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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益在证监会副主席一职上的时间并不算太长，但这5年却足以把他的前半生“串联”起来。他从29岁步入仕途以来开始积累的人脉资源，以及他在短暂的生意场上结识的朋友，都通过这个关键职位编织成了一个能量场。即使在王益1999年离任后，这个“场”对证券市场仍然保持着隐秘而巨大的“影响力”，并且，它显然失控了。
◎朱文轶 陈晓
为官还是为商，王益的选择 1992年，王益和中国证券市场都面临着一个选择。当年轰动一时的深圳“8·10”集体舞弊事件，让中国最早一批股民的信心受到沉重打击，之后的4天，两地股市大跌，上证指数的跌幅高达45%。身处岔路口的中国股市做出的选择，是在最短时间内，成立了专门的证券管理机构。10月12日，国务院证券委员会成立，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兼任主任。 1992年10月，被调至这个新成立的国务院证券委办公室担任副主任的王益面临的选择，则是关于自身前途。“此时的国务院证券委是个虚设的机构，并无实权，主要任务是协调重大政策和各部委的关系，然后联络10个部委的‘一把手’做委员或者副主任，并无具体的办事部门。”接近王益的知情人士说，“王益这段时间一直很困惑，继续留在这个部门，享受一个副局级官员的待遇，还是下海经商？” 其实，这不是王益一个人的困惑。这一年，在政府中层或低层官员中出现了一个下海经商热，后来他们管自己叫“92派”。当时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做宏观经济研究、在同年5月下海成立“嘉德拍卖”的陈东升是这个有着特殊含义名词的发明者。据当时一份报纸的统计，1992年全国至少有10万名党政干部下海经商，其中最知名的，是时任北京市旅游局局长的薄熙成，他于7月辞职，创办了一家酒店管理公司。 王益是“92派”成员之一，他经过接近一年时间权衡的结果，是选择下海。他在政府的资源帮助下迅速获得了“中国企业评价协会理事”的头衔。“1993年，公职在身的王益，加入到了海南淘金的热潮中。”这名知情人说，“不幸的是，王益夫妻二人赶上了海南开发的末班车，1992年底，1993年初，他们杀到海南，不到一年时间，1994年海南的房地产热就基本见顶了。”连像万通母公司海南万通这样更早涉足地产开发的企业都身陷危机，更不用说王益这样的后来者了。 因为实体经济受挫，王益打造自己的资本系、最终实现上市的梦想也随之破灭。“王益因为在证券办工作的环境，对于资本市场还是很敏感的，他下海的真正动机，是在资本市场上大施拳脚。所以，从一开始，王益和他的妻子王昭明就努力构造一个复杂的交叉持股的资本系。”知情人说，“王益1993年底创办北京百峰新技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由王昭明的海南海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控股，北京百峰又先后参股了云南宝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参与组建青岛新益城市信用社。没想到，海南宏观形势的恶化，终止了这个尚在雏形中的资本帝国。” 生意上的失利让王益反思自己的选择。“王益从毕业后工作就在机关任职，说实话，经过这次换位思考，他意识到自己并不适应生意场，办事求人的滋味很不好受，那两年多的从商经历让他疲惫不已。”国家开发银行一名接近王益的知情人说，“这让他下决心要重回仕途。”“1994年9月，处于生意全面危机时刻的王益，居然选择报考西南财经大学在职经济学博士，也是他这个决心的一个佐证。1997年，王益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题为《上市公司运行机制研究》。” 1993年6月，国务院决定将证券委办公室设在证监会。自此，证券委和证监会的工作人员和工作场所等初步实现一体化，两年后，国务院正式批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机构编制方案》，确定证监会为国务院证券委的监管执行机构，这次机构调整为王益重返证监会提供了机会。而王益远远没有想到的是，证监会的权力即将发生的巨大变化。 证监会官员后来也不断地分化，一些又陆续下海了，另一些则留在了这个部门，比如王益。下海的，包括王益担任证监会副主席时的秘书、国金证券董事长雷波;曾任证监会法律部主任、证监会杭州特派办主任、党委书记、证监会稽查一局局长的太平洋证券总经理王超等。 “成了运动员的裁判，不能说他们一定都有问题，但这对于行政色彩浓厚的中国式监管来说，本来就是一个隐患。”一名业内人士说，“他们和身处监管部门的王益编织了一个更大的‘舞台’。” 