怪。警察多接触社会的阴暗面，并且带有强制力，容易成为人的攻击目标。 中小学、幼儿园也容易成为攻击目标，不能理解他们也经常招来怨恨、受到报复。 警察的威严不容侵犯，比如美国警察暴打黑人被全程录下来，但最后警察被无罪释放，因为认定警察执法没有错误。又比如，伦敦警方地铁中误杀巴西青年被判不负任何个人刑事责任，因为警察当时怀疑巴西青年是恐怖分子对其警告，青年戴着耳机没能对警告作出反应，因此被击毙。 《新民周刊》：警方在这一事件中得到了教训？ 李玫瑾：警局太大意了，一个外人怎么能从1楼一直走到21楼？我去过澳门廉政公署，每个房间都有门禁，根本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还有就是公共区和办公区应该分开。 另外，行政法应该更明确，警察不能随意赔偿，乱开先例。警察遇到纠纷不要自己解决，让第三者去解决。督察还是警察，督察去处理纠纷还是警察自己处理自己的问题。 督察在调解时可以带着心理学家去北京 《新民周刊》：在杨佳事件的整个过程中，有没有阻止其发生的可能？ 李玫瑾：我们研究案件的意义正是在于知道以后应该怎么办。心理学不是万能的，但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其重要性。 如果说杨佳事件有没有阻止其发生的机会的话，我认为督察在事情发生后的处理可以更好，比如请心理学家介入，汶川地震发生后，就有许多心理医生的介入。督察在与杨佳接触后，应当对杨佳的偏执有一定的认识，如果能带着心理学家去北京，及时对杨佳进行心理评估，对双方都有好处，心理学家会给警察以处理的建议，这个事情可能不会这么激化。要有了双方的角度才能处理好事情，警察也要有老百姓的角度。 《新民周刊》：很多人认为，如果杨佳没有受到巨大的“冤屈”，他怎么会做出这样的行为。 李玫瑾：做出犯罪行为不一定需要巨大的冤屈，也不一定需要合理的理由，很多犯罪就是很愚蠢的。 不应该以犯罪去报复他人，这是对他人不公平。 《新民周刊》：马加爵为什么是心理障碍，不是人格障碍？ 李玫瑾：心理障碍是心理发展的停滞，面对创伤用很长时间才能弥补。比如一个人失恋了，遭遇这样的失败肯定要痛苦，茶不思饭不香，三五天是正常的，以后还得正常工作、生活，还会有新女友，创伤愈合。但是心理障碍的人可能半年还走不出失恋的阴影，还会去找前女友的麻烦，不能摆脱这种失败。 马加爵则是心理问题，他是意识冲突的问题，属于情感性犯罪。 马加爵案当时的情况是，学校放假了，寝室里有一台二手电脑，他有了一个自由使用电脑的空间，于是可以做一些没人知道的事，比如浏览一些色情内容，这个也可以理解。但是这个事情被同学知道了，他无法面对别人对他的嘲讽，于是选择把知道事情的同学杀掉。 人格障碍多是生理问题、心理发展、人格出问题。生理好比一台电脑硬件，心理好比一台电脑的winXP，18岁以前受家庭、学校影响形成的。 心理问题多是认识、情绪情感、意识活动出障碍，简称知、情、意，受每天的活动影响。意识是在不断变化的，今天不舒服，明天换个人相处相处就舒服了。 警察遇到纠纷不要自己解决，让第三者去解决 《新民周刊》：有人质疑，上海警方两次赴北京与杨佳协商，这就说明了警方理亏。 李玫瑾：我认为警方两次进京恰恰是办事风格的转变。 专政机关应该有其形象和尊严，中国的警察是威慑力不够，袭警罪迟迟不能立法。比如杨佳这个事情，警察有没有权力拦下人查自行车？这是法律赋予的权力！警察盘查的每个人脸上都不会自我标明或写上：我是流窜犯，我有命案在身，我身上持有非法枪支……，在警察眼里，只要有一点可疑迹象，就需要盘查，公民应该无条件配合。 有些评论不了解警察的职业特点，带着情绪去评论，是对6条逝去生命的不尊重。 《新民周刊》：您认为的警察职业特性是什么？ 李玫瑾：袭警在世界各国都很常见，不要大惊小怪。警察多接触社会的阴暗面，并且带有强制力，容易成为人的攻击目标。 中小学、幼儿园也容易成为攻击目标，不能理解他们也经常招来怨恨、受到报复。 警察的威严不容侵犯，比如美国警察暴打黑人被全程录下来，但最后警察被无罪释放，因为认定警察执法没有错误。又比如，伦敦警方地铁中误杀巴西青年被判不负任何个人刑事责任，因为警察当时怀疑巴西青年是恐怖分子对其警告，青年戴着耳机没能对警告作出反应，因此被击毙。 《新民周刊》：警方在这一事件中得到了教训？ 李玫瑾：警局太大意了，一个外人怎么能从1楼一直走到21楼？我去过澳门廉政公署，每个房间都有门禁，根本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还有就是公共区和办公区应该分开。 另外，行政法应该更明确，警察不能随意赔偿，乱开先例。警察遇到纠纷不要自己解决，让第三者去解决。督察还是警察，督察去处理纠纷还是警察自己处理自己的问题。 