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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他是很熟悉，可是，他在证券行业的所作所为，是我们在报道出来后才看见的。”不止一位采访对象这样面对采访。
在没有出事前，这位国家开发银行的副行长以极其活跃的形象出现在各个舞台: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兼职教授、不识谱的音乐家、证券行业的资深专家……他身上这么多的光环，使他截然不同于一般人心目中的官员。◎王恺
学者名声 1998年，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初创时期，按照一位光华老师的回忆，“当时缺乏一切”。既缺乏老师和学生，甚至连教育部的管理都付之阙如。王益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以证监会副主席身份去光华管理学院当兼职教授。 “他对学者身份很看重，并非像有的官员，上课纯粹是走过场。” 按照这位老师回忆，无论是当时还是多年后，王益的课都上得不差，“他备课很认真”。1999年，光华管理学院的EMBA课程初创，当时中国大多数院校对EMBA教育都很陌生，之前只有美国某高校办过相关课程，而且是以失败告终。 当时上什么课，大家都很茫然，只是隐约觉得，中国已经处在全球化的关键时刻，无论是企业还是企业家，都面临高速发展和全球化的挑战。而王益因为在证监会的位置上研究过资本市场，加上经常出国考察，“他的一些课程讲得很像样”。一位早期的EMBA学员还记得，王益的有些课程案例信息量很大，很贴合实际情况，“他后来讲全球化时代的企业并购，就很生动”。他还讲WTO时代的中国金融业发展，也有一定的说服力。 可在有的经济学家眼中，早年学习历史，后来在西南师大才读经济学博士的王益经济学功底其实很差，“是个水货”。特别是一些需要数学功底的经济学模型类的东西，“我们在那里说着讲着很热闹，他一点不通，可是有时候还是喜欢插话”。这位经济学家发现，“他是那种任何场合都要以自己为中心的人”。 当时王益的身份对北京大学的EMBA招生起了很大作用。开始时，他担任金融班的班主任，学生以企业家为主，而且是很多知名企业的，王石、李宁都是第一批学员，“很多学员，是冲着他证监会前副主席、国开行现副行长身份来的”。大家觉得，可以听到一些资本市场上公司运作的真实经验。 一位经济学家听过王益的公司治理课程，觉得他最大的问题，也是相对真实的问题是，“他并不懂得公司治理，可他按照自己早年下海后的一些感想，把公司当成了一种猎取金钱的工具”。他觉得听王益的课程，获得的不是学理上的清晰化，而是听取了一些“野蛮的个案”，或者一些有争议的手段，“感觉台上讲课的不是一位副部级官员，而是一位混迹江湖的老大”。 随着光华的逐渐发展，越来越多海归经济学家在这里授课，王益的经济学功力弱处越见显露，可是他依然自信，光华也给了他极高的待遇。 尽管有着这样或者那样的非议，可是，王益在光华的地位还是很稳固，他很享受“著名教授”的感觉。王益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介绍，如果王益出行，身边的工作人员一定要常常提醒那些初次见面的人，王益的身份不仅是国开行的副行长，还是“著名的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教授”。 另一方面，王益对光华管理学院也确实贡献不少，很多项目他都拿到光华来做，这就意味着一笔笔的科研经费能够进光华。一位老师还记得，“他很注意平衡，比如将几个项目平均分配，让老师们之间不要产生矛盾”。 这种投桃报李的行为，在日常场景中也经常出现。王益每次和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领导共同出现时，他总是介绍：“这是我们北京大学的胡适。”混迹于学界和官场的王益显然将两方面的某些东西结合在了一起。 人脉与亲属 王益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在学校短暂担任助教后进了中央顾问委员会办公厅，在那里工作长达7年。王益身边的人介绍，他的不少人脉是那个时间段积累的，“省级以上的干部包括秘书，王益很多都很熟悉，可以直接打交道”。 王益积累人脉的方式，据说很让对方舒服，并不突兀。一位曾和王益打过数次交道的人说:“他初次见面，给对方留下的印象一定很好。”除了那么多光环之外，他的为人处世的态度，也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云大科技”曾经的总经理付文明就对王益有很好的印象，即使在王益被“双规”的今天，他仍然开口就说王益好话。“他做事态度认真，工作有激情。”1983年毕业于云南大学企业管理专业的付文明被外界传说和王益关系很好，叫王益“大哥”，据说云大科技上市完全就是靠付文明与王益的交情，可是付文明自己完全否认。1998年，云南省按照部署，要完成一定公司的上市任务，“完全是指标化的，并非像现在公司上市那么困难”。所以，他在1998年和王益处于初次见面的状态，之后也没什么联系。 而1998年任职证监会副主席的王益正好来云南考察这一项目，大家都想他是云南人，又是肯定要上市的项目，应该很容易过关。