1995年，王益上任 王益到证监会的1995年，这个成立于资本市场蛮荒时代、一切仍在摸索之中的监管机构刚刚经历了一场关于规则的内部斗争。它的结果，是行政派战胜了市场派。 后者代表是中国证券市场的开山人物之一、现为中国投资总公司总经理的高西庆。对于监管权力过度集中的危险的察觉和警惕，是高西庆在1995年选择离开他一手参与创建的证监会的原因之一。“这是我第一次辞职。”高西庆说，“我在任时，有一次听人讲，我们部门的职员下班后，被一家公司的车接走了。后来这个职员告诉我是因为顺路。我就此专门开会讲过一次，‘顺路接的也不行，不能给人家瓜田李下的感觉’。但是一些人的思想与纪律脱节还很大，情况也变得越来越复杂。” 高西庆当时的职务是证监会发行部主任兼首席律师。这位1981年9月赴美留学法律、在华尔街担任律师、1989年回国担任“联办”（即现在的中国证券市场设计研究中心前身）首席律师的学者型官员，参与了中国证券市场酝酿时期最重要的两部启蒙型文件《关于促进中国证券市场法制化和规范化的政策建议》和《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设想》的起草。显然，在高西庆首次为官的3年里，他的西方经验遇到了挑战。 所有争论的焦点，围绕着证券监管制度设立之初，权力起点以及权力边界的规划;而权力的核心，又集中在证监会的“发审权”上。“证监会成立之初，很主要的一个内容是讨论发审权问题。”高西庆后来回忆，“当时我的态度是，这个权力的立法在市场。即使后来不得已而进行发审，我一贯的态度是应该放弃发审权。证券市场不是证监会或者任何一个其他政府部门可以左右其基本运作规则、确定其商品价值的地方。从长远看，这个作用只能由市场来起，应该把这个权力放回到市场上，不然各方面矛盾解决不了。” 但市场派的理论没有起作用。中国证券市场的特殊性之一，在于它是全世界100多个证券市场中唯一一个自上而下方式建立起来的市场。上世纪80年代末，上海、深圳两个地方政府积极筹建证券市场，各自制定了一套公司、证券规则。因此，即便按照发审权从一开始交给上交所和深交所，背后的主导者也是这两个实力雄厚的地方政府。“这里不光有理念问题，也有利益问题。”高西庆说，“地方政府开始做证券市场时，印花税都由地方得，后来才一点点和中央政府分成。” 行政和市场之争的表象下，是中央和地方之争——行政发审权力向证监会集中，是这个过程的必然结果。高西庆经历的证监会时代的前期，发行仍是一个弱势部门，但1993年之后，这一局面就逐渐被改变了。“早期的发行部还只是做样子。”高西庆说，“1993年证监会开始发行审查时，上海和深圳地方政府自己审查的企业就想直接上市。后来国务院协调的意见是，既然有了证监会，一定要证监会审，但地方政府已经审过的，证监会可以不实质性审查。由上海、深圳市政府报的几十家企业都这样上市了。”中央和地方长达数年的博弈到1997年画上了句号——两个证券交易所上收，发审权全部收归证监会。 王益成了最终实至名归的行政权力的收获者。高西庆离任后，他所负责的发行部，被刚刚就任证监会副主席的王益所接管。和他的前任相比，王益显然是一位充满本土色彩的监管层官员。1985年11月到1992年9月王益在中央顾问委员会办公厅工作的这段时间，为他积累了丰富的人脉和资源。“这些资源，在麻烦不断的股市蛮荒时代，的确显得更为有用。”一名接近王益的政府官员称。 王益之前没有海外留学经历，他的证券知识和对资本运作的理解来自1993年到1995年失败而短暂的下海经历。他的英语也很勉强，和这段时期开始活跃于国际资本市场的一批中国金融家形象迥然有别。一名任职于国家开发银行的知情人说，为了强化自己的英语能力，2001年，王益任国开行副行长的第三年，申请到哈佛大学进行了一次为期3个月的业务进修。不过，王益的学习能力和对问题本质的把握能力向来令同事和朋友们惊异。“他以前是搞证券的，突然进入银行业，按理说会有一个很长的适应过程，但王益很快就把他主抓的领导工作的各个环节和程序弄得很透彻了。”这名知情人说。 王益接替高西庆，被一些内部人士看成是证券管理部门内，本土派对海归派的一次胜利。胜利并非只是停留在人数优势，更多地体现在管理思路上。事实上仅仅从人数上看，海归派一直在增加，据证监会人事处2001年初的统计，当时证监会中的“海归人士”数量近50人，占证监会总人数的20%，且多数成为各部门的正、副职，思想路线与组织路线俱全。但其推出政策的行政色彩始终是其监管行为中挥之不去的争议点，直到2004年海归代表之一的史美伦离职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又一次被业内人士评价为海归派“水土不服”，他们“带给了股市未来，却没有带给我们现在”。 王益的权力 权力上升时期的证监会和同样处于权力上升期的王益在同一时刻站到了中国资本市场最醒目的舞台上。 权力还在继续向“有利于”王益的方向发展。在中国股市雏形初成的时期，市场越动荡，监管者所具有的裁量权就越大。从1995到1997年，股市正处于这样一轮罕见的暴涨暴跌的行情之中。 “应该说，王益1995年11月到证监会任副主席，让时任证监会主席的周道炯有了一个得力的助手。”接近王益的政府官员回忆说，证监会这一年都在被一位叫管金生的金融大佬和由他一手导演的“327国债期货事件”所困扰，这场国债期货市场的金融灾难席卷了大量的机构和中小投资人，上百万人的利益在“327事件”中受到牵涉。“王益应该说是受命于危难关头，这个时候，王益的人脉关系，本身也是证监会所需要的资源。” 这场灾难拖延了将近一年终于结束了，王益和证监会接下来面对的更大挑战，是“327事件”结束后紧随而来的股市暴涨。在央行两次下调利率的利好消息推波助澜下，股市井喷行情在1996年迅速发展到了令人惊心动魄的程度，上百只股票涨幅达5倍以上，这一年中国股民急剧增加并超过2100万人。为了炒股票，北方有农民甚至把耕牛都卖了。除了如何平稳股市，证监会当时还有一个具体的大麻烦，一支叫琼民源的“明星股”，在一年时间内股价升幅高达11倍，公司1996年的年报报出5.71亿元利润，每股收益1995年不足一厘钱，1996年暴增到0.867元。在其年报真实性遭证监会质疑后，琼民源开始闹起来。 这名官员回忆说，1997年3月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在北京举行，上市公司琼民源发表虚假信息，声称盈利5.71亿元，后来有人举报给证监会，证监会就通知他们公司，让他们核实后再公布，他们自己开股东大会要求暂时停牌。但在这一过程中，琼民源在3月7日雇了几卡车工人围攻证监会整整一天，说是证监会让他们停牌，使他们领不到工资了。“王益当时担任了这场危机的具体处理者。”这位知情官员说，“当时他带着办公室主任，代表证监会跟工人们对话，‘你们公司的报表不是讲赚了5.7亿元吗？既然赚了5.7亿元怎么会发不了工资？你们该去找你们公司领导人要工资’。与此同时，琼民源公司领导层还向党、政、人大、政协领导机构及新闻媒体发通电，告中国证监会违法。” 证监会在更高层的支持下，对琼民源进行了强硬的调查。结果显示，琼民源事件是中国证券市场建立后最严重的一桩造假欺诈案，10万股民因此被套。 这一事件，和一系列发生在股市的混乱再一次让决策层以最直观的方式看到股市失控带来的严重后果。同样最直观的答案是，避免琼民源事件再次发生的最好办法，是在源头上下功夫:“狠抓上市公司的质量。”而后者的解决之道，无疑是强化证监会的发审权。1997年，证监会结束了证券市场由9家单位多头管理的局面，收回了深、沪两个证券交易所及全国各期货交易所的地方管理权，改由证监会垂直管理。 琼民源事件，既是王益在证监会展现其实干能力的一次机会，也是王益的权力再一次得到强化的机会。1997到1999年，王益在证监会这段时期的信息极为稀缺，某些方面，和他当时所处的核心权力位置有关。随着发审权的高度集中，发审权成为证监会监管权力中最核心的部分，也是证监会对股市稳定进行宏观调控最重要的载体之一。 “十几年中国证券发行，任何一个公司的上市，其中一个相当关键的‘工作’就是与发审委打交道。这个交道打得成功与否，几乎就决定着公司能否上市。比如，如果在上市申报中知道了核审该公司的发审委委员，有的放矢地与之做好‘协调关系’，按照这些投行的说法，上市公司的成功几乎就是一大半。”一名接受采访的投行人士描述那个规则暧昧的岁月时说，“甚至为此，在市场中形成了一帮专门为准备上市的公司提供发审委委员名单的公关公司，包括按照索要名单人数多少讲价钱。”“即使发行部一名最低级别的公务员，所拥有的权力都不可思议，更不用说是身处权力中心的王益了。” 这种高度自由的行政权力，和王益后来在国家开发银行的权力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国开行的知情人说，“相比之下，银行的制度系统要严格得多，王益虽然是分管国际金融局、政研室、稽核、业务发展局、投资业务局等多个部门的副行长，但是权力却是被高度约束的”。这名知情人否认了关于王益事发于巨额贷款的说法，“像涉及几十亿元贷款的项目，不可能由一个副行长就说了算。从项目的进口、核算，到项目的审核，每一个环节都由不同的副行长分管”。 尽管王益在1999年由证监会副主席上调任国开行副行长的前因后果仍然不得而知，但权力上的失落感无疑是王益面对的精神现实，“他需要用个人爱好填充这个空白”。“也正是这个原因，他才有精力去哈佛上课。”这名知情人说，“他在工作之外还保持着进行大量阅读的习惯，他把喜欢的书目列成清单，推荐给下属。” 王益到国开行的第二年，这名知情人还发现，这位领导开始热衷甚至痴迷于谱写流行歌曲了。“他兴致高的时候，会把他新写的歌唱给下属听。后来没多久，他从流行歌曲转入交响乐了。”其实关注王益音乐才华的，仍然大多是当年那些证券界的朋友。曾有一家证券公司在周年庆祝会上由员工演唱司歌，该公司老总边看边给王益打电话:“老板，我们在演唱您创作的歌曲。”2006年6月10日，王益词曲的合唱《去远方》在北京音乐厅上演，即以“南方基金之夜”冠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