督察在调解时可以带着心理学家去北京 《新民周刊》：在杨佳事件的整个过程中，有没有阻止其发生的可能？ 李玫瑾：我们研究案件的意义正是在于知道以后应该怎么办。心理学不是万能的，但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其重要性。 如果说杨佳事件有没有阻止其发生的机会的话，我认为督察在事情发生后的处理可以更好，比如请心理学家介入，汶川地震发生后，就有许多心理医生的介入。督察在与杨佳接触后，应当对杨佳的偏执有一定的认识，如果能带着心理学家去北京，及时对杨佳进行心理评估，对双方都有好处，心理学家会给警察以处理的建议，这个事情可能不会这么激化。要有了双方的角度才能处理好事情，警察也要有老百姓的角度。 《新民周刊》：国内外有心理医生介入的先例么？ 李玫瑾：我还没有听说，这是我的建议，也是对执法方式的一种完善。 《新民周刊》：在日常生活中，还有什么方法可以预防呢？ 李玫瑾：可以进行“危险人格评估”。对陷入纠纷当中有危险迹象的人，可以进行特殊监护，及时采取措施帮助或调整。这种评估可始于学校的鉴定之中，为避免评估结果对其以后发展的影响可制定相应的程序与规定。 同时，在司法工作中增加对犯罪人格的鉴别工作，这种人格鉴定并不是刑事责任能力的鉴定，只是一种心理评估项目。尤其对入监的犯人以及刑满释放的人员更应该实施这种心理评估项目，以便了解其有无心理缺陷、或心理问题、或人格障碍，再犯的倾向性等。这种评估可为犯罪预防或监控提供依据。 危险人格是有迹象的，心理问题也有迹象可循。我就发现我们学校曾有学生因和同学有矛盾，就用万能胶堵住别人箱包的钥匙孔。这名学生心胸狭窄、报复心极强，这种人一旦当上警察，一旦手里掌握某种权力后果不堪设想。因为警察的权力是强制性的，是对人的自由甚至生命健康具有影响力的。 但也并不是所有犯罪都能预防的，有的犯罪就是不能预防，必然要发生，比如突发的情绪性犯罪，两个人喝多了，打架，捅死人。 缺乏对规则的敬畏是我们全民意识的问题 《新民周刊》：近年来的一些极端犯罪是“沉默的大多数”所为。比如马加爵，平时也是挺正常的一个大学生，杨佳也没什么异常。 李玫瑾：人人都追求品质生活，守法很重要。慎独则是对一个人更高的要求——越是独自的情况下越要谨慎！缺乏对规则的敬畏是我们全民意识的问题。 犯罪的人都是没有敬畏之心的人。 敬畏，是一种信仰。现代社会中人的文明不仅需要科学发展，同样需要信仰的存在。真理需要验证，真理还需要敬畏，否则，等你验证之时就永无回头之日了！例如毒品，再如犯罪。 《新民周刊》：问题出在哪里？ 李玫瑾：你要真正想研究预防这类人的犯罪心理，只有通过我们的教育，但是我们的教育在这方面做得很不好。 一个人18岁时完成了人的基本社会化，就是一个人从出生时完全自然的生物人到能够独立地理解并按照社会行为规范行为的社会人的过程。这一时期，个人从生活上主要依赖于以父母为核心的家庭，学校教育也占有一定的影响作用。 我们的小学教育，我们的中学教育，我们的高中、大学教育……，教育有实在多的机会！问题在于，我们的教育能够让人体味到生命的可贵，生命的灿烂，生命的价值吗？ 《新民周刊》：教育在哪些方面做得不好？ 李玫瑾：首先，体育让生命有活力，要让我们的孩子有生命力。以前北大还提8－1＞8，就是说每天用一节课来锻炼好过8节全部上课，现在也不提了。我上学的时候，学校经常搞拉练、野营，半夜爬起来走很远的路，现在的孩子也没这个机会了。因为学校怕承担责任，出一点事家长就要找学校，学校就不搞了，这是家长的愚昧害了孩子。 在体力训练的吃苦体验中培养人的意志力。生命的意义是健康。这种健康从生理到心理。所以，生命的早期不仅仅是智力的开发与培养，更重要的是体力的培养！体力培养不同于智力的培养，因为体力的培养必然伴随着意志力的培养。在这一点上许多家长忽视了！所以现在许多高智商的人往往意志力与智力不般配。 要让孩子有玩耍的时间。许多儿童不快乐，因为他们没有自由的活动时间！许多中小学生不快乐，他们的生命都已经被科学的教育体系所安排！许多大学生不快乐，最典型的就是曾经在生命科学院学习三年多生命科学的马加爵曾发出“人活着究竟是为什么”的困惑！在他杀了4个人后，在逃亡期间、在走投无路的背景下他才感悟到：“生命的意义在于人间有情！”但已晚矣。 其次，在付出体验中培养人的社会性与责任感。只接收而不付出的人一定是自私之人，自私之人不是一个完整的人。父母要学会示弱，要让孩子分担家中部分责任。凡包办生活全部的父母一定得到的是个自私并不知感恩的孩子。在学校的学生也要付出，他们在接受学习的同时就要义务地参与社会服务活动，使其懂得这个社会是彼此互助才可生存的社会！在互助中知道人字是相互支撑的道理。 孩子，需要多与人接触，多与自然接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