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金融危机必读书：金融大崩盘》
我在这里强调一下：除了一些离题的叙述外，这本书与选举并无关系。实际上，这本书所探讨的是，在巨额债务“扼喉”，金融机构又无力回天，而为了获得在进口石油上的独立地位又要付出巨大代价以及脆弱性加剧的背景下，作为世界经济强国的美国所面临的未来风险。即使阅读过我最近一部作品的读者也能因石油后来的发展形势而感到震惊。这些经济利益的的确确在影响着政治机构—比如说对石油利益，以布什为代表的共和党人就极其重视。而具有支配力的金融因素是得到两党支持的，民主党和纽约以及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幕僚联系日益紧密。本书在第1章对这些联盟、意识形态和政府的政治遗产用较少的篇幅进行了介绍，而在第6章则进行了详细的阐释。我极其怀疑的一点是，一个新政府能否解决当前的这两大难题。 这里还有一些历史故事。美国作为第一个和唯一的主导型世界经济强国，其发展没有过先例或者历史性警示可以借鉴，所以即使一般的美国人想到以下三个方面也是可以原谅的：（1）在21世纪头10年石油会被新能源取代，但这不会影响到美国的霸权地位；（2）对美国发展成为以金融为主导的国家没什么可担心的；（3）金融在各行业之中占绝对优势是确保美国在21世纪成功的一个重要方面。 不同的是，历史情况却不是这样的。阅读过《美国神权》的人们可能会回想起有一章重点探讨了近代三个经济强国及其核心能源—荷兰的风能和水能，英国的煤炭，美国的石油—之间的特殊关系。当一种新的能源体系兴起时，荷兰和英国就失去了它们的全球领先优势，现在轮到美国担心了。同样，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命运是和波斯湾的石油生产商的支持以及它在国际石油采购方面半官方的角色有着双重联系的。
关于美国受金融支配的风险，我在《财富和民主》和《美国神权》两本书中详细讲述了让人“颇为不安的”荷兰和英国的先例。《金融大崩盘》一书中有部分内容阐述了我以前没有涉及过的内容，即金融部门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头10年大量运用私债和杠杆作用来扩张规模，扩大全球影响范围和增强非同寻常的盈利能力。这不是亚当·斯密式的基于市场的胜利，而是与美国政府权力、战略指向、资金支持和美联储或者美国财政部对众多其疲于应付的金融机构紧急援助结合的产物。当然，这是为了迎合重商主义者的政策偏好，并以此在全世界其他地区获得信赖。 有人给这种意图明显的政策贴上“风险社会化”或者“华尔街社会主义”的标签。我想，更好的解释是回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政府将金融业，而不是制造业或者高科技产业确定为华盛顿的战略定位的重点—用那个时代的说法是“把它作为制胜法宝”。农场和工厂是可以牺牲的，但是某些银行和其他的金融机构却是不允许失败的。在1987年10月的股市崩溃之后，1988年操纵政府选举的机构是总统金融市场工作小组，这是一个围绕着美国财政部部长和美联储主席而组建的机构。这个机构的存在不是什么秘密，只有其内部讨论的记录和干预金融市场的实质才是秘密。 新闻报道说，总统金融市场工作小组在三个主要时期发挥了作用：1997~1998年，亚洲和俄罗斯货币危机；2001年，恐怖分子袭击纽约的世贸中心，产生了惨重的后果；2006年，美国财政部部长亨利·保尔森掌管这一机构，后来在2007年8月住房市场危机和信用灾难时期，他一再提及这一机构。这三个时期可能是谣言最盛和最容易令人相信的时期。本书不会试图去证实或者驳倒总统金融市场工作小组所扮演的任何特殊的后台作用；本书只是简单地假定，在过去的20年里，或多或少有一只金融重商主义的手支持（并帮助解释）美国金融机构的崛起。我认为，这些是真实的。 促使所有这些冒险政策成功是美国资本主义面临的全球挑战。在某种意义上，不仅美国，而且更大范围的西方投资市场和股票市场都要面临全球挑战—西方投资市场和股票市场先后促进了荷兰和英国的繁荣，在近期美国统治的金融时期它们又达到了顶峰。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爱尔兰也具有同样的文化氛围和经济要素，但是相对于荷兰之后英国的支配地位以及后来美国继承下来的优势地位，这些国家的投机色彩显得“更淡”一些。亚洲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不同的：不论是重商主义还是儒家商业文化，都是以中国为主导的。 这是一个大转折的时代—股票交易如火如荼，商品交易也急速增长，再加上亚洲的主权财富基金随时都有可能“登上”历史的舞台。我们可以预料的是，这些转折随时都可能会到来。如果抵押贷款压力过大的英语圈国家脆弱到无法为它们那种让人无法信任的经济意识形态找到一个避难所，那么这将是非常痛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