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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专题：《解读热点经济问题：经济学大师如是说》
第四篇是《论经济体系》，在这一篇中，亚当·斯密论证了“重商主义体系的不合理、（批评了）重商主义为了确保自身利益的目的而使用各种方法妨碍分工自由发展、殖民地的政治经济意义和农业体系(重农学派)”，论述了政治经济学体系。在这一篇里，他批判了重商主义的一些观点，也认真分析了重农主义的思想体系。亚当·斯密指出，贸易统制的理论阻碍了国民财富的增长，从而强调经济上应该自由放任。 第五篇是《论统治者或国家的收入》，研究了君主或者国家的收入问题。在该篇里，亚当·斯密论述了国家的财政对国民财富的影响。他将财政支出分为国防、司法、政府本身开支以及教育等几方面，主张实行廉价政府，减少政府的开支，同时对工资、利润与地租进行公平征税来增加国民财富。 在这本书里，亚当·斯密比之前的任何经济学家都更为深刻地揭示了社会经济的内部联系，让政治经济学变成了一个相当完整的理论体系。马克思表示：“在亚当·斯密那里，政治经济学已发展为某种整体，它所包括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 《国富论》的核心经济思想，就是告诉人们自由市场拥有自行调整机制，会自动倾向于生产社会最迫切需要的商品。比方说，在某种需要的产品供应短缺时，它的价格就会自然上升，价格上升会使生产商获得较高的利润，而为了追逐高利润，其他生产商也会竞相加入这个行业生产这种产品。生产增加的结果，一方面能够缓和原来供应短缺的问题；另一方面，随着生产商之间的竞争，供应增长会导致商品的价格降到“自然价格”即其生产成本，在这时利润就非常小甚至为零，于是生产商就会退出这个领域。接下来就又会重复上述的过程，在这个期间，没有人是有目的地想通过消除短缺来帮助社会，然而问题却得到了解决。亚当·斯密这样解释，每个人“只想得到自己的利益”，但是又好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引导着他去帮助实现另一种目标，这种目标并非是他本意所要追求的东西。通过追逐个人利益，增加社会财富、增进社会利益，其效果比他真的想促成社会效益时所能够得到的那一种要更好”。 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提出人性是自利的，他说：“我们的晚餐并非来自屠宰商、酿酒师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切；我们针对的不是他们的人性，而是他们的‘利己主义’；我们也从来不对他们谈起我们的需要，而只是谈到他们的利益。除了乞丐，没有人愿意以他人的恩赐为生。”而且，他的《国富论》就是从利己的本性出发来论述利己主义的利益观的。他主张“对每个人而言，只要他不触犯法律，都应该享有以自己的方式追求个人利益的自由”，但是亚当·斯密也强调“自利”并不等于自私，更不等于贪婪。在亚当·斯密看来，自利或利已是个人行为的出发点，而自私或贪婪会因为追求私利而不惜借助一切手段甚至伤害别人的利益，从而把社会带入“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 亚当·斯密还用了很大篇幅来阐述关于政府职能的理论。他反对政府干涉商业和商业事务、赞成低关税和自由贸易的观点，这对整个19世纪欧美各国政府政策的制定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亚当·斯密虽然赞成自由贸易，认为国际贸易可使交易双方同获其利，但他也认为在某些特殊条件下，自由贸易应该受到政府干预。生产者因为能够运用全球不同的资源来降低自己的成本，因此都正面支持自由贸易，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虽然不直接干预经济事务，但必须为生产商提供稳定的环境。 在涉及政府的主要职责方面，亚当·斯密对政府的职责做出了具体而狭隘的规划。他认为，政府的主要任务是对外抵御敌国、对内执行司法，此外就是“创建并经营某些公共工程”，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公共事业”的各种设施。 《国富论》以它严密的结构、深邃的结论、通俗生动的文字及精彩广博的例证引起了全世界的轰动，它所包括的不只是政治经济学，而且囊括了经济史、经济学说史与财政学。在该书中，亚当·斯密构建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概括了古典经济学在其形成阶段的理论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