可是付文明回忆，“他是个工作中很有激情的人，无论是他的手下，还是我们，要是汇报不清晰，都会被他驳回”。按照付文明的印象，云南人王益因为离开云南很早，并不和大家讲那些家乡情谊，但是，“他的做派又是云南的，他比较厚道，说话直爽，都是我们云南人的风格特征”。 可是和王益熟悉的一位经济学家却说，“他网罗了一大帮人在他周围，并不仅仅是单纯的利益组合，而是靠自己的一定的人格吸引力”。他一方面对下属严格，另一方面也给以很好的回报，“不少云南本地的人才，被他带到了外面的一些重要岗位上”。 这位经济学家说，被王益带出来的官员，都和他有共同的行事风格，“做事情胆子大”。 而且，王益擅长把自己周围的人组合在一起，例如在组织某企业上市的审查过程中，作为政策主管部门的证监会副主席的他有天然的优势地位，把券商、公司法人、政府官员全部组织起来，“很多人是因为他的关系，之后才成为朋友”。 “他的这种交朋友风格，在他早年的时候就已经很突出了。”王益一位年轻时代的朋友这么说。他是1976年和王益认识的，王益当时在昆明某钢铁企业工作，“王益的父亲是德宏州的州委办公厅的干部，在当时已经算是有能力的家庭了，否则他不可能被招工到昆明”。 也许是因为父亲的关系，王益能够在工厂取得长期病假，一面拿着工资，一面在芒市建设兵团师部医院休假、学习，这位朋友就是和他在医院认识的。“他谈历史、哲学、地理，都头头是道，很直爽。”这位朋友还发现，王益那时候就很有征服人的魅力，“指点江山，论起国家大事来头头是道，而且表示，他将来一定要出人头地”。 王益在北京工作后，并没有和家乡减少来往，把自己大量朋友、亲戚都从家乡带出来，安排在天津等地，并且形成了种种关系组合。与王益关系较近的一位经济学家介绍，“他是个看重天伦之乐的人”。这位经济学家的亲戚从美国回来，和他不太熟悉的王益要请他们全家吃饭，“席间也没谈什么，就是谈些家里人在一起玩什么之类的。看得出，王益很喜欢这种家庭式的聚会”。
原因就在于王益与妻子1996年就已经离婚，“他很早就把自己弟弟、妹妹弄到天津去，并且给他们都安排了很好的后路”。 王益的儿子在2001年去美国读书，当时他在国开行的副行长任上，“可是还是找了个机会去美国学习公共管理。许多不熟悉他的人觉得他是去美国镀金的，其实，他是去安排儿子生活的”。在这位经济学家的眼中，王益虽然经济学的水平不高，可是他爱家人，爱交朋友，爱吹自己的历史学、哲学知识，“是个很好的交往对象”。他们平时还不时地电话聊天，王益羡慕他的家庭幸福，说自己在国内虽是副部级官员，却并不自由，行动受到各种约束——虽然两人关系算熟悉，可是，王益极其注重自己的对外形象，也很能隐藏自己的所作所为，尽管平时说话言行也很随便，但他不轻易和非证券行业的人谈及自己的行业，所以这位经济学家对王益在证券行业的违法行为毫无所知。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光华管理学院，许多老师是在王益被“双规”后，才知道他在证券行业的勾当，“我们都大吃一惊”。 性格决定的命运 可是，王益的放肆是有目共睹的。一位王益的朋友说，“他的那种性格，决定了他的命运”。 性格体现在很多细节中，许多在光华的学员还记得王益的穿着打扮，相比起其他穿着闲散的老师，他的打扮正规而时尚，“经常打领带，甚至还有领结”。而且他很喜欢名牌，经常说自己的某项穿戴是某个顶级品牌的限量版，“这点和一般官员很不一样”。 上述那位和他很熟悉的经济学家开玩笑说起，记得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北海的仿膳餐厅，打着领结的王益进来后，他一时误会，以为他是餐厅的服务员，“喊他帮我在传说中的帝王宝座上照相”，结果王益瞪了他一眼，没有理他。 近年来，王益越来越混迹于各种人群，穿着也越来越随意。这位经济学家还记得王益有一次穿着西装短裤出场，上面却是正规的西装领带，颇搞怪，“可是他自己却觉得，穿得很时尚”。 与此同时，王益越来越不按一般官员的牌理出牌。他会召集一帮朋友出外旅游，而且去的都是不容易到的地方。2002年，他和一群券商、公司老板去西藏旅游，据说就是那次旅游发现了他自己的作曲才能，哼的曲调被同时出行的公司老总称之为最容易上口的美妙歌曲。他从此添加了一项爱好，用电脑作曲，兼举办音乐会。 2008年3月，他操纵太平洋证券上市的内部交易的一些情况被报道后，他仍然不在乎地出游。这次去的是云南剑川石窟，一个离昆明尚有若干小时车程之处，随其同行的就有央视某主持人，两人并不避讳接待方看见他们的亲密关系。按照剑川石窟工作人员的印象:“这位中央领导和一般领导不一样，很能讲，用家乡方言赞扬了石窟造像，说这些是白族智慧的结晶。他还赞美了沙溪的建筑群，说那些方圆结合的窗户是天圆地方的哲学观念的体现。” 只有了解王益很深的朋友才明白，王益的多才和夸夸其谈背后，隐藏的是放肆、虚荣和骄横的性格。那位经济学家和王益交往不久，就收到王益赠送的自己主编的若干本证券行业的著作。这位常年在美国的经济学家不懂事，与王益开玩笑，说他分析的是“初级市场”，王益当场就给了他脸色看，说他从国务院证券委办公室做起，还在海南涉身股市，又做了证监会副主席，说“关于证券的行业规则，没有人比我更熟悉”。说这话时，傲慢的神情、严肃的口气，都给这位学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也许就因为这种自以为是，才导致他在证券业的翻云覆雨越来越严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