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影响的力度绝对没有某些观察家预言的那么严重,中国政府、企业和个人完全有时间、有能力通过加大人力资源投资,来提升人口红利,推动经济可持续增长
作者:Jonathan Anderson/文
过去60年,中国经济保持创世界纪录的高速增长,人口红利的贡献功不可没。 如今,中国人口老龄化压力已经越来越近,国际观察家都在质疑中国经济是否能维持目前的高速增长,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由于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施行,必将面临终结。 但我认为,人口老龄化影响的力度绝对没有某些观察家预言的那么严重,中国政府、企业和个人完全有时间和能力通过加大人力资源投资,来提升人口红利,促进全要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推动中国经济未来的可持续增长。 传统人口红利终结 毫无疑问,中国人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中国人口净增长在1950年—1975年高达2.1%,而如今这个指标已经降至0.6%。 我根据联合国人口委员会的三种情景分析估算,中国人口将在2032年达到高峰,为14.6亿。而中国国家统计局预测,中国人口峰值在2035年,为15亿。?更值得警惕的是,中国劳动力人口在2005年达到9.28亿的峰值之后,未来几年很可能将出现负增长。 劳动力人口减少反映出中国老年人急剧增加的趋势。当然,老年人占比增长在于中国过去一段时间出生率的减少,也因为医疗条件改善带来的人均寿命的延长。1951年,中国人均寿命才42岁,1970年不过60岁,而现在已经达到71岁,未来还可能继续延长。 通过不同国家人口老龄化的道路比较,中国比日本等提前到来了,这在于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扭曲了老龄化的道路。 根据中国人口增长趋势,许多国际观察家对于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深表忧虑。其中原因在于,人口高速增长通常能够提供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廉价劳动力,对中国这样正处于城市化进程之中的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 细解人口红利 国际观察家预言,如果中国经济就此陷入零增长或者负增长,那么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人口红利”也就会完全消失无踪。 果真如此吗?毫无疑问,中国经济肯定会受到老龄化的巨大影响,全球经济都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一因素的影响。但我认为,人口老龄化影响的力度绝对没有某些观察家预言的那么严重。要理解这点,首先让我们来看看什么是“人口红利”。 为什么经济增长能受“人口红利”的推动作用呢?其原因主要有四点:首先,劳动力数量增长让社会总产出更丰富;其次,劳动力从低端行业转移到更高端行业推动劳动生产率提高;再次,有关改善劳动力的一系列投资,包括让劳动者再教育,从而刺激投资和消费的需求;最后,劳动力和资本组合的优化,让劳动力升级可持续。 前两点纯粹是“人口红利”本身在发生作用,各国的工业化进程就可以给以证明。后两点则有所不同,最近更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也都在重复类似的故事。各国政府都注意到教育和投资对提高劳动者技能的作用,从而让经济步入更健康的发展轨道。 也就是说,经济体实际上可以通过投资(主要集中在教育和技术培训方面),把人口红利对经济的积极作用维持在稳定的水平上。那么,投资主导的“人口红利”作用能有多少。 数量增长的贡献削弱 根据瑞银研究,中国劳动人口增速将在2015年后进入下降通道,直接的人口红利由此出现下降。上世纪70年代和上世纪80年代,劳动人口增加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在2.5%以上。但自中国施行计划生育后,劳动人口增长比例明显放缓,对经济的贡献由此也不断下滑。1995—2005年,人口数量对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只有1.1%,到2020年后,就只剩下不到0.1%。 那么,劳动力转移对经济的直接作用会怎样呢?中国30年的经济改革历史,实际上是城市化的历史,在城市兴起和人口迁徙之中,大量劳动力将从农业生产部门转移到工业和服务业部门中去。 这之中,所有农业人口都变为工人或服务行业从业者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可供转移的劳动力数量也在逐渐减少之中。截至2007年底的统计数据,农村户籍人口有7.5亿。经过一系列调整后,我计算出中国务农人口只有大约5亿。 这数字当然是非常巨大的,中国耕地以及农副业生产水平,根本容纳不了这么多劳动力。联合国人口署研究报告指出,中国维持今天农业生产水平最多只需要1.5亿,因此有3.5亿农村富余人口。他们完全可以都投入到中国的工业和服务业部门中去。 但我认为,中国只需要1.5亿农业人口,是大大高估了中国的农业技术,也忽略了中国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造成土地分散耕种的本身影响。据我的测算,中国农业人口至少需要2.5亿到3亿之间。也就是说,中国农村只能向城市的工业和服务业部门提供2亿到2.5亿的劳动力。 乍一听起来,似乎不错。但这只是个“理论”数字。其原因在于农村富余劳动力中,许多早都已经来到城市务工,甚至一些都已经在城市定居了。中国社科院、国家统计局和农业部的统计估算,尽管统计口径各异,但都认为大约有9500万到1.2亿劳动力已在城市务工。 也就是说,可往城市输送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已不到1亿了。更重要的是,转移的劳动力数量占比已经不可能继续上升了。 综上所述,前两项人口红利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正在不断下降。瑞银研究测算,它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将在未来10年回落1.5%左右。 人力资源投资但我对中国经济依然充满信心,这在于后两项人口红利的作用。也就是说,人口结构变化对社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如果劳动力素质改善能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那么它的积极作用可能会超过人口数量变化的影响,因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意味着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统计数据表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大约为2%到3%,高于其它新兴市场国家1%的平均水平。但就此轻易断言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的贡献要高于其它新兴市场,是不科学的。原因在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中有一点因素必须剔除,也即人口从农业生产转移到工业生产带来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部分。 经过技术剔除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还是要高出其它新兴市场。中国全要素生产率中,有一部分来自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结构变化也要求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也创造了更高的全要素生产率。 道理很简单。在上世纪年初,从农村来到城市务工的青年劳动力,常只能承担最艰苦的体力工作,其原因在于他们缺乏劳动技术。但现在到城市农民工不仅识字率大大提高,而且都掌握了一定的基本技术,一些服务业从业者甚至都掌握了一定的劳动技术。 在这一过程中,也伴随着非常明显的劳动力转移:大量掌握简单技能的农业劳动力被转移到了工业生产部门,带动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此,我看到中国经济增长中,增长最快的就是工业部门。 中国人均收入在稳步提高,今后将有越来越多的劳动力转移到服务业,尤其是比较高端的服务业中。这同样可以视作新劳动力转移过程,此间全要素生产率也必将继续提高。 在农业人口转为工业人口的过程中,投资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帮助企业创造了足够的就业机会。我可以把它看作劳动力与资本的优化组合过程,他们对未来10年经济的贡献也将超过1%。 在中国经济新的可持续增长模式中,同样需要劳动力与资本的优化组合来继续推高全要素生产率。投资也将扮演更加重要的作用。不同的是,政府、企业和个人需要在教育上更多投资,以此来改善劳动力素质。 (作者为瑞银集团新兴市场研究主管,本刊记者齐忠恒/译)