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解读热点经济问题：经济学大师如是说》
4 博采众家之长，一切为我所用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英国著名政治经济学家 精彩语录 我是各种矛盾学说的接受者。 一个民族的富强之路是建立在个体的平等和自我决定的基础上的，未来的发展取决于公民被培养为独立思考的人的程度。 毫无疑问，与其让人类的精力停滞腐朽，还不如任其追求财富。 正因为人类的心智是粗俗的，因此他们自然需要粗俗的刺激，既然如此，我们又何妨让他们去追求粗俗之物。 工人的工资是对劳动的报酬，同样，资本家的利润，按照西尼尔先生的确切说法，则是对节欲的报酬。 我倾向于认为，总的来说，静止状态要比我们当前的状态好得多。一些人认为，人类生活的正常状态就是生存竞争；认为相互倾轧和相互竞争是激动人心的社会生活，是人类的最佳命运，而决不是产业进步诸阶段的可恶象征。坦白地说，我并不欣赏这种生活理想……对于人类的本性来说，最良好的状态终究是，没有一个人贫穷，没有人想比别人更富有，因而谁都不必担心别人抢先而自己落在后面。 人性所厌恶的，习俗却偏将它们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人生的享乐足使生活成为一件乐事，但是必须把这些享乐作为旁及的事物而不能作为主要的目标。 自由放任是一般原则……一般应实行自由放任原则，除非某种巨大利益要求违背这一原则，否则，违背这一原则必然会带来弊害。 分配规律在某种程度上是人为的制度，因为某一社会中财富分配的方式取决于通行于该社会的法令或习惯。但是，虽说政府或国家有权决定应该有什么样的制度，可他们却不能任意确定这些制度起作用的方式，它们对财富分配拥有的权力依赖于哪些条件，社会所接受的各种行为方式是如何影响分配的，这些同任何自然规律一样，是科学研究的主题。 一般来说，生活中的事物最好是由那些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自由地去做，无论是法令还是政府官员，都不应该对其加以控制和干预。那些这样做的人或其中的某些人，很可能要比政府更清楚采用什么手段可以达到他们的目的。即使政府能够最全面地掌握个人某一时期内积累的有关某一职业的全部知识(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个人也要比政府对结果更具有强烈得多、更直接得多的利害关系，因而如果听从他们的选择，而不加以控制的话，则手段会更有可能得到改进和完善。 只要所谓争论避开了那些大而重要、足以燃起热情的题目，人民的心灵就永不会从基础上被搅动起来，而所给予的推动也永不会把即使具有最普通智力的人们提高到思想者的高度。 我们无法确定我们试图压制的观点就一定是错误的；即使能确定，压制别人的观点的做法也是不对的。 天才惟有在自由的环境里才能自在地呼吸。 在平庸的国度里，天才就意味着危险。 随着信用赖以建立的信任的扩展，每一个人以往必须随身保持以备紧急之需的小额资本，现在都可利用于生产的用途……这就促成了社会生产总额相应的增加……信用除必然使一国总资本成为生产的资本以外，还能使一国的产业人才转用于生产的目的，以使其事业才干能有助于公共财富的增加。 信用虽不过为使资本从一人转移到他人，却一般是同时也自然是转向于能使资本有效地运用于生产的人的移转……所以，一国的资本，虽然并未因信用而增加，但由于信用之故，却使其生产活动达到更加完善的状态。 经典理论 先看一则流传甚广的有趣故事。 在一次盛大的宴会上，中国人、俄罗斯人、法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争相夸耀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惟有美国人笑而不语。 为了使自己的表述更加形象、更有说服力，他们纷纷拿出具有民族特色、能够体现民族悠久历史的实物——酒，来彼此相敬。中国人首先拿出古色古香、做工精细的茅台，打开瓶盖，香气四溢，众人为之称道。紧接着，俄罗斯人拿出了伏特加，法国人拿出大香槟，意大利人亮出葡萄酒，德国人取出威士忌。 最后，大家都看着美国人。 美国人不慌不忙地站起来，把大家先前拿出的各种酒都倒出一点，兑在一起，说：“这叫鸡尾酒，它体现了美国的民族精神——博采众长、综合创造。我们随时准备召开世界文明智慧博览会。” 这是一个引人深思的故事，告诉人们博采众家之长的重要性。我们本节所讲的穆勒，就是这样一个博采众长的成功的经济学大师。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是英国最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家、哲学家与思想家，也是一位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与社会改良主义者。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奠定了他作为古典经济学集大成者的历史地位。 1806年，穆勒出生在英国伦敦的一个经济学世家，是詹姆斯·穆勒的长子。他自幼好学，在10岁时就已通晓世界历史与希腊、罗马文学，11岁的时候阅读了父亲的著作《英属印度史》，从13岁起就开始学习政治经济学。 在父亲的指导与严格教育下，穆勒先读了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之后又学习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后来，当回忆起这段生活的时候，穆勒表示，由于他时常参加父辈们的学术活动，所以认识了父亲最亲密的朋友大卫·李嘉图。他非常喜欢李嘉图的友好、善良与谦虚。在穆勒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之后，经常与李嘉图共同讨论这门科学的各种问题。 1820年，应边沁的邀请，穆勒去法国访问，在巴黎期间结识了萨伊与圣西门。返回英国后，穆勒在继续学习与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同时，也研究了法学与边沁的著作。1823年到1858年，穆勒在东印度公司工作，1865年到1868年，他当选为国会议员。之后，在一次选举中遭到失败，穆勒随即移居到法国的阿维尼翁，直到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